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全球供應鏈與「超全球化」

「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現象自1990年起席捲全球,但人們到現在才開始領悟到它與1820至1990年期間大盛的全球化迥然不同,因為它的發展遠較先前全球化迅速,且令全球經濟更趨高度整合,影響所及,各地社會須在制度上作出大幅調整,以作適應。

Richard Baldwin 在其2016年出版的先驅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指出「超全球化」的原動力是資訊及通訊科技革命,而之前全球化的動力,則主要源於運輸成本日降。

全球七大經濟體,即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七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率計1820年為22%,1900年為46%,1993年高達67%,2014年則回落至46%。期間經過93年,始由46% 增至67%,卻因「超全球化」效應,在短短21年間打回原形。

觀乎七大工業國佔全球製造業產值比率,曾於1990年的65%高水平,降至2010年的47%,比率流失至中國、南韓、印度、波蘭、印尼、泰國六國,其中中國更由1990年的3% 大幅躍升至2010年的19%。

七大工業國佔全球產值比重何以劇跌,而少數新興經濟體又如何迅速冒起正是Baldwin著作探討的主題,對於時間有限,但有興趣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經濟現狀的讀者,此書當為參考首選。

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書中「超全球化」的論題無疑至關重要;此等供應鏈或由生產商帶動(例如蘋果電腦),或由購買者帶動(例如Walmart、Zara、利豐、亞馬遜、阿里巴巴等)。

1990年以前的全球化現象,主要關乎發達工業國製造業的終端產品貿易;此後的全球貿易活動(尤其地區貿易),則日益以中段貨物貿易為主。由於供應鏈全球化,製造業已可於海外各地生產,不再是先進工業國的禁臠,覆蓋範圍之大實屬前所未見。

造就新興經濟體

發展中國家因而得以迅速工業化,成為新興經濟體,透過加入全球供應鏈,從先進工業國境內公司獲得製造技術,即使技術有限,亦能將業務提升至全球性層次,在供應鏈中找到定位(niche)。

全球供應鏈讓新興經濟體的工業化步伐,超越依循舊有「雁行模式」的「亞洲四小龍」。先前全球化趨勢下以出口為主的工業化,卻仍須依賴全面掌握終端產品的製造技術。

Baldwin認為「超全球化」之勢得以形成,皆因憑藉發達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總部可以充份掌控遍佈海外的生產業務;廠房可設於各地,亦可有效管理海外工人,只需將有限生產知識轉移;事實上,總部往往只會將特定範圍技術轉移海外,而不願輸出全盤技術。

在先前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下,只有終端產品才運往海外經濟體。輸出貨物的商業風險低於在海外設廠,在境外設置廠房的企業不但須處理進出口關稅及非關稅關卡,還得兼顧稅務及商業規例、知識產權、勞工法例、政府政策透明度、競爭政策、資金調回本國、外匯管制、排解糾紛機制等相關問題。

要加入全球供應鏈,發展中經濟體必需先改善商業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投資開設業務。「超全球化」時代的新興經濟體須與全球經濟深度整合,而非僅限於先前全球化的貿易往來。

這些發展令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架構漸被視為落後過時,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適用範圍較大的架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地區協議。

中國崛起

在「超全球化」趨勢下,海外生產設施選址,取決於鄰近位置和關係密切程度,是以往往集中於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即與發達工業國投資者關係深厚、位置毗鄰,並樂於開放、改革經濟以利通商的國家,例如德國就以波蘭為首選,美國著眼於墨西哥、亞太區,日本則傾向亞太區。

鄧小平適時於1979年年底實施開放改革,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早著先機;在領導指令之下,國家機制全力協助發展市場。來自香港自由市場的商家和專業人才成為先導,協助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有利營商的環境,吸引外來投資。

因此,中國整合全球經濟的深度,遠遠超乎改革初期所能預期。「超全球化」也許一如Baldwin形容,由資訊及通訊科技牽引,但最終得以開花結果,有賴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香港的積極回應。

中國,搶在大部份發展中經濟體之前,率先加入全球供應鏈,憑藉龐大勞動力供應,使中國沿海地區搖身一變,成為發達工業經濟體的海外生產基地。

「超全球化」可以說是中國復興的傳奇故事,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有幸適逢其會、親歷其中,目賭港人及社會各界協力同為21世紀新經濟史譜寫一章,實在與有榮焉。

