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三十年，香港經濟的產業結構急劇轉型，製造業由服務業取代。由1980╱81年度到2010╱11年度，以就業人數計，服務業所佔的比重由47.1%增至87.5%，但製造業由41.3%跌至4.0%【表一】；以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計，服務業的比重由74.2%增至92.6%，製造業由17.1%跌到1.8%。
以名義GDP計，由於服務業的價格上升得快過製造業，升跌的對比更大：服務業由68.8%增至92.9%，製造業由22.8%跌到1.8%。
雖然製造業和服務業急劇地此消彼長，但香港的勞動市場靈活、適應力强，經濟得以及時調整。期內除了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長期衰退，失業率一直很低。由1980年代延續到90年代的這次急轉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製造業北遷。當時適逢國際貿易擴大和全球化程度增加，香港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順勢把生產線北移，令業務得以迅速增長；巔峰時期，港商單在廣東省內僱用的勞工即超過千萬。
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期的轉型也帶來急劇的價格通脹。由於製造業北遷，本地支援跨境生產的服務包括進出口服務、商業服務、專業服務和金融服務等需求激增；來自跨境製造業的收入急升，刺激本地的消費。
商品由於可跨境貿易交換，可以靠進口來滿足需求，但服務則不同，由於絕少可以跨境買賣，只能就地提供，價格升幅高於製成品。加上聯繫滙率把港元與美元掛鈎，進口商品的價格隨國際通脹率起落。因此，香港的結構性通脹主要體現在：服務的價格漲得快過製成品。
服務業之興起
這再加上國際收支有盈餘，形成貨幣擴張。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期，全球利率持續偏低，香港的實質利率長期是負數，刺激樓價上升；其中住宅作為居住用途，屬於無法跨境貿易的服務，升勢尤烈。而且期間內大部分時間土地供應增加不足，公眾又日益關注地產發展的副作用，使規劃、土地和建築物使用的限制增加，令物業供應更加緊張。多重作用下，樓價升勢難遏。
1990年代中期製造業北遷和服務業興起，一度觸發經濟「空洞化」的擔憂；起初是怕大量失業，幸而勞動市場適應得快。
接着有人警告，以生產力低增長的服務業取代生產力高增長的製造業，不利長遠的經濟成長。的確，不同經濟部門可以量度的生產力差距甚大，商品部門的生產力通常較服務業增長得快。但只要看香港的金融服務即可知，這個「規律」並非必然。生產力的量度至今很有問題。
尤其是難以為服務業構建專用的平減指數（deflator）、容易低估服務質素改善的程度，一般所知的服務業價格通脹很可能偏高。因此，在服務業很難做類似產品的比較。
服務業由於可量度的生產力增長慢，往往被視為拖慢經濟成長、推高通脹、擴大收入差距、高失業率的成因。由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雖然有可能最終拖低生產力的成長，但認定服務業不利於提升生產力整體的水平和成長率則純屬誤導；何況，只要這項轉型有助於提高工資，GDP仍然有增無減。
不只此，服務業往往被看作打掃洗煮等家傭式工作，不登大雅之堂。但這是把服務業等同於終端的個人消費，嚴重地誇大了問題。其實在所有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經濟，大多數服務是用來生產商品和其他服務的中間投入，非供終端消費用。
要說明這點，讓我們看看服務業如何以生產計算的GDP（production-based measure of GDP）來分類。這把服務業分成四大類：分配性（distributive）、消費性（consumer）、生產性（producer）和政府服務（government service）【表一】。分配服務包括批發、零售、進出口、運輸、儲存和通訊。生產服務包括融資、保險、地產和商業服務。這些主要是商品生產和其他服務的中間投入，非供終端消費用。
以此分類，實質GDP的成長和勞動力的比重主要來自分配服務和生產服務。由1985╱86年度到2010╱11年度，分配服務佔實質GDP的比重由27.3%增至34.9%，佔就業人數的比重由25.6%增至36.6%；同期內，生產服務佔實質GDP的比重由16.5%增至25.9%，佔就業人數的比重由6.0%增至18.8%。與中間服務相比，消費和政府服務的成長小得多。
勞動生產力再飆升
上述以生產計算的分類法顯然難以區分用作中間投入和用作終端消費兩類服務的微妙差別。例如，因公入住酒店應屬中間服務，但因度假而入住應屬終端消費；要明確區分兩者，分類時顯然要用不同的出發點。【表二】把服務業分為「中間生產服務」（intermediate production services）、「終端消費服務」（final consumption services）和政府服務（government services）。
政府服務的比重則與按生產估計的實質GDP分類法完全相同。終端消費服務包括所有供終端消費的服務，可以按支出估計的GDP （expenditure based GDP）來推算，但須與按生產估計的GDP分類法所得的消費服務區分開來。終端消費服務佔實質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35.6%僅微增至2010年的37.9%。
