(本文於2017年1月18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香港與各地發達國家近年政局走向分化,其實可追溯至三、四十年前開始的經濟不均。政治分化從不同事態發展顯現出來;英國脫歐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皆是最明顯不過的例子。但歸根究底,問題的根源所在,都離不開經濟不均。

 

這個大難題絕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延誤往往在於真正發現及認清問題、找出適當對策,以及取得政治共識,排除困難去解決問題。

 

本文的著眼點有四方面:一、經濟不均的根源;二、相關對策;三、擊破各種引致經濟不均的因素所需時限;四、在政治兩極化的容忍極限前的決策時機。以下分析重點聚焦於未來五年解決經濟不均的目標。

 

資本主義發達社會因經濟不均而引起政治紛爭,主要源自家庭收入不均,收入亦即取諸經濟生產資產所有權:即「資本」的每年回報。家庭若擁有豐厚的資本,則可得收入也多;從社會層面觀之,資本擁有權不均情況愈嚴重,所引致的收入不均就愈嚴重。

 

資本通常分為三大類:物業資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三者在歷史上則統稱為土地、勞工、資本(早期指機器);今時今日,不少家庭往往擁有三大類資本中的不同組合。

 

人力資本分配

 

一般人生來並不坐擁雄厚資本,須假以時日積聚,人力資本從學習累積,須作時間及金錢上的投資。

 

父母生活貧困,更難有條件藉借貸以投資於人力資本上;破碎家庭子弟往往家境清貧,學習環境欠佳,處境更為不利;在自由社會亦不容許以自身作扺押以借貸。年輕人欠缺信貸條件,亦無任何資產可資抵押的情況下,自然難以獲得銀行貸款,這是人力資本嚴重匱乏的根源之一,由此引至收入(勞動收入)不均。

 

政府所以撥款資助教育和醫療,在於提供平等機會,以利人力資本投資,志願機構亦有提供慈善捐款;這些都是為填補人力資本投資的資本市場失陷之處。

 

研究香港的人力資本分配,最佳辦法莫如分析可資衡量其回報的工資分佈。在1976至2016年期間,本地男性每年平均工資增幅為3%至3.7%,女性的增幅則為3.5%至4.2%。【看圖】分別將男性與女性年工資增幅與工資分佈百份位數加以對比,所得結果有三方面較為突出。

 

 

 

 

首先,在較高工資分佈百份位數,男性、女性的平均年工資增長率亦較高,可見男女之間工資分佈日趨不均。

 

至於工資分佈最低一組,男性年工資增幅為3%,女性為3.5%;在工資分佈頂層一組,男性的增幅為3.7%,女性則為4.2%。值得注意的是,中產階層的工資增幅較接近低薪階層,而非高薪階層。

 

長遠來說,中產階層工資增幅一旦逐漸貼近低薪階層,將產生「瀕窮」日增的趨勢,從政治角度而言,這遠比低薪階層貧窮率上升來得嚴重,因中產階層人數遠多於低薪階層,而且一般教育水平較高,在政治上亦較活躍。

 

第二,在男女工資分佈皆日趨不均的大前提下,家庭收入將會逐漸變得更加不均。基於門當戶對的慣性匹配傾向,高薪女性每與高薪男性結合,而低薪女性則每與低薪男性結合,更催化了家庭收入不均現象;這種慣性婚姻匹配傾向在香港尤其普遍,因低收入男性易於北上覓得低收入伴侶。

 

第三,圖中亦顯示,1976至1996年期內,平均年工資增長遠高於第二段20年(1996至2016年);第一段期內,男性工資增幅為4.7%至5.5%,女性工資增幅為5.2%至6.6%,第二段期內,男性與女性工資增幅則分別為1%至2% 以及1.1%至1.8%。

 

第二段期內工資增長顯著減慢,部份原因在於全球經濟整體放緩,另一因素為香港得享中國對外開放的優勢,已於第一段20年期內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取得收成。

