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3月1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經濟自由、政治平等,是界定現代文明的兩大概念,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建基於保障私有產權的經濟自由原則;民主政制則建基於人人政治權利平等、並無與生俱來特權的原則。

 

然而這兩大並存概念,卻悠來隱含矛盾;不少人認為自由市場令不均現象惡化,左翼激進份子、進步主義份子以及社會自由派,從來就認定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應予廢除,又或由政府透過措施規管,以減輕經濟不均,並保障政治平等。

 

即使我輩經濟學人,亦有人抱持自由市場使經濟不均惡化的看法,而Thomas Piketty、Paul Krugman、Joseph Stiglitz等更素以主張大政府、小市場知名。

 

市場受敵背景

 

左傾自由主義起源,可追溯至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代表人物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中,指出自由市場雖有利於解決經濟生產問題,但對分配不均問題卻無能為力;左傾自由派、進步主義份子,甚至社會主義理論家一向對市場概念不以為然,自然樂見Mill在崇尚政治自由、鼓吹為女性爭取平等政治權利、支持經濟自由的同時,亦提出市場無助於解決分配不均的論點。美國已故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結合Mill的功利主義與康德(Immanuel Kant)理想主義的哲學原則,成為20世紀備受社會自由派推崇哲學家的表表者。

 

Mill既有社會主義傾向,自然尋求在無損經濟生產誘因的前提下,以稅收手段將收入及財富重新分配,以達成平等目標,但結果事與願違。即使19世紀美國政治經濟學家Henry George提出,向土地及土地產業徵稅,同樣未能過關,皆因若對土地徵稅,難免影響土地相對於其他資源的用途,若無法劃一土地稅率,又會對經濟活動的地區分佈產生影響。

 

以定額稅(lump sum tax)重新分配收入,而不損經濟生產誘因的概念並不實際,但經濟學者仍拒絕放棄以稅收重新分配收入的主張。另一方面,稅率對生產誘因所造成的扭曲效應,自然愈低就愈少影響,而某些稅種對生產誘因的扭曲效應亦顯然較低。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採取「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措施,皆因此法在將收入重新分配給低收入家庭方面,可取得較大成本效益,對比之下,由美國政府支援的各種社福計劃,則只為管理有關計劃的公務員、服務供應者創造職位。美國政府雖然採納佛利民的建議,卻沒有取消當時正在推行的種種社福計劃,如此一來,他的建議非但未能取代低成本效益的計劃,更成為另一項新加措施,徒添負擔。

 

基於社會主義傾向,Mill的另一質疑是:擴大市場在經濟資源分配的作用,究竟會加劇抑或減輕不均?「滴漏效應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或Arthur Laffer提出的供應方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認為低稅率(尤以用於富者而言)可助長經濟,利用創造就業機會造福低收入工人;這在理論層面有可能,但實際上卻不是必然的。

 

由於一向以來敵視市場,不少左傾自由派認為市場不能減輕不均,並對市場擴展之勢多加責難,聲稱全球經濟融合,導致各國本地經濟不均更見嚴重,但實情究竟如何?不均現象加劇究竟由市場融合趨勢所致,抑或應歸咎於隨着科技發展,對高技術工人需求漸增,造成高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之間工資差距日形擴闊?又或是因為低收入家庭的離異個案日增造成貧者愈?

 

若原因屬於後兩者,則即使全球經濟融合告終,亦不會減慢不均加劇趨勢,反令進口消費品價格更高昂,不利低收入家庭,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已有甚多實証可援。是以實不應妄下結論,將不均加劇問題歸咎於全球經濟融合。

 

貧富懸殊禍首

 

那還有什麼其他原因?我認為香港經濟不均加劇的罪魁禍首乃是房屋資本擁有權,下文透過引述由左傾的Thomas Piketty所著《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書中的實證研究,作為我的分析論據。

 

Piketty的研究顯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尤其在19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融合步伐加速,各發達工業國的資本對收入比例提升,收入與財富不均亦於同期加劇;其結論在於各地市場的政治經濟,歷經資本回報凌駕收入或工資增長的過程,導致資本集於少數人手中。

 

他主張各國開徵全球資本稅,以減輕不均效應,並藉此恢復經濟增長。

 

Piketty書中佐證之誤,已由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研究生Matthew Rognlie道破,並指出資本對收入比例所以增加,皆因房屋資本升勢;事實上,自從二戰結束,商業及金融資本對收入比例一直維持不變。至於勞工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日減之謎,亦可透過房屋資本的收入比例升勢加以破解。

 

Piketty書中的發現,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解說,是全球經濟融合日盛,令各國收入增長,對房產的需求日增。大部份國家(尤其是國際大都會)的房屋資產,因而水漲船高。在法治完善,物業產權備受保障之地,物業價值升勢更為可觀,皆因外地投資者亦踴躍入市。

 

