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9月1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环顾西方民主国家,从美国的特朗普,以至法国的玛琳勒庞,均以民怨作为后盾,可见人民若无法在政治主流中找到代言人,自会另觅发声途径。各地民愤其实不无道理,皆因普罗大众未能受惠于全球化、移民潮和利伯维尔场经济。

 

利弊参半大势

 

始于1980年的全球化趋势,虽令各地大部份人生活较前富足,但亦有不少人未能从中受惠。【图】中所见的「大象下跪」曲线走向,正好说明问题所在;垂直轴代表环球收入于1988至2008年的累计增长率,水平轴则代表世界人口的收入分布百份位数,从图中曲线可见20年来,全球人口在环球收入分布中各个百份位数的增减。

 

 

数据显示,处于收入分布第35至第70百份位数以及第99百份位数的人口,其累计收入增长率均超出60%,后者多属世界高技术精英之类,聚居于以美国为首的较发达国家;前者则多属新兴经济体居民,其中有不少来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同期损失最大的一群,是处于第80至第90百份位数组别的人口,多属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亦有不少来自人口最多的发达国—美国,该国恰巧同时包含最大比例的赢家与输家;经济全球化正是不少国家出现经济鸿沟的一大根源,但这并非唯一原因。

 

虽然中国贸易对美国消费者大为有利,长远而言,亦料将提升美国人的整体收入,但期间的调整过程,却令美国较低技术人口失业,或难以重觅堪与前职相比的好差事。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avid Autor的研究发现,1990至2007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跌幅有44% 乃受中国出口业影响所致,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亦可见,同期受外贸冲击最严重的州份,在政治上向极左或极右倾斜之势也最为明显。换言之,中国贸易对美国部份地区的政治生态已造成两极化的影响。

 

拥护全球化的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往未能参透的,在于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来势固然迅速,但各地政府及社会对减轻社经失衡的应对却极之迟钝,意识形态上的盲点、或但求保卫特权利益的顽固立场固然牵涉其中,不过并非核心原因。虽然个中不少蒙受损失者都将之视为罪魁祸首。

 

移民浪潮

 

全球化趋势对香港造成的冲击尤为显著,从中获益或损失惨重者均大有人在,近20年来,本地的入息中位数大致上停滞不前。1979年底适逢中国实行对外开放,香港在席卷各地的全球化海啸中首当其冲,大批由于跨境婚姻或家庭团聚的非技术新移民涌入,,对香港产生的社经冲击尤为严重。

 

1976至2011年期间,来港移民估计为数180万,主要来自中国内地,移民约占2011年香港总人口四份之一;1991至2011年20年间来港的移民数目为100万,约占2011年香港总人口七份之一。

 

至于近期全民表决「脱欧」的英国,自1993至2014年,外来移民占该国总人口比率由7% 增至13.1%;1990至2014年期间,美国的外来移民占总人口比率则由7.9% 升上13.3%,两者均远少于香港。

 

低技术新移民大批流入香港,只能产生单一结果:不均现象每况愈下。在低薪工种工资受压的同时,高薪工作的待遇却每见提高。1990年代末,随着九七政权移交临近,30万人才外流,以致本地高收入一群顿减,不均现象更变本加厉。

 

在中国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影响之下,香港不均现象于近30年逐渐恶化,幸好香港的人口增长缓慢,劳工市场供应持续紧绌,失业率一直偏低,与美国的就业情况不相同。

 

政权交接难关

 

在经济急剧转变的大前提下,香港同时面对1997主权回归的政局转变。制定《基本法》的目的,在于维系港人的信心,其中第五条更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开宗明义,「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词蕴含深义;若其用意在于维持原有的经济制度(当然也暗示保留部份关键的经济政策),则按理亦须维持此等经济安排所须的一切政治安排。现时立法会中建制阵营的多数优势,也当然是政治上的刻意安排,旨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这也许并非唯一目的,但此一目的肯定至关重要。

 

在九七新政治安排落实之年,偏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政治与管治上对香港构成极大挑战。以一美元兑7.8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到底应否保持?环顾亚洲地区,除中国以外,各国货币均告贬值(部份幅度更高达34%),以便在通缩环境中作出经济调整;为求保持原有经济安排的可信性,香港选择我行我素。

 

结果,香港陷于自1929至193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各地前所未见的最严峻通缩考验,能够安然渡过如此难关,足见香港经济制度韧性之高。话虽如此,历经经济浩劫,主权回归六年之后,香港有50万人以游行方式反对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当局毅然决定削减公务员薪酬6%,并对所有公营机构实行相关财政措施,贯彻「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审慎理财原则。现时英美以及欧盟各国围绕财政紧缩是否合适的论争,实为香港在千禧年代初期走过的旧路。

 

任何通过政制安排以保持原有经济制度之举,都免不了令原有利益集团的特权更加牢不可破;《基本法》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风险确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则有望进一步放宽民主选举,避免政治制度陷于僵化。然而香港政制改革至今只能寸进,今后进程更有停滞不前之势,原因何在?