 

隨着新移民(主要乃來自中國內地的女性)大批流入香港,繼而投入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的生產力大為「稀釋」。在第一段20年期內,來港男性與女性新移民分別有339500與354300名;1996至2011年的15年之間,移居本港的男性及女性則分別有183800與388400名。

 

由於這些女性新移民大多屬非技術性工人,投入勞工市場立刻打擊工資的增長,第二段20年期內女性工資增幅不再高於男性。與此同時,男性投入勞動市場的人數升勢則告一段落,自1996年以來,男性就業人口一直維持在190萬;從1996至2016年,女性就業人口則由110萬增至160萬。

 

第一段20年期內,製造業職位大舉北移,推高了今日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卻同時剝奪下一代這類工人提升生產技術的機會。非技術移民(以女性為主)大量流入香港,進一步使工資不均惡化,並為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立法議題平添政治壓力。

 

勞工收入不均現象日益嚴重,主要源於整體人口中,勞動人口技術分佈的惡化趨勢,這也正是新加坡生產力在近20年追上香港的主因。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本地高等教育學額不再增加。在增設高增值職位,以推動創新和科技基建方面,特區政府備受壓力,要取得成效,香港必須持續培訓、招徠高技術勞動力與新企業家創業。

 

培訓需從孩童時期開始,以至中學及大學階段,最終才能有成,單靠投入資金培訓,並不代表學員就能取得人力技術。在子女學前以至求學階段,家庭在培育方面所作投資同樣舉足輕重。

 

強制性教育必需行之有法,政府資助的幼兒護理中心雖在政治層面廣受歡迎,但以服務提供者取代父母,卻會窒礙孩童累積所需技能。

 

雖然當前美國的經濟生產力仍領先全球,但自1970年代以來出現放緩,皆因教育投資不足與家庭破碎日趨普遍。香港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亦出現類似情況,教育投資下降,造成高技術人才短缺、低技術勞工過剩,以致兩者之間的工資差距日益擴大。

 

社會的技術發展利於高技術人才就業,工資不均現象就更加惡化。

 

投資教育及幼兒護理,長遠而言雖對減輕工資不均至關重要,卻難望在短期之內收效。可惜在開放社會,凡事講求短期效益,政客目光短視。投資教育、培訓,在來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政綱中,恐怕不會受到重視。

 

鑑於香港當前的政治分化形勢,兼且反對派掌握教育界票源,建制派則穩操勞工界票源,政府不宜在這方面大展拳腳。

 

縱非所願,但形勢不由人,亦只能嘆句奈何。未來五年內要解決工資不均,任何從政者亦無指望交得出好的成績。

 

物質資本分配

 

由是須轉向處理其他資本問題。創業是累積物質資本的慣常方式。現今經濟的運作模式,股票市場令人無須自行創業,便可投資於不同機構。金融資本的發展,則使物質資本擁有權在社會上的分佈更為廣泛。

 

無論自行創業或以其他機構為投資對象,一方面須長期耕耘,養成知識和技能,另一方面須靠積蓄或累積信貸條件,才可取得融資途徑。除非有機會繼承父業,否則必須假以時日,才能累積到物質資本或金融資本,是以這兩類資本在社會上往往分配不均。

 

透過經濟政策重新分配物質及金融資本,或其收入,均會對經濟增長造成極大損害,實在萬萬不宜,且其對經濟不均有何影響亦屬未知之素。香港的低稅率和簡單稅制向屬本地經濟增長的兩大支柱,亦不宜妄加改動。

 

本地人口之中,僅得三份之一經濟活躍者須納稅,不論將現行稅制化簡為繁,抑或提高稅率,都不會獲得大眾支持,政府若在未來五年,在這方面作出任何調整措施,亦屬不智。

 

住宅物業財富分配

 

