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6月28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上周末沈聯濤在《南華早報》撰文,論述亞洲面對市場下一輪調整有何前景,觀點準確到位:「歸根究柢,發展命脈取決於人口分佈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備亞洲最健全的市場機制,同時佔盡地利,有利於在變幻不定的世界經濟氣候中締造契機,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虧。

 

香港位處全球最高速增長地帶。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意大利七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率,由1990年高達65%跌至2010年的45%,所流失的20% ,盡由中國、南韓、印度、波蘭、印尼、泰國六個國家取得,此中有四個國家皆在亞太區;香港位處區內中心,毗鄰四國,所佔優勢實在無與倫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於就業人口日減之餘,其質素提升進度亦緩慢。根據政府估計,就業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將減少3.9%,2026至2036年則減2.2%;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預計25至44歲的年輕就業人口,於此兩段時期內將分別減少10.4% 與7.3%。【圖1顯示直至2061年本地就業人口的預計數字。

 

 

 

 

 

 

 

 

 

 

 

 

 

 

 

 

 

 

 

投資教育 延攬人才

 

就業人口不斷下降及老化,將引致投資和職位流往別處。為保高增值職位的投資,年輕一代必須大大提升教育水平;來屆政府應以教育投資為首要任務,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政府以學券方式,資助自資大專院校學生,有助達成此雙重目標。

 

教育投資若缺乏增長,香港人力資本(平均教育年數乘以就業人口)總值將於2016年後停止增長(【圖2)。事實上,自1996年開始,25至44歲一組的教育年數增長已顯著放緩;45至64歲一組的教育年數增長則於2016年開始放緩。

 

 

 

當然,若要資助所有人都接受大專教育,只會令教育投資失去淨回報,造成浪費,況且高等教育並非人人適合。但現時本地大專教育無論在個人、社會兩方面,回報率依然甚高,分別達23.6% 和13.1%。教育投資回報需時,擴大教育投資的規模、步伐以及範疇,實屬政府當務之急。

 

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教育投資無疑至關重要,卻難望及時見效,容易錯失經濟良機。比較進取而持續的方法,須靠輸入外來技術和人才,從而保障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

 

引進人才與技術並不會令本地僱員工資下降,皆因隨着投資擴展,會提供更多新職位,待遇亦會更高。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全賴投資,人才短缺卻足以令投資者卻步。

 

東歐和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後,大批猶太移民湧進以色列,事實證明人才技術有助帶旺經濟,惠及全民,即使當地低技術人口亦受惠;不但始創企業應運而生,優質職位亦相繼大增。以色列得以發展其科技經濟,外來移民實在居功至偉。

 

回溯二戰後的香港,亦可見外來移民對造就新行業功不可沒。以為外來人才只會降低本地工資,乃基於投資額不變的想當然說法,但若只是技術與人才短缺,資金不愁來源,此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

 

若未能及時對症下藥,解決房屋及基建問題,實在難以吸引足夠外來人才;其中尤以房屋問題最為廹切,本地人亦對此極之不滿。

 

改革公營房屋政策

 

政府實有必要徹底改革公營房屋政策。現屆政府僅以增闢土地、加建房屋為對策,是為應付同一挑戰的兩個階段:土地好比麵粉,房屋則是麵包,為求擴大房屋供應,唯有增闢土地;這種思維不盡正確。

 

香港房屋市場頗為複雜,且受嚴厲規管。2016年,居於資助出租房屋的住戶佔全港住戶30.4%,居於資助自置居所的住戶佔15.9%;租住私人樓宇的住戶佔13.0%,自置私人物業的住戶佔36.2%。

 

公營房屋與私樓市場分別很大:公營房屋單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轉名亦受嚴格限制。只有私人樓宇(佔全港住宅單位49.2%)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轉讓,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公屋租戶來源不外徙置與低收入兩類,入息審查只適用於後者。有些低收入住戶後來經濟環境逐漸改善,變為「富戶」;但其實公屋「富戶」既無清晰定義,身份亦難以確認。

 

未有如實申報入息和資產的公屋「富戶」,即使東窗事發,亦只須繳交雙倍租金,而不會被迫遷,大量公屋單位未能妥善分配。199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公屋租戶之中,擁有私人物業者佔15%。

 

當局雖屢次試圖迫使「富戶」遷出公屋,卻在社會上引起重大分化與對抗情緒,皆因入息和資產易於隱瞞,「富戶」身份難以界定。

 

單憑幾個數字實難以界定家庭實際經濟狀況,透過既定清單所列要求,以一刀切的方式釐定資格,亦有欠公平公正;對受影響者而言,只依據可被矯飾的數字更只會加深有失公平、有欠公允的印象。

 

1987年實施「雙倍租金」政策之前,公屋租戶的居住環境極為擠迫;時移世易,居所擠迫現在已非問題癥結所在。推行「雙倍租金」政策之後,不少在職子女為免超出入息和資產規限,紛紛遷出父母的公屋單位。

 

這一眾年輕人一邊租住私樓,一邊輪候公屋,影響所及,公屋平均住戶人數急劇下降,現已降至與私樓租戶相若水平。目前,就面積相若單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環境反不如私樓擠迫。

 

出現上述情況,皆因公屋單位既不能如私人樓宇般改為「劏房」出租、分租,亦不可在市場上出售。無論昔日的公屋單位,抑或目前私樓市場的「劏房」,蝸居現象均屬房屋資源與人口錯配的明證。

 

另一背後原因,是原本針對公營房屋住戶的政策波及私樓市場。公屋擠迫環境的逆轉效應情況嚴重,皆因規模較小的私樓出租市場(僅佔全港住宅總數13.0%),要承受由佔全港住宅總數30.4% 的公屋租戶帶來的衝擊。而受歡迎的劏房地點就更形集中。

 

若說2016年11月實施收緊公屋「富戶」資格的政策,進一步令租住「劏房」的問題惡化,我是絲毫不感意外:有關政策勢將促使更多公屋住戶成員,為求符合規定資格而分家,遷出之成員導致公屋輪候冊上申請人增多,政府則以此作為租住公屋需求日增的證據。

 

換言之,出租公屋制度無形中內置自行壯大機制,令出租私樓市場相對地日形收縮。另一方面,公屋租戶於離婚後一戶分為兩戶,同樣使公屋輪候冊的名單愈來愈長。

 

雙重挑戰 雙管齊下

 

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單位數目節節上升,佔住宅數目的大多數,對招徠外來技術和人才絕非好事。

 

置業能力是市民大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首要途徑;經濟日趨繁榮,樓價自然水漲船高。一個城市若置業者多,等於分享經濟成果者眾;但若大部份屬公屋租戶,則容易滋生「資源重新分配」主張與妒忌心態,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損經濟增長,更會產生經濟共衰的觀念。

 

社會上一旦公營房屋住戶佔多,容易因懼怕外來技術和人才來到會掠取其所享福利而產生抗拒情緒。相反,自置物業者居多的社會,會視外來人才技術帶來共榮而非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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