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3月29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知識型經濟

 

未來社會勢將由知識主導。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佔發達國家工作人口一半,增長速度更將成為工作人口中之冠,這將如何改變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對未來政治又將有何影響?

 

若與經濟相比,這對整體社會的影響較大。知識工作者具有專業知識作為「人力資本」,本身即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互惠基金及公積金的股份,知識工作者佔大多數,亦屬資本家身份。

 

此輩在工作上與工作夥伴合作,只論資歷之深淺,而無上級與下屬之分。歷史上,不少職業的工作崗位都有性別劃分,但知識型工作則無分男女。與性別相關的固有優厚待遇,在知識型經濟中較為次要。

 

知識無分界限,跨越疆界,原則上,任何人只要具備知識,都有望出人頭地。在知識型社會中,機構或個人均須面對激烈競爭,即使以地方市場為服務對象的機構,但由於顧客易於搜羅世界各地知識,亦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

 

隨着教育日漸普及,知識工作者須與知識水平相當者競爭,各地政府為保障本國知識工作者的利益,往往採取發牌或限制外來移民等措施,以但科技逐漸發達,將有利於電子網絡平台的交易,要保障此輩利益毫不輕易,畢竟顧客流動趨勢已成,不能逆轉。

 

知識雖然有助員工履行某些職責,卻無法保證工作表現合乎理想;須知掌握知識不難,但有知識不等於定能成功,知識工作者各有優劣成敗的表現,並非單靠擁有知識或技術知識。

 

種種「軟性技能」(soft skills),諸如是否開朗積極,善於與人合作,以至毅力、常識、解難及克服逆境的能力,全都至關重要,此等條件從前統稱「德行」,從前哲學家相信可透過鍛鍊而獲得,一如培育個人品格。

 

適者生存世代

 

高程度知識工作者古已有之,例如醫生、律師、科學家、神職人員、教師等,然而放眼未來,知識技術專家(knowledge technologists),仍須依靠雙手工作,及運用大量透過正規教育(非學徒制)所獲知識的一類工作者,勢將在工作人口中佔主導地位。

 

縱然人手作業佔大部份工作時間,這類工作者自視為專業人士,而非任由上級驅使一族,由於知識無分階級,他們自然期望獲得應有尊重。他們對工作的自覺性與專業知識使他們構成團結及組織完善的群體。

 

他們對自己確認的身份往往令同行之間關係宻切,看重彼此關係尤甚於工作本身,是以雖有轉工現象,卻甚少改行,對同行口碑的重視程度尤甚於僱主。

 

知識容易過時,這類工作者須靠持續進修更新知識。既以知識為本,即使技術高度專門,在行內的流動性也極高。知識技術專家固然看重金錢,卻未至於凌駕工作表現和成就感,個人專業也被視作其終身職志。

 

只要達至教育普及,知識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足以帶來無限機會,任何阻礙向上流動的事物,都會被視為一種歧視現象。而良好表現和成就,更可兼得金錢報酬與社會地位。

 

競爭造成壓力,卻是知識型社會向上流動性的代價,在學習階段已經出現,令人產生抗拒。要在充滿競爭的社會中促進競爭,保持學習興趣和熱誠,無疑是一大挑戰。

 

自從1970年代以來,新科技發展傾向惠及知識在握的一群,教育程度較高者工資升幅遠高於程度較低者。目前經濟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學生與年輕工作者面對的競爭日趨白熱化,背後主因即在於此。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一書正好一語道破,指出白種美國人所以陷入經濟困境,源自破碎家庭與單親家庭的趨勢。出身這類家庭的子弟,日後的社會向上流動性看來將大打折扣,在低收入以至中等入息家庭中尤其嚴重;高收入家庭所受影響遠低於此,子女表現較為優異,平步上進。

 

富有兼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較能為子女籌劃未來,形成富豪政治(plutocracy)的不良影響。近年有關跨代流動性議題,例如芝加哥大學赫曼教授(James Heckman)對幼兒教育的專題研究以及美國史丹福大學Raj Chetty教授對鄰舍環境的學術研究,均特別強調這兩方面對促進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

 

餘暇自主新風

 

近兩個世紀以來全球的經濟繁榮,一直有賴各地生產力持續增長之勢,市場帶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更有助改善人類健康,延長壽命,並促進自由和流動性。知識型經濟壯大的特點,就是人們工作賺錢的時間日短,而用於追求知識和享受餘暇的時間日長。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William Fogel)曾對1880至1995年期間,美國一般男性戶主每年日常生活的時間分配作出估算(【表1)。睡眠、飲食與個人衛生、日常雜務、上下班交通、生病等方面大概變化不大,至於工作賺錢的時間,1880年每日平均為8.5小時,1995年之際則銳減至4.7小時,預計2040年更進一步減至3.8小時(註:平均以一年365日計算,其中包括週末及公眾假期)。

 

1 每年時間分配趨勢:一般男性戶主平均一年365天每日時數分配

  1880 1995 2040
睡眠  8.0 8.0 8.0
飲食與個人衛生 2.0 2.0 2.0
日常雜務 2.0 2.0 2.0
上下班交通 1.0 1.0 0.5
生病 0.7 0.5 0.5
工作 8.5 4.7 3.8
小計 22.2 18.2 16.8
餘暇活動 1.8 5.8 7.2

 

可供餘暇活動的時間則由1880年每日1.8小時,增至1995年每日5.8小時,預計在2014年進一步增至7.2小時。不過餘暇一詞也許未夠貼切,皆因其中時間未必都用於享受與(結伴)學習,部份或會用於照顧別人或義務工作方面。工作多屬無償性質,改用「無償志願工作時數」(voluntary work hours)相信較為合適。

 