大城市住宅樓宇價格與租金上升已成為發達國家經濟不均的一大根源。這亦使置業成為保值的最佳方法。

 

在香港,擁有私樓不但是家庭財富狀況的一大關鍵,相對於人力資本或物質及金融資本,更是造成經濟不均的更重要成因,其作用甚至大於勞工收入不均。業主得以坐享樓價飆升成果,而無產一族無法受惠。

 

樓價高企,且不斷上漲,只因求過於供,尤以處於收分佈底層人士需求為最。從歷史角度而言,大批移民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湧進香港,是最初引致房屋需求激增的原因。不過,住戶的組成是個不斷演化的概念。

 

本地經濟日趨繁榮,即使父母年事已高或已退休,不少年輕人亦不願與父母同住。住戶結構出現變化,亦繫於離婚率趨升之勢,其中又以處於收入底層者佔多。要回應本地房屋需求,僅僅提供住宿並不足夠,還須滿足置業願望。

 

樓價升勢持續,無礙市民的置業動機,反而樓價遠超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才釀成怨聲載道。收入無法追上樓價升幅,往往被視為負擔能力的主要障礙,如此想法雖然無可厚非,卻並非主要原因。

 

問題的核心所在,是規管機關為保銀行免受風險,而要求巨額按揭首期,買家因而遇到周轉困難;無產一族欠缺可資貸款的抵押品,處境更為不利,資本市場亦無意為其效勞。

 

房屋資本市場愈趨不完善,令自置居所方面的經濟不均現象更形惡化,亦無助中產階層家庭為置業融資。

 

置業貸款無望,實質上等於將年輕一代拒諸門外,談不上分享未來經濟繁榮。部份擁有私樓的父母,既有能力也願意幫助子女置業。但若父母屬無產一族者,就難望如願以償了。按揭貸款市場未能發揮作用,經濟不均遂世代相傳,且變本加厲。

 

不少觀察家已明白到,所謂「房屋階梯」(housing ladder)概念現已失靈。租住公屋的低收入住戶,即使成為中等較低收入住戶,亦未能購買居屋單位,即使成為中等收入住戶,亦難望購買私樓。「房屋階梯」被打破,主要是由於規管當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弄致資本市場失靈。

 

現行增建公屋單位的政策,根本無法滿足大批有意自置物業的現有公屋租戶,缺乏「房屋階梯」,大批公屋租戶亦無法改善經濟條件;再者,現行的房屋建造政策,更未能滿足每年新增的房屋需求。

 

我們必需明白物業財富分佈不均,並非單純由於缺乏供應以致樓價上升,其實亦由於規管當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造成資本市場不完善所致;解決此一問題,將可大大改善經濟不均及打破政治分化的僵局。

 

靈驗終極改革

 

上述目標其實可在未來五年即下任特首的任期內達成,通過制訂明智的政策,即能將公屋及居屋單位價值解封,除可大大減輕房屋財富不均之外;更可透過奠定私人產業擁有權的基石,保障社會公平和自由。

 

要實現此一目標,政府應增建可供合資格住戶購買的公屋單位,把公屋售與現時租戶,並修訂居屋單位的補地價政策。除了銀行貸款之外,政府亦應為準買家提供長遠的融資安排來配合。

 

若能專注於收窄房屋財富鴻溝,而非拉近人力資本或物質及金融資本差距,相信可於未來五年內,顯著減輕經濟不均現象,但若未能就公共房屋改革制訂新策略而取得顯著成效,則在目前分化的政治環境中,勢難在政策上作出其他重大改變。改革公共房屋政策不力,有令政治分化形勢進一步惡化之虞,那時恐怕再多五年也難以挽回了。

 

放眼美國,奧巴馬總統八年任期即將屆滿,為二千萬先前不獲醫保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是其內政上的最大功績;但其實在一個總人口達三億二千萬的國家而言,只屬小恩小惠,卻也有可能被來屆政府推翻。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會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經濟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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