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除不時重申積極不干預政策有利於包容性經濟增長和公民自由外,我其實甚少撰文評論財策在香港經濟中所擔當的角色。香港經濟繁榮、商貿發達,並非單靠全體市民的努力耕耘和創意;對於孕育有效市場環境,提供促進勤奮工作和發揮創意的誘因,積極不干預政策實在功不可沒。

 

不少友人都視之為我個人的芝加哥學派主觀作祟,其實我在芝大所學均建基於科學推理和實證分析,絕非在意識形態層次借題發揮,求學階段時本非資本主義信徒,更遑論是「死不悔改自由市場走資派」。

 

我在1970年代目睹香港經濟騰飛,以及鄰近地區積極干預政策的惡果,自此領悟到萬語千言也不及客觀實證,我的認識亦隨之改變。1980年代中期,內地仿效香港經濟的成功模式,更取得極大成效。

 

1980年代,我已深感九七回歸之後,原本基於殖民統治(行政吸納政治)下,得享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勢將被1997後轉趨開放、爭議不休的政制所蠶食,但以為轉變不會太快,事態發展卻證明非我所料;兩個始料不及的因素加快了蠶食的速度。

 

第一,中國經濟開放空前成功;第二,科技帶動的「經濟超全球化」。此雙軌因素促使香港在極短期內進行經濟結構轉型。

 

首項因素對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皆因本地工業大舉北移,南下的非技術移民增加。第二項因素則有助迅速提升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使之成為二戰後全球自由經濟秩序中的最大受惠者。

 

可惜兩大因素未能在香港帶動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反而更加擴濶了「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之間的財富鴻溝。殖民統治落幕,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認受性隨之備受衝擊。九七過渡引發之政治轉變助長各種利益團體乘勢而起,政治權力此消彼長,難以實行果斷有效的領導,加上社經急速轉型,社會遂賠上沉重代價。

 

全民就業人力人才短缺

 

經濟轉型期間,製造業中唯有不斷創新的企業才能仍然蓬勃,亦衹有少量新公司成功登場取代北移離港的公司。今時今日,身居業界翹楚的公司與昔日大致相同,而很多昔日已名列榜首的公司現在已成為「食利階級」,其中大多自擁地產物業,以地產為主要收益來源。

 

為何自從1990年代以來,香港新興工業與業界翹楚會出現後繼無人的現象?我認為主因繫於勞動人口停滯以及逐漸老化。對本地人口結構素有留意者皆知,1960年代與1970年代屬年輕勞動力高增長的黃金時期;但由1990年代開始,增幅卻持續放緩。

 

事實上,本地男性勞工數字從此一直未見增長,只有女性勞動人口持續向上,皆因女性教育水平日益提高,而跨境婚姻亦帶來大批新移民。

 

每當技術和非技術工人皆出現全面短缺,自然窒礙經濟繁榮與發展生機。任何城市要在創新方面大展拳腳,均須靠人才薈萃方可成事,從深圳以至美國矽谷、波士頓即可見一斑。二戰過後,內地大量移民湧至,帶來大批新人才、新知識、新行業,在積極不干預政策有利市場運作的經濟環境中茁壯成長。香港現在正正是缺乏此等新人才、新知識、新工業。

 

當年,本地不少貿易公司對海外市場的深入了解與廣闊聯繫,令新移民的才能與技術,得以盡顯勝場。時至今日,香港雖在國際網絡更趨完善,卻缺乏可帶來新行業、新知識、新人才的外來移民。再者,本地經歷重大結構轉型,年輕勞動人口數目不足以驅動經濟。

 

懷抱龐大財政盈餘、儲備,面對人力與人才俱缺的經濟環境,政府應如何為經濟加鞕?要投資未來,政府可從兩方面入手:提升市民的人力資本;吸納具才能、技術與及能引入新工業的外來移民。由於培育人才需時數十年方見成果,政府還須著眼於短期措施,當務之急,無疑是重新制訂人口人力策略。若將公帑投放在具潛質的行業,則必需配合適當人力策略,以確保成功,而有利培育、招徠與留住人才的政策自是不可或缺。

 

香港既缺乏振興經濟的人才,運用公帑以提升勞動力實屬最佳投資,但要取得成果,除投放資源外,箇中關鍵乃是作出適當決策,引入人才,並為有關決策凝聚政治共識。

 

