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指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而須要解決的是溫家寶總理。這也是他2005年在北京接見新任特首曾蔭權時的囑咐。五年後，他在記者會中就此深層次矛盾的「處方」總結為五點：
「第一，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地位。第二，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繫。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潛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今後不僅會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發展，而且還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第五，還有兩點不要忽視，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發展教育。」
這些矛盾是什麼的問題仍然未解。「溫五點」是深層次矛盾的「處方」，是香港要做的實事。深層次矛盾本身是什麼？筆者不避淺陋，接下來這兩個星期試以不同實例，就深層次矛盾的表徵做一個廣泛的分析，來構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內容。區區兩文無疑不足以涵蓋所有個案，但希望開了頭後，會看得比較清晰。
貧窮蔓延、收入差距擴濶、通脹陰影、失業不下、樓貴租貴…… 等等，是各種內力推動社會變化的後果。一般人可能以為表面的後果即深層的矛盾；但另一看法則是這些後果是社會生變形成內部矛盾後可見的表象。
區分後果（病徵）與深層次因素（病因）至關重要。否則就像治病，只看表徵來下藥，治標不治本。病情也許得以短暫舒緩，但卻有可能把潛伏的矛盾加深；要確認病源，把病因和病徵一併消除，切底解決矛盾，就要好好分析這些內在因素。
以下這個架構或有助於我們瞭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成因：(1)城市型經濟的發展條件及其易受外來震盪的弱點，(2)本地經濟和社會的結構和制度、對外來震盪的應變力、以及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能力，(3)如何落實政治問責，讓政府推動政策和引進變革時，有足夠的政治合法性，以及(4)回歸前作為英國殖民地和回歸後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各自的利弊。以下試分述這四大課題：
在全球化下持續成長
首先，香港是城市型經濟，內部市場小，分工不夠細，難以達致高生活水平所需的專門化程度。想要有高成長，唯有生產可出口換錢的商品和服務。因此，除了有外向的企業家精神，還要確保有良好的基礎設施，便於投入外向型經濟。
這包括廣設基礎設施，軟硬兼備，例如機場、碼頭、通訊、電訊和中英雙語的溝通能力。同時降低與外地的規管屏障，例如稅務條例、會計慣例、人口跨境往來、醫療和安全標準、外匯和資本控制、以及各行各業數之不盡的規管。降低入市屏障有利於與外地的連接、分享全球化的好處。「變」既已成為世界各地規管的常態，香港須不斷因應調適。
第二，提高人口的生產力，才能確保生活水準能繼續改善。要享有持續的經濟成長，就得投資開發人力資源。應自覺地把投資發展教育視為既定政策，這包括發展本地教育機構、引入外地機構、支持市民外出進修。
以人均國內總產值(GDP)計，美國在19世紀大半時間都很窮，但在最後幾十年，尤其是進入20世紀後，超越英國等西歐列強。期內美國勞動力的教育程度顯著高於歐洲，尤以高等教育為然。美國在上世紀一直保持著這個優勢，要到世紀末，與歐洲的差距才開始收窄，進入新世紀後，差距繼續縮小。美國勞動力在高等教育程度上領先，是超越歐洲成為上世紀經濟超強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增添人力資源的另一種途徑是輸入優才。眾所週知，紐約和倫敦是全球的人才庫，除了本國精英，世界各地的人才也湧來求發展。世上有名的經濟城市幾乎都見於人口大國，享有全國人才之利；人口小國的城市很難成為經濟都會。
人口大國的城市縱可享全國人才之利；卻仍需由外地輸入人才以填補人口老化。戰後初期出生的嬰兒陸續步入老年，各國在這方面同病相憐。勞動力佔人口的比重下降，經濟也就難以持續成長，惟有引入年輕移民可填補老化的勞動力。
移民政策要以開門納才促進長遠經濟成長為念，加上配套的政策，方能成功吸引外地人才。明白了這個道理，才可望打造國際經濟都會。所謂配套主要是加強社會和文化設施，提供豐富的文化活動、多元的社會環境，為外籍家庭的子女提供高質素的國際學校。
以城市立國的新加坡即主動以人口政策來吸納有技能的外國移民，保持人口的活力，也維持各族人口的比重以及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人口大國的城市本來比較有利，可以從國內各地吸收人才。但香港欠缺明確的人口政策，對引入內地移民更存有戒心。內地開放30多年來，南來的新移民主要是與家人團聚的婦孺，技能偏低。
第四，任何與全球經濟掛接地區的貨幣均須在浮動抑或固定匯率之間作一抉擇。香港幾乎開埠以來就透過貨幣發行局制度，與英鎊或美元緊守固定的匯率。這也就從政策環境上排除了匯率或幣值波動的疑慮。這與香港透過外向發展維持經濟成長總體利益一致。
