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3月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经济自由、政治平等,是界定现代文明的两大概念,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建基于保障私有产权的经济自由原则;民主政制则建基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并无与生俱来特权的原则。

 

然而这两大并存概念,却悠来隐含矛盾;不少人认为自由市场令不均现象恶化,左翼激进份子、进步主义份子以及社会自由派,从来就认定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应予废除,又或由政府透过措施规管,以减轻经济不均,并保障政治平等。

 

即使我辈经济学人,亦有人抱持自由市场使经济不均恶化的看法,而Thomas Piketty、Paul Krugman、Joseph Stiglitz等更素以主张大政府、小市场知名。

 

市场受敌背景

 

左倾自由主义起源,可追溯至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代表人物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中,指出自由市场虽有利于解决经济生产问题,但对分配不均问题却无能为力;左倾自由派、进步主义份子,甚至社会主义理论家一向对市场概念不以为然,自然乐见Mill在崇尚政治自由、鼓吹为女性争取平等政治权利、支持经济自由的同时,亦提出市场无助于解决分配不均的论点。美国已故政治哲学家John Rawls结合Mill的功利主义与康德(Immanuel Kant)理想主义的哲学原则,成为20世纪备受社会自由派推崇哲学家的表表者。

 

Mill既有社会主义倾向,自然寻求在无损经济生产诱因的前提下,以税收手段将收入及财富重新分配,以达成平等目标,但结果事与愿违。即使19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学家Henry George提出,向土地及土地产业征税,同样未能过关,皆因若对土地征税,难免影响土地相对于其他资源的用途,若无法划一土地税率,又会对经济活动的地区分布产生影响。

 

以定额税(lump sum tax)重新分配收入,而不损经济生产诱因的概念并不实际,但经济学者仍拒绝放弃以税收重新分配收入的主张。另一方面,税率对生产诱因所造成的扭曲效应,自然愈低就愈少影响,而某些税种对生产诱因的扭曲效应亦显然较低。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张采取「负入息税」(negative income tax)措施,皆因此法在将收入重新分配给低收入家庭方面,可取得较大成本效益,对比之下,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各种社福计划,则只为管理有关计划的公务员、服务供应者创造职位。美国政府虽然采纳佛利民的建议,却没有取消当时正在推行的种种社福计划,如此一来,他的建议非但未能取代低成本效益的计划,更成为另一项新加措施,徒添负担。

 

基于社会主义倾向,Mill的另一质疑是:扩大市场在经济资源分配的作用,究竟会加剧抑或减轻不均?「滴漏效应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或Arthur Laffer提出的供应方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认为低税率(尤以用于富者而言)可助长经济,利用创造就业机会造福低收入工人;这在理论层面有可能,但实际上却不是必然的。

 

由于一向以来敌视市场,不少左倾自由派认为市场不能减轻不均,并对市场扩展之势多加责难,声称全球经济融合,导致各国本地经济不均更见严重,但实情究竟如何?不均现象加剧究竟由市场融合趋势所致,抑或应归咎于随着科技发展,对高技术工人需求渐增,造成高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距日形扩阔?又或是因为低收入家庭的离异个案日增造成贫者愈?

 

若原因属于后两者,则即使全球经济融合告终,亦不会减慢不均加剧趋势,反令进口消费品价格更高昂,不利低收入家庭,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已有甚多实证可援。是以实不应妄下结论,将不均加剧问题归咎于全球经济融合。

 

贫富悬殊祸首

 

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认为香港经济不均加剧的罪魁祸首乃是房屋资本拥有权,下文透过引述由左倾的Thomas Piketty所著《廿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书中的实证研究,作为我的分析论据。

 

Piketty的研究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在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融合步伐加速,各发达工业国的资本对收入比例提升,收入与财富不均亦于同期加剧;其结论在于各地市场的政治经济,历经资本回报凌驾收入或工资增长的过程,导致资本集于少数人手中。

 

他主张各国开征全球资本税,以减轻不均效应,并藉此恢复经济增长。

 

Piketty书中左证之误,已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研究生Matthew Rognlie道破,并指出资本对收入比例所以增加,皆因房屋资本升势;事实上,自从二战结束,商业及金融资本对收入比例一直维持不变。至于劳工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日减之谜,亦可透过房屋资本的收入比例升势加以破解。

 

Piketty书中的发现,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解说,是全球经济融合日盛,令各国收入增长,对房产的需求日增。大部份国家(尤其是国际大都会)的房屋资产,因而水涨船高。在法治完善,物业产权备受保障之地,物业价值升势更为可观,皆因外地投资者亦踊跃入市。

 

但由于房屋供应受制于发展及重建规管,未能增加供应,情况于是恶化。财富拥有权(以及随之形成的收入)不均现象愈来愈严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房屋拥有权不均相关,此现象同时见于民主或非民主国家,与政制无关。

