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5月1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得以从政治主流以外异军突起,实因美国生产力增长偏低、经济严重不均,以致整体经济表现疲弱,右翼与左翼民粹相继坐大,乘势而起。民粹主义于美国以至全球的兴起,经济因素纵非唯一原因,亦肯定是个中一大关键。

 

今时今日,一向推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反而高唱世界自由经济秩序,其国家主席向资本主义美国的总统宣扬自由贸易的优点,实在不无讽刺。事实上,中国目前仍为经济新兴强国,受惠于自由贸易,而美国则忧心经济下滑,有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秩序受害者之虞,此发展实在不足为奇。

 

自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拖累经济表现之说大行其道,且在传媒、公共政策议论中受到广泛认同,但此是否有根有据?

 

我对此说不敢苟同。全球经济融合和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浪潮,在1980年后才出现,但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却早在1970年代已转趋疲弱,此缓缓下滑的现象,背后的因素至今仍存。

 

从「中间偏左」到「中间偏右」

 

将全球利伯维尔场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资本主义,始于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经济融合,广被认为在19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经济极度萎缩令人对资本主义信心大减,加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取得成果,苏联的工业化亦迅速进展,资本主义备受严峻考验。

 

受到上述发展所影响,主流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多于资本主义。西方知识分子大都采取「中间偏左」立场,经济上主张政府介入市场,结合凯恩斯(Keynesian)经济学观;至于政治范畴,社会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纷纷成为主流思潮。

 

1960年代,「中间偏左」立场主导北美与西欧学术界,被视作标准「中间」立场之余,更成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新面貌。相对而言,占少数的持「中间偏右」立场的学者在大学界遭受敌视,难免感到被边缘化。

 

经过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学术界这种风气才有所转变。当时的主流凯恩斯经济学观,已不足以解释「滞胀」(stagflation)新现象,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却另辟蹊径,提出较佳论据,令经济界信服;公共政策舆论转向维护市场政策的「中间偏右」立场,再得以打稳基础。

 

1979年戴卓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两年后列根出任美国总统,维护市场的政策得以冒升。其实意义更重大、更具历史性的影响,是1979年底邓小平锐意对一向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开放;1980年代,全球经济融合与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新浪潮随即展开。

 

科技主导经济表现

 

哈佛大学Andrei Shleifer教授将1980至2005年称为「佛利民时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可谓一语道中,换句话说,「中间偏右」政策观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影响微不足道,反而科技发展放缓为经济表现带来负面动力,早于1970年代就已有迹可寻。

 

芝加哥大学Kevin Murphy教授研究显示,男性实质工资增长率在1940年代为19.4%,1950年代为29.7 %,1960年代为24.1% ,1970年代只增加5%,及至1980年代则处于 -7.8%的水平【1】;可见生产力增长在1970年代开始递减,至1980年代则出现负增长。

 

 

Robert Gordon于201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涨落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显示美国劳动生产力的增幅在1920至1970年期间为2.82%,处于巅峰,但在1970至2014年期间大幅下滑至1.62%,印证了前述Murphy教授的研究结果。书中亦指出,劳动生产力变化,主要由于「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改变,亦代表创新与技术发展方面的变化。

 

增长放缓是由于自1970年以后,大部份科技发展只局限聚焦于娱乐、通讯,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等少数活动层面,未能在整体经济上产生全面提升生产力的效应,仅令少数行业或掌握高技术的工作人口受惠。

 

美国经济放缓现象,早于倾向中间偏右市场经济政策的趋势之前十多年已出现;事实上,若非有赖全球经济融合与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放缓必会更迅速。即使苹果计算机等大集团,若非可转而在中国内地大量生产和组装,亦难望有如此可观的盈利增长。

 

若科技发展自1970年代起已集中于少数行业,那是否亦令不均现象恶化?1979至1990年期间,全球经济融合根本未成气候,美国大学毕业生每周工资增幅达2%,高中毕业生却录得超过16% 的减幅。

 

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溢价,由1979年的42个百份点跳升至1990年的71个百份点,期间美国男性整体工资不均现象显著恶化。1980年代,美国男性工资分布的顶层与底层比较,前者的工资增幅比后者高出18%。

 

回顾1939至1989年间,该国的经济不均模式有如此变化:1940年代,男性工资不均现象一度大为改善,1950年代、1960年代维持稳定,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则转趋恶化,到底原因何在?

 

正如Kevin Murphy教授在研究中发现,1980年代及1990年代,科技发展倾向令工作人口中的高技术者受惠;1950年代、1960年代在高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中,未见倾斜;1940年代则倾向令非技术工人受惠。

 

简而言之,1970年代及1980年代,科技发展对高技术人员需求较大,劳工市场乐于为高技术服务付出较高代价,导致工资不均现象恶化;1940年代,科技发展需要较多非技术员工,劳工市场自然给予他们较佳待遇,工资不均现象随之减轻;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科技发展未见向任何一方倾斜,是以工资不均现象保持稳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模式产生的变化,更能解释其对工资不均、生产力增长变化的影响,而非关全球经济融合。若未能真正理解生产力增长放缓和工资不均恶化的背后成因,则难免于推行政策时发生失误,不但未能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令有关问题恶化。

 

科技发展并非可加以控制,使其倾向对高技术或非技术工人有利,最佳政策莫过于从平衡两者的供应量入手,以达至维持生产力增长,改善工资不均。说到底,错判形势的策略又怎能对症下药呢!

 

意识形态上的争辩总会持续不断,然而必须透过科学分析和实证数据,正确找出问题所在以解决之;意气之争实在无济于事。当今之世,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可惜被利用作为同一阵营者用以壮大声势的「回音壁」,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如此只会令成见日深,无助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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