香港面臨的增長挑戰

舊有先進工業國企業面對「超全球化」趨勢,通過在低成本發展中經濟體設廠而擴充規模,成本下降令產品銷路上升,投資創新又進一步增強生產力。隨着產量與銷量加大,要求具備豐富知識的職位(尤其在研發與市場拓展方面)日增.,相反部份工廠職位隨之流失。

這並非純屬工業「空洞化」現象,有關企業和行業仍舊擴充業務、但招聘員工的要求改變。勞工佔整體GDP比重下跌,但具備豐富知識的僱員則獲增薪,結果對七大工業國以至香港的經濟均造成破壞,且迅速產生。

先前全球化已令產品外銷的企業勞資雙方均從中受惠,但自1990年生產綫移往境外後卻形勢有變,從此種下分化禍根。「超全球化」畢竟並非如美國前總統列根所言「璀璨輝煌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只見一片好景,該國「鐵銹地帶」(rust belt)的城鎮,就隨處可見倒閉商店、荒廢工廠,以及捉襟見肘、只能靠低收入兼職餬口的家庭。

在不少發達國家,上述困境引發反全球化潮流;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其後的經濟衰退和緩慢復蘇,更令情況惡化,美英兩國就先後出現總統特朗普上台與公投脫歐的異象。

香港期間表現則遠勝七大工業國:憑藉適應力強的勞工市場和一股沖天幹勁,製造業北移並未造成失業問題,可惜仍不免面對缺乏豐富知識人才,以及低技術工人過剩的困境,抵港的移民潮也導致有關問題惡化。

雖然本地部份廠商在創新、研發方面持續投資,成效可觀,但大多數只保留屬於市場推廣和銷售功能,不少人就對香港創新不足、知識密集產業缺乏抱持憂慮,反觀中國內地(尤其是深圳)在構建製造業和創新基礎方面則表現突出。

新世代的混亂情況來自四方八面,根本避無可避,保護主義弊多於利,註定失敗。在「超全球化」時代,要加入全球供應鏈,只有創新一途,進攻乃唯一防守之法。

香港在創新方面的障礙,主要在於知識密集人力短缺,本地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自1990年代起已停滯不前。19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勞動人口,不但一直未見增長,大部份時期更見縮減,這是最大的挑戰。政府在推動教育方面舉足輕重,務須全力推動人力及人口政策發展,亦即人力資本政策。

另一有關創新的障礙,在於僵化且打擊競爭的商業法規。回歸之前,政府向香港電訊回購專營權,並予以補償,達至開放本地電訊市場,時至今日,卻設限防止外來企業加入,窒礙創新,令創新者難以在港營商。

但求維持現狀、不願冒險的官僚心態,早已根深蒂固,為免外來者攪局,對公司和企業一律按本子辦事,不願為開闢新天地而籌謀。昔日面對美國商務部對港紡織品出口實施「多種纖維協定」管制,本地政府工商部門亦能全力支援製衣與紡織業廠商,令此一行業高踞全球供應鏈領導地位,今日卻有不少部門變得敷衍了事!

步入資訊及通訊科技時代,掌握大數據已成為不少初創企業的命脈與達至成功所需。例如地產代理轉型兼現代化,若非政府將地產交易紀錄全面電子化,也就難以想像出現中原和美聯等地產公司。

香港政府及其所有法定機構坐擁大批公眾無從分享的數據,若能公諸於世,當有助多個行業、新舊企業大事革新。若政府帶頭公開數據庫,並考慮對數據被公開的受影響企業作出補償,以免有關企業妨礙進程,則本地發展潛力強大的服務業有望重現具競爭力市場。

當前不少訪港的內地人,都對本地金融科技落伍嗤之以鼻。重重規管不但在各方面窒礙創新和競爭,而且減少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港商和專業人士當年協助內地構建有利營商環境,偏偏能醫不自醫,竟未能改善本地營商環境,反而往往自堵前路,妨礙發展。

中國經濟騰飛,持續與全球經濟整合,中產一族日益壯大、消費力日增,凡此種種,都為現在居港或未來聞風而至的新世代帶來可貴的新機遇。

拆牆鬆縛,掃除有礙創意的屏障和枷鎖,積極投資累積人力資本,實在是林鄭政府可仗以釋放香港巨大潛能,以應對21世紀的種種問題的兩大最重要施政策略;這亦是近三十年來被輕放了的社會問題。

香港(以至其他各地的舊工業經濟體)面對的連串社經困擾,乃是「超全球化」的產物,有別於先前全球化所衍生的難題,必須重新加以認識,並推行嶄新施政策略。本欄將於10月4日探討有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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