 

目前,地理位置已成为全球不均现象的关键因素。Branko Milanovic的一项大规模实证研究显示,当今环球不均现象的因素之中,地理因素远较经济阶层因素重要,并构成强大压力,贫穷地区移民大量涌向发达地区。人口日渐老化而工作人口递减的发达国家,会选择性地欢迎外来移民;事实上,移民潮推动全球经济融合,但亦同时激化本土矛盾以及国际保护主义。

 

至于香港,由于楼价自1980年代初开始升势不断(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除外),房屋资本拥有权成为不均现象的首要根源;2016年,私楼与公营房屋住户比率分别为54% 与46%,私楼与公营房屋业主所占全港住戸比率则分别为36% 与15%。公营房屋业主物业权益有限,因尚须向政府补地价,换言之,有关单位与政府共同拥有,政府实为单位的合伙业主。

 

全港住户中仅得36% 为真正自置居所业主,房屋资本无疑是财富不均的首要根源。除非公营房屋业权与租住单位全面私有化,否则全港有46% 的住户未能在楼价升势中分享房屋财富升幅,拥有房屋与他们的距离愈见遥远,房屋资本不均只会挥之不去。

 

扭转不均关键

 

政府必须改革公营房屋计划,以协助合资格申请住户成为真正业主,否则被拒诸私楼市场的住户数目日增,无形中遭剥夺累积财富的机会。目前,一个四口之家申请居屋单位的入息上限为每月52,000元,全港约有80% 住户合乎资格。

 

由此可见,公营房屋政策无形中许下承诺,为五份之四人口供应居所,最终目标自然是与新加坡政府的公开政策看齐,当地有80% 住户已居于由政府提供的建屋发展局单位,其中近95% 为住户自置,毋须一如香港般向政府补地价。相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公营房屋政策,特区政府未免瞠乎其后:虽然间接承诺为八成住户提供公营房屋单位,但只能令46% 住户得偿所愿,反观新加坡却已达标,为80%住户提供屋所(为不同类型)。

 

香港市民难免满怀怨气。首先,落成公营房屋单位数目远远未能达标;其次,公营房屋单位主要供租住而非住户自置,可买单位则尚待补地价,并非住户全权拥有。因此,大部份有意置业的市民,若要摆脱未能跻身财富分布顶层的命运,只有从私楼市场入手。

 

本地政治怨气,主要并非来自社会低层,而是处于中层人士,他们的政治呼声最响、最为活跃,认为自身困境乃由建制精英掌控的政制所造成。

 

中等入息住户现时境况颓唐,除因楼价高踞不下,更大原因乃无法借助按揭市场融资。

 

1991年以前,私楼的按揭成数高达九成,仅付一成首期已可置业。不过,当局恐防楼市泡沫爆破,或导致社会整体受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于是于1991年将按揭成数调整至七成,更在2009年下调至六成。按揭成数不断调低,楼价在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物业,至2011年更低至五成。

 

影响所及,今时今日只有储足首期的买家才可借助住宅按揭市场买楼,实际上等于将中等入息阶层拒诸门外。1990年代初期,本地入息急速上升,置业门坎尚不虑过高,但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如此优势不复。扼杀市民藉按揭融资的机会,更加剧近25年来的不均现象,足证利自由市场根本不会加剧不均现象,缺乏自由市场才会令不均现象恶化。

 

下调按揭借贷成数也许有其经济学上的理据,但却扼杀胼手胝足的低收入家庭改善经济条件的机会。正因如此,政府更必须一改以出租公屋为主的政策,增加可供住户自置的单位。

 

政府与其扮演中等入息和低收入住户合伙业主的角色,倒不如改当待补地价的债权人,如此一来,待补地价可固定于原价水平,不再随楼价飙升。政府实际上亦即为合资格的中等入息及低收入家庭恢复按揭贷款市场。按揭贷款市场既专为公营房屋而设,所有成交仅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出现,根本不虑出现泡沫现象。

 

纵使资产市场出现失控泡沫现象在所难免,然而一味扼杀按揭贷款市场,只会令中等入息与低收入家庭吃亏,粉碎有助向上流动性的房屋阶梯。既然公屋土地由政府独家供应,要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恢复按揭贷款的市场功能绝非难事,此亦大大有助减轻不均,平息政治分化,令社会上人人受惠。房屋资产在香港如此珍贵,若仍不肯为社会大众着想,让按揭贷款市场功能恢复正常运作,实属罪无可恕!市场万岁!

 

参考文献:

 

Branko Milanovic,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2010, Basic Books, New York.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01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2014.

 

Matthew Rognlie, “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Accumulation or Scarc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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