 

微妙政治动态

 

第一,民主派反对阵营一向善于利用群众恐惧北京的心理。天安门事件之后,大批市民上街,表达对广场上示威者的支持,既反映出对北京镇压异见的焦虑心态,亦令民主派反对阵营领导深明港人(尤其是中产阶层)对北京的恐惧心理,实为争取选票的致胜之道,对江泽民告诫双方要安份守己(「河水不犯井水」)之语,置若罔闻。

 

第二,随着本地经济鸿沟日阔,民主派反对阵营的势力越见壮大。中产及中下阶层收入停滞不前,左倾的社会及劳工政策备受欢迎,民主派反对阵营虽未能主宰左倾政治议程,但在草根阶层及弱势社群中则毫无疑问地取得政治势力。

 

第三,北京牵涉本地内争,令政治僵局更难以化解。建制派一直未能及时理解弱势社群及草根阶层所陷的经济困厄。这些阶层认为民主派反对阵营的左倾政治议程可能酿成长远经济恶果。其实双方的分歧只属本地内部政策上的矛盾,在《基本法》的框架中,彼此在政策上仍大有互谅互让的余地,应不难找到避免危及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当平衡点。

 

对于反对阵营不停冲着其统治作风而来的攻击,北京政府大感不悦,于是出现本地建制派与北京连手对抗民主派反对阵营之局,遂难以在制度内寻求化解社会和经济分歧之途。本地社经政策上的分岐,竟演变成香港与内地的政治敌对形势。

 

本地建制派在应对民主反对阵营上未能建功,北京介入的程度日渐升级,及至建制派内部呈现裂痕,北京更要对民主反对阵营加强牵制,此发展导致重要社经政策难以获得理性考虑与通过、种种问题更未能解决、经济鸿沟持续扩大、市民不满情绪高涨。

 

第四,民怨日深导致社会上政见激进化,甚至乌托邦思想冒现。制衡民主派反对阵营,毕竟并非解决社经问题之道,《基本法》规定只有特区政府可提出涉及开支的政策,但民主派反对阵营掌握否决法案之权,而毋须履行竞选时所作的各样承诺。

 

反对阵营无法就政治、经济或社会议题兑现竞选承诺,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选民不满、党员因政治策略分岐而退党,反对阵营内的一切政治分裂,进一步令政局沦于支离破碎、日形偏激。任何新政团的诞生,只会令情况更形恶化。

 

只要反对阵营获选民支持而在议会中得势,政策停滞与政治僵局就会延续下去。既然反对阵营政客无法兑现竞选承诺,为何选民仍支持其重返议会?问题核心系于市民害怕北京干预其生活方式、剥夺其自由的恐惧心理。

 

香港市民受制于双重心理障碍。「民怨政治」(politics of anger)由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所引起;「恐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则是基于港人害怕北京会终止香港固有生活方式的焦虑。「恐惧政治」有碍寻求化解「民怨政治」之道,而两者亦令政治陷于瘫痪状态。

 

《基本法》得以被采纳,乃因香港对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可惜近数十年来,逐渐扩阔的经济鸿沟一直未能缩窄,致令不少人趋向支持以左倾措施解决问题。

 

假使香港变为左倾平均主义社会,保持「一国两制」的理念便荡然无存,这既有违《基本法》第五条规定,而《基本法》亦将不合时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将是一场灾难,自由将会荡然无存。

 

本月初立法会选举的结果,虽在反对阵营与建制阵营中换了几张新面孔,却只是选举前的状况换汤不换药,仍是政治僵局。一众获选议员,无疑均属勇气可嘉、满怀信念、敢于承担之辈,但能否真正代表民意,领导全港市民脱离黑暗时刻,抑或只会重蹈前任反对派覆辙,一味否决议案?政府当局又能否发挥领导作用,亦属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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