但要維持固定匯率，財政和銀行信貸政策須有嚴格的操守。港元以聯繫匯率與美元掛鈎後，由於名義利率須跟從美國水平，貨幣政策不再享有自主權，而只能按國際收支裡資本進出的流量，被動地調適。
因此，香港在過去這30年曾兩度承受通脹壓力，更一度深受通縮之苦。內地對外開放初期適逢美國名義利率偏低，令香港的高通脹由1980年代後期持續到1990年代中期。接著1997年底發難的亞洲金融危機令我們陷入長時間的通縮，要到2003年美國開始加息和美元轉軟，才得以舒緩。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襲，又引發新一輪的美國名義利率低水平、美元疲軟，因此價格通脹也再度在港浮現。
對外來震盪的反應
第五，上述外因令香港樓價大起大跌，對銀行體系形成巨大的壓力。金融管理局為此不時介入，嚴控銀行的信貸，特別是樓宇按揭成數（比率），以防銀行業出現系統性風險。但降低按揭成數令中低收入的家庭難以買樓「上車」，激發民怨惡化。
這項外來震盪及其應變措施影響深遠。最明顯的是把市民分化為有樓族和無樓組，貧富分明，難以維持「團結」和「穩定」社會。基於對堅守聯繫匯率的承擔，我們更需積極管理由此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風險。
第六，在聯繫匯率下，審慎理財(fiscal prudency)、量入為出的保守取態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關鍵。唯獨這樣才可望維持長期宏觀經濟穩定。政府任何的開支都很可能成為無限期的承諾，在短時間內很難削減。但外圍經濟一旦惡化，香港須有足夠的儲備以維持政府開支，避免像美歐那樣借債度日。
反過來，當有正面的外來震盪帶起經濟，庫房「滿溢」時，我們也可以確信政府會繼續審慎理財，頂住基層、各種專業和商界的重重壓力，避免大洒金錢。香港以「積極不干預」作為政策和經濟意識形態，具有兩種功能。第一種是令不干預市場成為「金科玉律」，不輕易言變。因為，除非有足夠的反面證據，否則長遠來說，讓市場自行調節供求，通常好過將問題扔給政府。
第七，但隨著立法會代表性擴大，行政當局應付代議政治愈見技窮，積極不干預的政策正逐步軟化。政府的角色先後被重新界定為「最大的支持、最少的干預，以及審慎理財」（曾蔭權財政司長任內提出），「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梁錦松財政司長任內提出），「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唐英年財政司長任內提出），「大市場，小政府」（曾俊華財政司長任內提出）。但基本上當局仍維持有限政府的承諾。
香港作為小型開放經濟加上奉行聯繫匯率，政府進行危機管理時，堅守審慎理財原則至為必要。堅持積極不干預政策則為政府提供了理據和必要的合法性去處理無日無之、看似頗有道理的利益訴求。
香港政府一向深諳此道，官員訓練有素，不輕易為民間的需索屈服。但到了近年，由於天天要承受這種壓力、動輒得咎，有些官員開始動搖。有些更似開始對鍥而不捨的遊說軟化。但無論如何，積極不干預政策對於奉行聯繫滙率制度的外向型城市經濟仍屬上佳安排。
當管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時，積極不干預更是政府避免過分干預私人活動和商業的擋箭牌。這個問題在英治下就存在，回歸後自不例外。如今若另立經濟意識形態，須同時擴大更高的問責性，為政策蓋上政治合法性的烙印。此外當然要確定：怎樣的意識形態最適合香港？目前社會強烈分化、政制仍在過渡，市民會否接受大變動？
第八，內地開放對香港是劃時代的大事，帶動我們的工業結構脫胎換骨。製造業跨境北遷和做大後，本地的勞動力轉向生產服務業，為北上的製造業提供後勤。香港自此轉型為全服務業的經濟。
在調適的過程中，各行各業的工資急升，各階層普遍分享到內地開放帶來的好處。收入上升、財富增加，帶動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但非貿易的服務只能就地提供，無法輸入，刺激價格和工資急升。樓價連帶水漲船高，住宅升勢尤烈。物業作為不動產，更屬於非貿易的服務。有些家庭適時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入市，榮升為「有產者」。但自9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各種原因，要想成為業主並不容易，致使許多人至今仍處於「無產者」行列 。
第九，內地開放的另一個影響是送來大量非技術移民。1978-80年短短兩年內約有30萬名非技術的內地人移入，對社會服務和勞動市場構成巨大的壓力。其後，港府與內地就人口南移議定管控措施，同時撤銷寬容偷渡者的抵壘政策。
內地合法移居者此後須持有單程通行證，限制每日來港不得超過75人；於1994年增至105人，1995年再增至150人。至今根據配額來港的新移民約有130萬，其中大都是港人在內地通婚的配偶和子女。這再加上開放頭兩年的30萬人，1978年至今約有160萬人移入。新移民裡成年人的教育程度平均比港人低。
內地開放為港人帶來了經濟契機，但也送來大量非技術人口，拉低了香港平均的人力資源。新移民的收入基數低，增幅亦不及本地人，令收入分佈的低端停留在低生產力的水平上，拉大了市民的收入差異。我們的經濟成長不及新加坡，與後者大量吸納中國高技術移民有關。香港的新移民雖然大都熟悉內地，但技能偏低，難以參與內地的發展。
香港仍待制定人口政策，以大量增收有技能的移民。近年雖然不時推出措施，但仍難滿足需求。吸收外地生來港讀大學本似最為有效，但宿位嚴重短缺對效用造成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