但由於房屋供應受制於發展及重建規管,未能增加供應,情況於是惡化。財富擁有權(以及隨之形成的收入)不均現象愈來愈嚴重,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與房屋擁有權不均相關,此現象同時見於民主或非民主國家,與政制無關。

 

目前,地理位置已成為全球不均現象的關鍵因素。Branko Milanovic的一項大規模實證研究顯示,當今環球不均現象的因素之中,地理因素遠較經濟階層因素重要,並構成強大壓力,貧窮地區移民大量湧向發達地區。人口日漸老化而工作人口遞減的發達國家,會選擇性地歡迎外來移民;事實上,移民潮推動全球經濟融合,但亦同時激化本土矛盾以及國際保護主義。

 

至於香港,由於樓價自1980年代初開始升勢不斷(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除外),房屋資本擁有權成為不均現象的首要根源;2016年,私樓與公營房屋住戶比率分別為54% 與46%,私樓與公營房屋業主所佔全港住戸比率則分別為36% 與15%。公營房屋業主物業權益有限,因尚須向政府補地價,換言之,有關單位與政府共同擁有,政府實為單位的合夥業主。

 

全港住戶中僅得36% 為真正自置居所業主,房屋資本無疑是財富不均的首要根源。除非公營房屋業權與租住單位全面私有化,否則全港有46% 的住戶未能在樓價升勢中分享房屋財富升幅,擁有房屋與他們的距離愈見遙遠,房屋資本不均只會揮之不去。

 

扭轉不均關鍵

 

政府必須改革公營房屋計劃,以協助合資格申請住戶成為真正業主,否則被拒諸私樓市場的住戶數目日增,無形中遭剝奪累積財富的機會。目前,一個四口之家申請居屋單位的入息上限為每月52,000元,全港約有80% 住戶合乎資格。

 

由此可見,公營房屋政策無形中許下承諾,為五份之四人口供應居所,最終目標自然是與新加坡政府的公開政策看齊,當地有80% 住戶已居於由政府提供的建屋發展局單位,其中近95% 為住戶自置,毋須一如香港般向政府補地價。相對於新加坡政府的公營房屋政策,特區政府未免瞠乎其後:雖然間接承諾為八成住戶提供公營房屋單位,但只能令46% 住戶得償所願,反觀新加坡卻已達標,為80%住戶提供屋所(為不同類型)。

 

香港市民難免滿懷怨氣。首先,落成公營房屋單位數目遠遠未能達標;其次,公營房屋單位主要供租住而非住戶自置,可買單位則尚待補地價,並非住戶全權擁有。因此,大部份有意置業的市民,若要擺脫未能躋身財富分佈頂層的命運,只有從私樓市場入手。

 

本地政治怨氣,主要並非來自社會低層,而是處於中層人士,他們的政治呼聲最響、最為活躍,認為自身困境乃由建制精英掌控的政制所造成。

 

中等入息住戶現時境況頹唐,除因樓價高踞不下,更大原因乃無法借助按揭市場融資。

 

1991年以前,私樓的按揭成數高達九成,僅付一成首期已可置業。不過,當局恐防樓市泡沫爆破,或導致社會整體受損的系統性銀行危機,於是於1991年將按揭成數調整至七成,更在2009年下調至六成。按揭成數不斷調低,樓價在一千二百萬元以上的物業,至2011年更低至五成。

 

影響所及,今時今日只有儲足首期的買家才可借助住宅按揭市場買樓,實際上等於將中等入息階層拒諸門外。1990年代初期,本地入息急速上升,置業門檻尚不慮過高,但自從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如此優勢不復。扼殺市民藉按揭融資的機會,更加劇近25年來的不均現象,足證自由市場根本不會加劇不均現象,缺乏自由市場才會令不均現象惡化。

 

下調按揭借貸成數也許有其經濟學上的理據,但卻扼殺胼手胝足的低收入家庭改善經濟條件的機會。正因如此,政府更必須一改以出租公屋為主的政策,增加可供住戶自置的單位。

 

政府與其扮演中等入息和低收入住戶合夥業主的角色,倒不如改當待補地價的債權人,如此一來,待補地價可固定於原價水平,不再隨樓價飆升。政府實際上亦即為合資格的中等入息及低收入家庭恢復按揭貸款市場。按揭貸款市場既專為公營房屋而設,所有成交僅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出現,根本不慮出現泡沫現象。

 

縱使資產市場出現失控泡沫現象在所難免,然而一味扼殺按揭貸款市場,只會令中等入息與低收入家庭吃虧,粉碎有助向上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既然公屋土地由政府獨家供應,要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中恢復按揭貸款的市場功能絕非難事,此亦大大有助減輕不均,平息政治分化,令社會上人人受惠。房屋資產在香港如此珍貴,若仍不肯為社會大眾着想,讓按揭貸款市場功能恢復正常運作,實屬罪無可恕!市場萬歲!

 

參考文獻:

 

Branko Milanovic,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2010, Basic Books, New York.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01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2014.

 

Matthew Rognlie, “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Accumulation or Scarc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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