現時社會全民就業而勞動力不足,我認為若缺乏增加人力供應的輔助政策,單憑注資於滿足需求,以期刺激經濟活動,實在作用不大。

 

私營市場樓價持續飆升,社會要求政府介入,為市民增建可負擔的公共房屋。但還須記得,大概二十年前,房屋委員會曾肩負龐大建屋計劃的重任,可惜欲速不達,委員會主席因鬧出嚴重短樁事故,黯然下台。時至今日,勞動力更形短缺,建造業更首當其衝,增建公屋挑戰自然更大。

 

同樣道理,香港經濟的棘手問題,並非單靠大灑金錢可以解決。政府若向某一行業撥款,只能令該行業受惠,其所得額外資源卻會吸引其他行業的從業員轉職,徒將人力短缺問題轉架而已,最終未能解決整體經濟問題。財政預算案的撥款優先次序,只能暫濟燃眉,但同時反映民粹議題影響之深,以及特殊利益團體游說之力。

 

重重規管關卡

 

知識密集專業與高增值的服務業,均屬受規管程度較低之產業與及保護主義傾向亦較輕。反觀內向型與保護主義傾向日重的行業,則往往與社會和經濟需求脫節。

 

以金融業為例,即使這一行高度受惠於香港的法治、自由開放市場、普通法制度,卻依然嚴受規管,以致阻礙創新與競爭。

 

醫療服務方面,雖然社會需求嚴重向公營界別傾斜,卻有一半醫護人員任職私營界別,醫療服務供應大受制肘,扭曲公私營界別之間人力調配的誘因,自然難以有效應對供不應求的現象。

 

作為東亞地區民航空運服務樞紐的最佳地點,香港境內相關服務協定的自由度,竟遠低於亞洲區內不少城市。廉價航空公司的發展,亦落後於其他城市的對手。三跑計劃遲遲未能落實,徒令競爭對手正中下懷。

 

本地不少急待維修的殘舊建築,亦因規定須聘用相當短缺的認可承建商而代價高昂;有關規管計劃看來並未能防止操縱投標現象。

 

房屋、辦公室、商業樓面面積供應極度短缺,以致香港地產昂貴程度在全球城市中數一數二,在供應方面卻始終苦無對策。有人將問題歸咎於寡頭壟斷的地產業,但試問多年以來,填海闢地何以未見寸進?罪魁禍首其實在於複雜的規管程序,發展過程批核費時繁複,完全受制於好鬥的特殊利益團體、尋租說客,以及政府行政部門怯於創新的思維和推行政策欠缺力度。

 

窒礙經濟的重重關卡又豈止於此。現在的香港,無論要落實任何計劃,都面臨成本日增、遲延不決的困境,導致本港經濟效率倒退、生產力增長放緩、就業機會縮減。

 

這些問題並非單靠大灑金錢可以解決。政府即使預算盈餘與財政儲備充裕,並不能靠增加撥款以解決由繁複規管拖慢經濟活動而造成的經濟難題;若金錢乃當前經濟唯一挑戰,則問題一早就已迎刃而解了。

 

政府必須大胆審視在多個不同範疇的規管取向,從而復興自由市場、促進競爭、刺激增長。過去對有關問題坐視不理,已令積極不干預政策淪為毫無作為的濫用藉口;積極不干預的精義,其實在於自由市場失效之際,政府就要介入撥亂反正,以恢復自由市場秩序。

 

可行對策?

 

我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源於兩大範疇:一、勞工短缺;二、規管過度。兩者都不能單靠增撥開支解決,雖則這並不表示金錢無關重要。有關問題的出路須靠全民集思廣益,透過政府制訂人口人力策略,並重新審視現行規管狀況,讓市場力量得以發揮。

 

龐大財政盈餘和儲備,又應如何運用?我認為最順理成章的做法,是撥出一部份還富於民,其中包括用以接濟生計困難的一群,另一部份則為對財政盈餘和儲備有所貢獻的納稅人提供稅項寬免;部份源於社經轉型的非包容性增長之弊,相信有望藉此舒緩。

 

如能審慎行事,還富於民,將不會對全民就業而勞工短缺的經濟增添壓力。在經濟上既是師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氣力,開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撥給最應受惠的市民,而不會讓中介者從中漁利。在受制於既得利益者的全民就業經濟中,政府財政策劃難有作為,此舉至少可將部份盈餘交由市民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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