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5月1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於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得以從政治主流以外異軍突起,實因美國生產力增長偏低、經濟嚴重不均,以致整體經濟表現疲弱,右翼與左翼民粹相繼坐大,乘勢而起。民粹主義於美國以至全球的興起,經濟因素縱非唯一原因,亦肯定是箇中一大關鍵。

 

今時今日,一向推行共產主義的中國,反而高唱世界自由經濟秩序,其國家主席向資本主義美國的總統宣揚自由貿易的優點,實在不無諷刺。事實上,中國目前仍為經濟新興強國,受惠於自由貿易,而美國則憂心經濟下滑,有成為全球開放經濟秩序受害者之虞,此發展實在不足為奇。

 

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全球經濟融合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拖累經濟表現之說大行其道,且在傳媒、公共政策議論中受到廣泛認同,但此是否有根有據?

 

我對此說不敢苟同。全球經濟融合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浪潮,在1980年後才出現,但西方經濟(尤其是美國)卻早在1970年代已轉趨疲弱,此緩緩下滑的現象,背後的因素至今仍存。

 

從「中間偏左」到「中間偏右」

 

將全球自由市場經濟表現欠佳歸咎於資本主義,始於20世紀上半葉;19世紀下半葉的全球經濟融合,廣被認為在1930年代出現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崩潰,經濟極度萎縮令人對資本主義信心大減,加上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取得成果,蘇聯的工業化亦迅速進展,資本主義備受嚴峻考驗。

 

受到上述發展所影響,主流知識份子思想傾向社會主義多於資本主義。西方知識份子大都採取「中間偏左」立場,經濟上主張政府介入市場,結合凱恩斯(Keynesian)經濟學觀;至於政治範疇,社會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紛紛成為主流思潮。

 

1960年代,「中間偏左」立場主導北美與西歐學術界,被視作標準「中間」立場之餘,更成為20世紀自由主義的新面貌。相對而言,佔少數的持「中間偏右」立場的學者在大學界遭受敵視,難免感到被邊緣化。

 

經過1973年與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之後,學術界這種風氣才有所轉變。當時的主流凱恩斯經濟學觀,已不足以解釋「滯脹」(stagflation)新現象,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與芝加哥經濟學派卻另闢蹊徑,提出較佳論據,令經濟界信服;公共政策輿論轉向維護市場政策的「中間偏右」立場,再得以打穩基礎。

 

1979年戴卓爾夫人成為英國首相,兩年後列根出任美國總統,維護市場的政策得以冒升。其實意義更重大、更具歷史性的影響,是1979年底鄧小平銳意對一向由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進行改革開放;1980年代,全球經濟融合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新浪潮隨即展開。

 

科技主導經濟表現

 

哈佛大學Andrei Shleifer教授將1980至2005年稱為「佛利民時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可謂一語道中,換句話說,「中間偏右」政策觀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影響微不足道,反而科技發展放緩為經濟表現帶來負面動力,早於1970年代就已有跡可尋。

 

芝加哥大學Kevin Murphy教授研究顯示,男性實質工資增長率在1940年代為19.4%,1950年代為29.7 %,1960年代為24.1% ,1970年代只增加5%,及至1980年代則處於-7.8%的水平【1】;可見生產力增長在1970年代開始遞減,至1980年代則出現負增長。

 

 

Robert Gordon於2016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的漲落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顯示美國勞動生產力的增幅在1920至1970年期間為2.82%,處於巔峰,但在1970至2014年期間大幅下滑至1.62%,印證了前述Murphy教授的研究結果。書中亦指出,勞動生產力變化,主要由於「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改變,亦代表創新與技術發展方面的變化。

 

增長放緩是由於自1970年以後,大部份科技發展只局限聚焦於娛樂、通訊,以及收集和處理資訊等少數活動層面,未能在整體經濟上產生全面提升生產力的效應,僅令少數行業或掌握高技術的工作人口受惠。

 

美國經濟放緩現象,早於傾向中間偏右市場經濟政策的趨勢之前十多年已出現;事實上,若非有賴全球經濟融合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放緩必會更迅速。即使蘋果電腦等大集團,若非可轉而在中國內地大量生產和組裝,亦難望有如此可觀的盈利增長。

 

若科技發展自1970年代起已集中於少數行業,那是否亦令不均現象惡化?1979至1990年期間,全球經濟融合根本未成氣候,美國大學畢業生每週工資增幅達2%,高中畢業生卻錄得超過16% 的減幅。

 

大學畢業生比高中畢業生的工資溢價,由1979年的42個百份點跳升至1990年的71個百份點,期間美國男性整體工資不均現象顯著惡化。1980年代,美國男性工資分佈的頂層與底層比較,前者的工資增幅比後者高出18%。

 

回顧1939至1989年間,該國的經濟不均模式有如此變化:1940年代,男性工資不均現象一度大為改善,1950年代、1960年代維持穩定,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則轉趨惡化,到底原因何在?

 

正如Kevin Murphy教授在研究中發現,1980年代及1990年代,科技發展傾向令工作人口中的高技術者受惠;1950年代、1960年代在高技術與非技術工人之中,未見傾斜;1940年代則傾向令非技術工人受惠。

 

簡而言之,1970年代及1980年代,科技發展對高技術人員需求較大,勞工市場樂於為高技術服務付出較高代價,導致工資不均現象惡化;1940年代,科技發展需要較多非技術員工,勞工市場自然給予他們較佳待遇,工資不均現象隨之減輕;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科技發展未見向任何一方傾斜,是以工資不均現象保持穩定。

 

近半個世紀以來,科技發展模式產生的變化,更能解釋其對工資不均、生產力增長變化的影響,而非關全球經濟融合。若未能真正理解生產力增長放緩和工資不均惡化的背後成因,則難免於推行政策時發生失誤,不但未能解決社會問題,甚至會令有關問題惡化。

 

科技發展並非可加以控制,使其傾向對高技術或非技術工人有利,最佳政策莫過於從平衡兩者的供應量入手,以達至維持生產力增長,改善工資不均。說到底,錯判形勢的策略又怎能對症下藥呢!

 

意識形態上的爭辯總會持續不斷,然而必須透過科學分析和實證數據,正確找出問題所在以解決之;意氣之爭實在無濟於事。當今之世,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可惜被利用作為同一陣營者用以壯大聲勢的「回音壁」,壁壘分明、針鋒相對,如此只會令成見日深,無助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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