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28日载于《南华早报》)

 

上周末沈联涛在《南华早报》撰文,论述亚洲面对市场下一轮调整有何前景,观点准确到位:「归根究柢,发展命脉取决于人口分布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备亚洲最健全的市场机制,同时占尽地利,有利于在变幻不定的世界经济气候中缔造契机,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亏。

 

香港位处全球最高速增长地带。1990年至2010年,全球GDP的20%比率尽由亚太区取得。香港位处区内中心,所占优势实在无与伦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于就业人口日减之余,其质素提升进度亦缓慢。根据政府估计,就业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将减少3.9%,2026至2036年则减2.2%;尤其令人忧虑的是预计25至44岁的年轻就业人口,于此两段时期内将分别减少10.4% 与7.3%。

 

教育投资若缺乏增长,香港人力资本(平均教育年数乘以就业人口)总值将停止增长。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开始,25至44岁组别的教育年数增长已显著放缓。

 

 

 

 

 

 

 

 

 

 

 

 

 

 

 

 

 

 

 

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及老化,将引致投资和职位流往别处。为保高增值职位的投资,年轻一代必须大大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投资回报需时,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步伐以及范畴,实属政府当务之急。

 

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投资无疑至关重要,却难望及时见效,容易错失经济良机。比较进取而持续的方法,须靠输入外来技术和人才,从而保障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

 

引进人才与技术并不会令本地雇员工资下降,皆因随着投资扩展,会提供更多新职位,待遇亦会更高。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全赖投资,人才短缺却足以令投资者却步。

 

东欧和前苏联共产政权倒台后,大批犹太移民涌进以色列,事实证明人才技术有助带旺经济,惠及全民。回溯二战后的香港,亦可见外来移民对造就新行业功不可没。

 

但是,若未能及时对症下药,解决房屋及基建问题,实在难以吸引足够外来人才;其中尤以房屋问题最为廹切,本地人亦对此极之不满。

 

政府实有必要彻底改革公营房屋政策。现届政府仅以增辟土地、加建房屋为对策,是为应付同一挑战的两个阶段:土地好比面粉,房屋则是面包,为求扩大房屋供应,唯有增辟土地;这种思维不尽正确。

 

香港房屋市场颇为复杂,且受严厉规管。2016年,居于资助出租房屋的住户占全港住户30.4%,居于资助自置居所的住户占15.9%;租住私人楼宇的住户占13.0%,自置私人物业的住户占36.2%。

 

公营房屋与私楼市场分别很大:公营房屋单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转名亦受严格限制。只有私人楼宇才可在公开市场自由转让,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房屋市场紧张,导致私楼「劏房」出现,以满足市场所需。目前,就面积相若单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环境反不如私楼挤迫,皆因规模较小的私楼出租市场,要承受由全港公屋租户带来的冲击,而受欢迎的劏房地点就更形集中。

 

不幸地,这情况只会令更多人轮候公屋,公营房屋住户会愈来愈多。

 

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单位数目节节上升,占住宅数目的大多数,对招徕外来技术和人才绝非好事。

 

置业能力是市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首要途径;经济日趋繁荣,楼价自然水涨船高。一个城市若置业者多,等于分享经济成果者众;但若大部份属公屋租户,则容易滋生「资源重新分配」主张与妒忌心态,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损经济增长,更会产生经济共衰的观念。

 

社会上一旦公营房屋住户占多,容易因惧怕外来技术和人才来到会掠取其所享福利而产生抗拒情绪。相反,自置物业者居多的社会,会视外来人才技术带来共荣而非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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