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2月8日载于《南华早报》)

 

有关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在香港失踪的新闻,在本地及国际社会均有广泛报导。有未经证实的报导指称这位人称「千亿庄家」的金融巨子,怀疑因在内地涉及与权贵生意往来,成为反贪腐行动的打击对象,从香港被挟持返回内地。

 

这宗失踪事件再度惹人疑虑,认为北京政府罔顾香港自治权和司法独立的情况日趋严重。

 

然而,对内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这并非关注重点。所谓「挟持」回内地之举,关键信息在于:各地富商若与内地掌权者有生意上不规范的合作,均存有危险性。

 

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或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富商巨贾无不忌惮当政者,在业务上每多步步为营,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顾虑。

 

商界首项顾虑:诸多规管和被征重税,大大削弱营商的灵活性。

 

一般而言,规管会增加固定成本,对小企业造成较沉重负担,加税则对大商家影响较大,商界自然倾向支持对规管营商知所节制的有限度政府。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报放宽规管和减税,股市随即应声上扬。

 

商界第二项顾虑:政府在决策上肆意妄为。各地历代富商大贾,莫不担心被君主、苏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财产,甚至惨遭罗织罪名。

 

工业化时代前的社会,富有人家均尽量保护财产,务求财产不被国家染指。例如,伊斯兰国家的富商例必将其名下不动产交由伊斯兰信托基金管理,称为「瓦合甫」(waqf)或「奉献基金」,指定专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献,例如清真寺、校舍、灯塔等等。

 

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视为神圣,统治者为免负上渎神之名,亦甘愿尊重有关财产的私有权,予以保障。

 

商界第三项顾虑:成为统治者的生意伙伴。与国家合作营商无疑是双刃剑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垄断特权、谋取厚利,但同时受制于统治者;更堪虞者在于引起贪污,为谋特权而鼓吹寻租,令商家沦为政治说客或政客附庸。

 

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处年代,正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大盛,商贸活动旨在富国,商家就是与国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务一概以国家颁授的专营权形式进行。在其名著《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阿当史密斯抨击垄断作为营商之道,主张以竞争取而代之。

 

时至今日,一般经济学课程都会讲授竞争有助促进创新、提升生产力、善用资源,从而惠及消费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张,在于指出国富系于消费者的富足,而非统治者之富贵。布尔乔亚(Bourgeois)价值遍地开花,同时为改善物质及精神世界带来新机遇。

 

 

现今世代的经济大事是中国、印度开始接纳阿当史密斯的经济观和香港经验,并且对久被否定的布尔乔亚重新赋予尊严和自由,从而大大激发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转型总会荆棘满途。纵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国重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前路,难免曲折漫长。

 

假使香港的布尔乔亚价值得到认同,商人受到尊重,未来发展将维持繁荣;若仍继续享有一贯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惧于肖建华失踪事件,毕竟其发迹主要乃是国家与内地市场关系持续转型的副产品。

 

政府若继续保持规管宽松、税率偏低,则商家应无惧于上文所述的首项顾虑;若政府不会任意充公商家财富,则第二项顾虑自然消失于无形。

 

不过第三项依然存在,也就是阿当史密斯在其身处时代所担忧的商业活动,亦即商人与国家合作营商,而却不获以法治为据,相信这亦是发生市民失踪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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