「中間生產服務」可視為總服務額剔除「終端消費服務」和政府服務後的餘額。以此來估計所有中間投入的服務會較準確。中間生產服務佔實質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9.8%增至2010年的47.9%，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與製造業跨境北遷密切相關。
港商把握時機擴展製造業，是帶動本港中間生產服務的一個關鍵，箇中效應遍及經濟的各個層面，為中間投入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需求。中間服務的角色可視為提升商品和服務生產增值比重的動力。
有趣的是，按實數計算，過去這三十年的三個時期，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年均增幅分別為1981-96年5.1%, 1996-2006年－2.4%（注意：負數）, 2006-10年22.1%。其中1981-96年是製造業北遷的巔峰期。本地中間生產服務激增，是製造業北上連帶的後果，反過來又促進了香港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成長。兩者相輔相成，增加了香港經濟在轉型過程中的動力。
及至1996-2006年，幾乎所有製造業均已北移，加上亞洲金融危機，轉型開始放緩。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下降。有趣的是，到了最近的2006-10年，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又再飆升。目前尚難判斷其原因以及能否持續，但值得探討。
中間生產服務增加
奧地利學派和瑞典學派的經濟學者早就認識到，生產過程較為「roundabout」，也就是包含較多的生產階段、增加中間投入的比重，勞動生產力會較高；因為當生產較為「roundabout」時，勞動力和資本的專精程度也較高。
服務業的成長與中間生產服務的專精化齊頭並進，業務愈來愈專門，令這類公司的規模隨之縮減。看【表三】即可知，由1980年到2010年這三十年內，從事社區、社會和個人服務的公司平均從業人數由11.5人變成11.4人，也就是說，以終端消費服務為主的公司平均規模幾乎不變；但同期內，大量提供中間商品服務的公司平均由12.7人縮減到7.7人。這顯示隨着服務業逐漸以中間生產服務為主，「roundabout」的程度有所增加。
通過市場進行的專精化起碼有三種不同的稱呼：鬆綁（unbundling）、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ion）、外判（contracting out）。隨着市場擴大、通過市場的交易成本下降，專精化更有所加深。機構的運作日趨複雜、監控員工表現的成本上升、所需技術由於業務日趨專精而急劇變動，以至在市場上獲取資訊和進行通訊的成本下降，均助長了這個過程。
細察香港的服務業即發現，業內五花八門，差異甚大。而由其急劇擴張即可知，積極的動態市場過程正在起作用，目的主要是促進由中國華南地區擴展到海外的香港製造業成長。香港的服務業回應了市場需要，在經濟日趨區域性以至全球性的環境下，為有意到中國內地以至其他國家和司法管轄區發展的企業提供服務。
政府須再釐定角色
企業利用銀行家、會計師、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服務來製造商品。但同時要有「分配服務」，否則在生產和消費上只能自給自足。最後，教育和醫療服務可以看作創造和維持人力資本和醫療資本的投入，沒有這筆開支的話，社會生產力會急跌。
自由市場經濟不斷藉着較佳較廉的產品來滿足消費者，富有企業精神的公司則倚重高教育程度的員工。它們也開發和應用新穎的技術和科學知識，對其他公司出售建議、提供創新服務。這些中間服務業是社會製造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作為投入因素輸送給生產線的主要工具。新技術降低生產成本，促成新產品的改良和開發，推動以更新穎有效的方法來分發商品，這些中間服務改變了市場上各種商品服務的混成。服務部門從業員教育水平高於商品生產部門的事實，印證了這個看法。
除了教育和在職培訓，人力資本還可以透過醫療服務的投資來提升。道德和倫理標準有助於工作場所建立誠實和責任感。而所謂「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包括各種設計高效能機械和產品的科技知識，以及加強機構組織效率的智慧。最後不可忽視的是，創意和創新所需的批判（critical）、反射（reflective）和橫向（lateral）思維訓練。因此，這些中間或生產服務即使本身可量度的生產力成長率不高，公司要獲得這些服務，生產力才能享有高成長。
有鑑於中間服務對促進生產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以及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政府的經濟角色應只限於提供鼓勵創新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投資、維持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放寬對各種專業和職業的限制以降低入市屏障、並努力為服務業打開香港的出口市場，降低其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