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3月29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知识型经济

 

未来社会势将由知识主导。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占发达国家工作人口一半,增长速度更将成为工作人口中之冠,这将如何改变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未来政治又将有何影响?

 

若与经济相比,这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较大。知识工作者具有专业知识作为「人力资本」,本身即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互惠基金及公积金的股份,知识工作者占大多数,亦属资本家身份。

 

此辈在工作上与工作伙伴合作,只论资历之深浅,而无上级与下属之分。历史上,不少职业的工作岗位都有性别划分,但知识型工作则无分男女。与性别相关的固有优厚待遇,在知识型经济中较为次要。

 

知识取胜经济

 

知识无分界限,跨越疆界,原则上,任何人只要具备知识,都有望出人头地。在知识型社会中,机构或个人均须面对激烈竞争,即使以地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机构,但由于顾客易于搜罗世界各地知识,亦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

 

随着教育日渐普及,知识工作者须与知识水平相当者竞争,各地政府为保障本国知识工作者的利益,往往采取发牌或限制外来移民等措施,以但科技逐渐发达,将有利于电子网络平台的交易,要保障此辈利益毫不轻易,毕竟顾客流动趋势已成,不能逆转。

 

知识虽然有助员工履行某些职责,却无法保证工作表现合乎理想;须知掌握知识不难,但有知识不等于定能成功,知识工作者各有优劣成败的表现,并非单靠拥有知识或技术知识。

 

种种「软性技能」(soft skills),诸如是否开朗积极,善于与人合作,以至毅力、常识、解难及克服逆境的能力,全都至关重要,此等条件从前统称「德行」,从前哲学家相信可透过锻炼而获得,一如培育个人品格。

 

适者生存世代

 

高程度知识工作者古已有之,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神职人员、教师等,然而放眼未来,知识技术专家(knowledge technologists),仍须依靠双手工作,及运用大量透过正规教育(非学徒制)所获知识的一类工作者,势将在工作人口中占主导地位。

 

纵然人手作业占大部份工作时间,这类工作者自视为专业人士,而非任由上级驱使一族,由于知识无分阶级,他们自然期望获得应有尊重。他们对工作的自觉性与专业知识使他们构成团结及组织完善的群体。

 

他们对自己确认的身份往往令同行之间关系宻切,看重彼此关系尤甚于工作本身,是以虽有转工现象,却甚少改行,对同行口碑的重视程度尤甚于雇主。

 

知识容易过时,这类工作者须靠持续进修更新知识。既以知识为本,即使技术高度专门,在行内的流动性也极高。知识技术专家固然看重金钱,却未至于凌驾工作表现和成就感,个人专业也被视作其终身职志。

 

只要达至教育普及,知识型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足以带来无限机会,任何阻碍向上流动的事物,都会被视为一种歧视现象。而良好表现和成就,更可兼得金钱报酬与社会地位。

 

竞争造成压力,却是知识型社会向上流动性的代价,在学习阶段已经出现,令人产生抗拒。要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促进竞争,保持学习兴趣和热诚,无疑是一大挑战。

 

自从1970年代以来,新科技发展倾向惠及知识在握的一群,教育程度较高者工资升幅远高于程度较低者。目前经济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学生与年轻工作者面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背后主因即在于此。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一书正好一语道破,指出白种美国人所以陷入经济困境,源自破碎家庭与单亲家庭的趋势。出身这类家庭的子弟,日后的社会向上流动性看来将大打折扣,在低收入以至中等入息家庭中尤其严重;高收入家庭所受影响远低于此,子女表现较为优异,平步上进。

 

富有兼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较能为子女筹划未来,形成富豪政治(plutocracy)的不良影响。近年有关跨代流动性议题,例如芝加哥大学赫曼教授(James Heckman)对幼儿教育的专题研究以及美国史丹福大学Raj Chetty教授对邻舍环境的学术研究,均特别强调这两方面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余暇自主新风

 

近两个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繁荣,一直有赖各地生产力持续增长之势,市场带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有助改善人类健康,延长寿命,并促进自由和流动性。知识型经济壮大的特点,就是人们工作赚钱的时间日短,而用于追求知识和享受余暇的时间日长。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William Fogel)曾对1880至1995年期间,美国一般男性户主每年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作出估算(【表1)。睡眠、饮食与个人卫生、日常杂务、上下班交通、生病等方面大概变化不大,至于工作赚钱的时间,1880年每日平均为8.5小时,1995年之际则锐减至4.7小时,预计2040年更进一步减至3.8小时(注:平均以一年365日计算,其中包括周末及公众假期)。

 

1 每年时间分配趋势:一般男性户主平均一年365天每日时数分配

  1880 1995 2040
睡眠  8.0 8.0 8.0
饮食与个人卫生 2.0 2.0 2.0
日常杂务 2.0 2.0 2.0
上下班交通 1.0 1.0 0.5
生病 0.7 0.5 0.5
工作 8.5 4.7 3.8
小计 22.2 18.2 16.8
余暇活动 1.8 5.8 7.2

 

可供余暇活动的时间则由1880年每日1.8小时,增至1995年每日5.8小时,预计在2014年进一步增至7.2小时。不过余暇一词也许未够贴切,皆因其中时间未必都用于享受与(结伴)学习,部份或会用于照顾别人或义务工作方面。工作多属无偿性质,改用「无偿志愿工作时数」(voluntary work hours)相信较为合适。

 