若加入人口預期壽命自1880年以來的增長數字,則人人終身可支配的時間,整體上亦有增加。其中有部份乃非自主支配時間(non-discretionary time),皆因睡眠、飲食、個人衛生和日常雜務方面,均是必須撥出的一定時間,然而個人一生之中的自主支配時間,則可望大幅增加(【表2)。

 

2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時間分配的預計趨勢

  1880 1995 2040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時數 225,900(100%) 298,500(100%) 321,900(100%)
一生中賺錢工作時數 182,100(80.6%) 122,400(41.0%) 75,900(23.6%)
一生中無償志願工作時數 43,800(19.4%) 176,100(59.0%) 246,000(76.4%)

 

一般美國人一生之中可自主支配總時數,估計由1880年的229500小時,增至1995年的298500小時,2040年預期進一步增至321900小時;此等數字仍有可能低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生中賺錢工作時數將由1880年的182100小時,減至1995年的122400小時,預計於2040年更大跌至75900小時。估計一生中無償志願工作時數,由1880年的43800小時增至1995年的176100小時,2040年將進一步跳升至246000小時。

 

將來,一般人每日可自主支配的時間分配,僅有四份之一用來工作賺錢,而四份之三則在無償志願工作,下一世代更為關注賺錢工作以外的個人興趣,精神上滿足感的重要性,勢將等同於物質上的滿足感,甚或尤有過之。

 

人到中年,知識專業人士往往在經濟上停滯不前,在努力工作賺錢一環,大概已臻頂峰。若這類工作者無法另闢個人與群體天地,培養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則會出現問題。對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令他們有機會於個人或精神層面再作發展,甚至作出貢獻,獲得成就感。

 

多元社會政治

 

社會上最終權力來源只得一個,亦即中央集權政府,這是現代社會與政治理論宣揚的道理。社會上普遍視一切社會問題與難關,都可以亦應由政府處理,這一信念在1960年代亦普遍獲得認同;20世紀的前半期,由單一的政府機關獨攬大權已成主導。

 

然而中央集權之勢現已逆轉。Moisés Naím在其所著The End of Power一書中,作出如此觀察:「從會議室到戰場,從教堂到國家,為何主持大局已今非昔比。」知識型經濟產生出全新的多元社會(pluralist society),由專門知識工作者主導,而他們在個人與精神層面各有信念和興趣。

 

這類工作者的權力,部份源於其完善的組織與聯繫。其中很早出現,且具備完善組織的非政府群體,就是商界企業,他們透過市場經濟建立起良好的聯繫。各大學也日趨自主,儼如一座座生產知識的獨立城堡;社區組織(主要為非牟利組織)則形成社會上的第三部門(third sector)。

 

組織的力量,在於其單一目標的特性,若要現代多元社繼續進步,則必須保存這個優點,進一步分工,加強其專門特質,才能不斷提高其生產力。無論大學、醫院、教會、企業、慈善團體,或任何協會等等,均須自主經營,專注本身任務及使命,方有動力。

 

歷史證明,近150年來,論業績表現,向以任務為本的自主機構獨佔鰲頭。一旦脫離營運焦點,優秀業績就難以持續。「萬能」政府表現所以每況愈下,正因凡事必管,缺乏焦點。

 

對於商界組織,市場的作用在於通過價格機制,處理矛盾沖突。價格能夠提供信號兼誘因,將資源導向社會所需的途徑;但對於調解非牟利組織之間的矛盾沖突,除非資源來自其服務的顧客,否則政治必然是唯一的化解機制;非物質利益不經市場交易,自然無共同貨幣可言。若政府為非牟利機構的主要資助者,採用顧客代用券不失為更明智的安排,勝過直接向機構撥款。

 

單一議題利益團體日漸主宰政治過程,加上為求自我膨脹和壯大實力,不惜將本身價值凌駕於公眾利益。要防止多元特性對社會造成破壞,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非牟利組織的特殊目標,乃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先前出現的各個多元社會終歸毀於一旦,無疑是忽略公眾利益的結果。為免歷史重演,所有相關機構的主事者,必須冲破機構樊籬,從整體社會領袖的角度去辦事。

 

因時制宜之道

 

在知識日趨密集的同時,未來新社會將變得更為專門化、多元化,有可能再衍生出眾多機構團體,或多或少各具自主特性,各設領導、管理層,以及特定工作範疇。這是機構的實力泉源,社會亦須趨向多元,其中主要挑戰,在於如何保障實力,免受自身的破壞力拖累。

 

以史為鑑,足見利益分歧的破壞力。自從各地社會實行工業化以來,農業漸走下坡,引起廣泛保護農業主義,製造業亦如是,衰退更勢將持續,亦引起了相關保護主義,一般透過補貼、配額,以及種種規管措施加以保護。因此,在向知識型經濟過渡期間,可以預見各國將大舉推行規管措施,保障沒落行業。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

 

當知識技術專家當道,將形成社會上一股政治勢力。他們既為學成專門技術而付出重大投資,成為人力資本家(human capitalist),自然渴望保障其投資價值,但面對全球競爭,他們不會抗拒當局制訂保護主義的規管措施與法規,結果削弱有助調解各團體與組織之間的矛盾的市場機制。

 

在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當政者的目光必須超越機構以至國界局限。活在21世紀,必須具備環球視野,箇中要求已超越「在自利的同時避免損害他人」的基本社會責任;新世代的多元性更講求公民責任,亦即在追求自身利益之餘,亦須為社區作出貢獻。

 

究竟要實施何種嶄新政治模式,方能平衡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至今尚未分曉。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政局卻已每況愈下,還須假以時日才有望擺平。

 

參考文獻: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Basic Book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3.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簡體中文, 英語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