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6月28日載於《南華早報》)

 

上周末沈聯濤在《南華早報》撰文,論述亞洲面對市場下一輪調整有何前景,觀點準確到位:「歸根究柢,發展命脈取決於人口分佈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備亞洲最健全的市場機制,同時佔盡地利,有利於在變幻不定的世界經濟氣候中締造契機,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虧。

 

香港位處全球最高速增長地帶。1990年至2010年,全球GDP的20%比率盡由亞太區取得。香港位處區內中心,所佔優勢實在無與倫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於就業人口日減之餘,其質素提升進度亦緩慢。根據政府估計,就業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將減少3.9%,2026至2036年則減2.2%;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預計25至44歲的年輕就業人口,於此兩段時期內將分別減少10.4% 與7.3%。

 

教育投資若缺乏增長,香港人力資本(平均教育年數乘以就業人口)總值將停止增長。事實上,自1990年代中開始,25至44歲組別的教育年數增長已顯著放緩。

 

 

 

 

 

 

 

 

 

 

 

 

 

 

 

 

 

 

 

就業人口不斷下降及老化,將引致投資和職位流往別處。為保高增值職位的投資,年輕一代必須大大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投資回報需時,擴大教育投資的規模、步伐以及範疇,實屬政府當務之急。

 

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教育投資無疑至關重要,卻難望及時見效,容易錯失經濟良機。比較進取而持續的方法,須靠輸入外來技術和人才,從而保障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

 

引進人才與技術並不會令本地僱員工資下降,皆因隨着投資擴展,會提供更多新職位,待遇亦會更高。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全賴投資,人才短缺卻足以令投資者卻步。

 

東歐和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後,大批猶太移民湧進以色列,事實證明人才技術有助帶旺經濟,惠及全民。回溯二戰後的香港,亦可見外來移民對造就新行業功不可沒。

 

但是,若未能及時對症下藥,解決房屋及基建問題,實在難以吸引足夠外來人才;其中尤以房屋問題最為廹切,本地人亦對此極之不滿。

 

政府實有必要徹底改革公營房屋政策。現屆政府僅以增闢土地、加建房屋為對策,是為應付同一挑戰的兩個階段:土地好比麵粉,房屋則是麵包,為求擴大房屋供應,唯有增闢土地;這種思維不盡正確。

 

香港房屋市場頗為複雜,且受嚴厲規管。2016年,居於資助出租房屋的住戶佔全港住戶30.4%,居於資助自置居所的住戶佔15.9%;租住私人樓宇的住戶佔13.0%,自置私人物業的住戶佔36.2%。

 

公營房屋與私樓市場分別很大:公營房屋單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轉名亦受嚴格限制。只有私人樓宇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轉讓,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房屋市場緊張,導致私樓「劏房」出現,以滿足市場所需。目前,就面積相若單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環境反不如私樓擠迫,皆因規模較小的私樓出租市場,要承受由全港公屋租戶帶來的衝擊,而受歡迎的劏房地點就更形集中。

 

不幸地,這情況只會令更多人輪候公屋,公營房屋住戶會愈來愈多。

 

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單位數目節節上升,佔住宅數目的大多數,對招徠外來技術和人才絕非好事。

 

置業能力是市民大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首要途徑;經濟日趨繁榮,樓價自然水漲船高。一個城市若置業者多,等於分享經濟成果者眾;但若大部份屬公屋租戶,則容易滋生「資源重新分配」主張與妒忌心態,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損經濟增長,更會產生經濟共衰的觀念。

 

社會上一旦公營房屋住戶佔多,容易因懼怕外來技術和人才來到會掠取其所享福利而產生抗拒情緒。相反,自置物業者居多的社會,會視外來人才技術帶來共榮而非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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