若加入人口预期寿命自1880年以来的增长数字,则人人终身可支配的时间,整体上亦有增加。其中有部份乃非自主支配时间(non-discretionary time),皆因睡眠、饮食、个人卫生和日常杂务方面,均是必须拨出的一定时间,然而个人一生之中的自主支配时间,则可望大幅增加(【表2)。

 

2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时间分配的预计趋势

  1880 1995 2040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时数 225,900(100%) 298,500(100%) 321,900(100%)
一生中赚钱工作时数 182,100(80.6%) 122,400(41.0%) 75,900(23.6%)
一生中无偿志愿工作时数 43,800(19.4%) 176,100(59.0%) 246,000(76.4%)

 

一般美国人一生之中可自主支配总时数,估计由1880年的229500小时,增至1995年的298500小时,2040年预期进一步增至321900小时;此等数字仍有可能低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生中赚钱工作时数将由1880年的182100小时,减至1995年的122400小时,预计于2040年更大跌至75900小时。估计一生中无偿志愿工作时数,由1880年的43800小时增至1995年的176100小时,2040年将进一步跳升至246000小时。

 

将来,一般人每日可自主支配的时间分配,仅有四份之一用来工作赚钱,而四份之三则在无偿志愿工作,下一世代更为关注赚钱工作以外的个人兴趣,精神上满足感的重要性,势将等同于物质上的满足感,甚或尤有过之。

 

人到中年,知识专业人士往往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在努力工作赚钱一环,大概已臻顶峰。若这类工作者无法另辟个人与群体天地,培养志愿无偿工作的兴趣,则会出现问题。对志愿无偿工作的兴趣,令他们有机会于个人或精神层面再作发展,甚至作出贡献,获得成就感。

 

多元社会政治

 

社会上最终权力来源只得一个,亦即中央集权政府,这是现代社会与政治理论宣扬的道理。社会上普遍视一切社会问题与难关,都可以亦应由政府处理,这一信念在1960年代亦普遍获得认同;20世纪的前半期,由单一的政府机关独揽大权已成主导。

 

然而中央集权之势现已逆转。Moisés Naím在其所著The End of Power一书中,作出如此观察:「从会议室到战场,从教堂到国家,为何主持大局已今非昔比。」知识型经济产生出全新的多元社会(pluralist society),由专门知识工作者主导,而他们在个人与精神层面各有信念和兴趣。

 

这类工作者的权力,部份源于其完善的组织与联系。其中很早出现,且具备完善组织的非政府群体,就是商界企业,他们透过市场经济建立起良好的联系。各大学也日趋自主,俨如一座座生产知识的独立城堡;小区组织(主要为非牟利组织)则形成社会上的第三部门(third sector)。

 

组织的力量,在于其单一目标的特性,若要现代多元社继续进步,则必须保存这个优点,进一步分工,加强其专门特质,才能不断提高其生产力。无论大学、医院、教会、企业、慈善团体,或任何协会等等,均须自主经营,专注本身任务及使命,方有动力。

 

历史证明,近150年来,论业绩表现,向以任务为本的自主机构独占鳌头。一旦脱离营运焦点,优秀业绩就难以持续。「万能」政府表现所以每况愈下,正因凡事必管,缺乏焦点。

 

对于商界组织,市场的作用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处理矛盾冲突。价格能够提供信号兼诱因,将资源导向社会所需的途径;但对于调解非牟利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除非资源来自其服务的顾客,否则政治必然是唯一的化解机制;非物质利益不经市场交易,自然无共同货币可言。若政府为非牟利机构的主要资助者,采用顾客代用券不失为更明智的安排,胜过直接向机构拨款。

 

单一议题利益团体日渐主宰政治过程,加上为求自我膨胀和壮大实力,不惜将本身价值凌驾于公众利益。要防止多元特性对社会造成破坏,如何平衡公众利益与非牟利组织的特殊目标,乃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先前出现的各个多元社会终归毁于一旦,无疑是忽略公众利益的结果。为免历史重演,所有相关机构的主事者,必须冲破机构樊篱,从整体社会领袖的角度去办事。

 

因时制宜之道

 

在知识日趋密集的同时,未来新社会将变得更为专门化、多元化,有可能再衍生出众多机构团体,或多或少各具自主特性,各设领导、管理层,以及特定工作范畴。这是机构的实力泉源,社会亦须趋向多元,其中主要挑战,在于如何保障实力,免受自身的破坏力拖累。

 

以史为鉴,足见利益分歧的破坏力。自从各地社会实行工业化以来,农业渐走下坡,引起广泛保护农业主义,制造业亦如是,衰退更势将持续,亦引起了相关保护主义,一般透过补贴、配额,以及种种规管措施加以保护。因此,在向知识型经济过渡期间,可以预见各国将大举推行规管措施,保障没落行业。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覆辙?

 

当知识技术专家当道,将形成社会上一股政治势力。他们既为学成专门技术而付出重大投资,成为人力资本家(human capitalist),自然渴望保障其投资价值,但面对全球竞争,他们不会抗拒当局制订保护主义的规管措施与法规,结果削弱有助调解各团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的市场机制。

 

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当政者的目光必须超越机构以至国界局限。活在21世纪,必须具备环球视野,个中要求已超越「在自利的同时避免损害他人」的基本社会责任;新世代的多元性更讲求公民责任,亦即在追求自身利益之余,亦须为小区作出贡献。

 

究竟要实施何种崭新政治模式,方能平衡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至今尚未分晓。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政局却已每况愈下,还须假以时日才有望摆平。

 

参考文献: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Basic Book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3.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