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送虎迎兔的大除夕，人人祈求「運程」。但為長線的經濟算命，不要說命中標的，連猜中大方向都難。試問1978年前，有誰想到中國會搞開放改革？在開放改革前發表英文著作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的張五常教授，也許是唯一有此一問的經濟學者。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人會想到，過去這三十年，中國的GDP幾乎連年飆升一成，去年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令經濟上長期獨步全球的美國坐立不安。
【表1】
| GDP (10億美元) | 人均GDP | |
| 美國 | 14,624 | 47,132 |
| 中國 | 6,044 | 4,283 |
| 日本 | 5,391 | 42,325 |
| 韓國 | 986 | 20,165 |
| 墨西哥 | 1,004 | 9,243 |
中國前路像南韓還是墨西哥
過去這三十年，這個近百年來近乎赤貧的國家到底做「對」了什麼，反過來創下戰後最大的經濟奇迹？中國的人均收入又能否更上層樓，與韓國等新一代的高收入經濟體看齊？還是說，最終會像墨西哥那樣，在中等收入的國家行列中浮沉？
一言以蔽之，中國當初主要是大刀闊斧下放經濟決策權；相比之下，政治決策權下放得較少。但當有關決策關乎經濟，尤其是涉及基層生計時，仍有一定的進展。誠然，並非所有人都歡迎這次經改，但經濟成就大大加強了當局的政治合法性。
中國當時金融體系效能低下、法治不彰、合同和產權保障薄弱、勞動力市場仍然僵硬。但下放決策權後，經濟迅速成長。由此可見，市場即使基礎欠健全、運作未妥善，但只要打開瓶蓋釋出市場巨人，仍可創造奇迹。反過來說，經濟環境嚴重扭曲的低收入國家毋須等到市場運行順暢，也可以在經濟上邁開大步。
回過頭來看，經濟學者當初看淡中國，也許認定，一個不完善的市場無論怎樣改都必定完蛋。但其實，英國兩百多年前經濟起飛時，市場也不完善。政府的監管嚴重扭曲了經濟，法治也未成熟。但就在這樣差勁的環境下，英國為人類帶來了工業革命，帶領世界進入「現代」。可惜，今天的經濟評論家很少看歷史。
墨西哥經驗發人深省
中國經改一項最重要的壯舉是讓幾億人離開農村，到沿海的工廠打工。透過市場運作，自由遷徙、離開生產隊、讓人民發揮才智自謀出路的政策帶動了經濟。與此同時，對外開放造就了出口、引來了境外投資，為沿海帶來就業。而隨着經濟擴張，出口和外資反過來又刺激了內部需求。除了最近這次的全球大衰退，此前三十年的全球性經濟擴張和市場一體化，令中國得以成功進入國際市場；眾所周知，港商在這個過程中也居功至偉。
不過，全球經濟受衰退重創，短期內難以復元，中國今後能否再接再厲？不完善的市場制度會否拖經濟的後腿？
就此而言，美國兩位經濟學者Timothy Kehoe和Kim Ruhl有關墨西哥的研究發人深省。熬過了1982-85年的經濟危機後，墨西哥也從市場出發，大刀闊斧進行經改。由財政改革、國營企業私有化、開放外貿到引入外資，不一而足，最終更贏來了1994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不過，墨西哥至今的成長平凡得可以。以實質人均GDP計，1990-2000年間平均年增1.8%，遠低於中國同期的8.6%；中墨的經改大致相同，不料成果迥異。這兩位學者發覺，用生產力（producitivity）可以解釋箇中的差別。
可是，中墨兩國外貿和外資佔GDP的比重隸屬同一數量級，同樣具有上述金融體系效能低下、法治不彰、合同和產權保障薄弱、勞動力市場仍然僵硬的弊端，對外開放的程度也相差不遠，市場制度亦存在類似的弱點。既然幾乎所有因素都相同，那又怎樣解釋成長率大相逕庭的事實？
【表2】
| 2009年對外貿易和外資流入佔GDP的比重 | ||
| 中國 | 墨西哥 | |
| 對外貿易 | 44.5% | 52.9% |
| 外資流入 | 2.00% | 1.45% |
1990年代中期以前，墨西哥並非實行民主。因此，政治制度也不能解釋兩國的經濟差異，至少無法說明，經改功效照理最易見的1985-95年，為何也表現平平。
有關中國生產力增長的研究發現，改革後，製造業生產力飆升。原因包括：一、競爭增加後，引來高生產力的新企業，而低生產力的企業陸續退出；二、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官方削減對國營企業的補貼，令民營企業得享較為公平的競爭環境；三、高效益的境外企業增加在華的直接投資。與此同時，有關墨西哥製造業的研究也發現，外貿和外資大大提升了生產力。就2009年來說，中國製造業佔GDP的48.6%，高於墨西哥的34.5%。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為什麼比墨西哥成長得快，但不足以說明成長率為何差好幾倍。
【表3】
| 2009年各部門佔GDP的比重 | ||
| 中國 | 墨西哥 | |
| 農業 | 10.9% | 4.1% |
| 工業 | 48.6% | 34.5% |
| 服務業 | 40.5% | 61.3% |
至於其他經濟部門，墨西哥在石油提煉、電力、電訊和運輸等方面缺乏競爭，但中國又何嘗不然？加入WTO之前，中國為了應付「財富500大」的競爭，將這些行業的國企合併成幾個巨無霸。
改革持續方能脫貧
中國的生產力為何比墨西哥增長得快，看來仍然是一個謎。中墨既然在很多方面雷同，餘下的差異似乎不足以解釋這樣巨大的差距。
坊間一直流傳着一個很簡單的說法。就墨西哥為何在中等收入的水準上停滯不前，Stephen Parente and Edward Prescott（2002）和William Lewis（2004）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釋。過去這六十年，探討過發展問題的經濟學者都耳熟能詳，所謂的「富國」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生產力都很強勁的國家；窮國則三個部門都很弱。但後者只要願意對外開放經濟，向全球各地取材，引入較先進的技術，也可以有所發展。有些窮國做不到，主要是政策失敗或者有壟斷企業這類組織阻止技術的引進。窮國想趕上富國，必須持續地進行改革開放，不能半途而廢。
過去這一個多世紀，美國憑着創意，將全球的技術水平帶上一個又一個高峰，在生產力上一直領先全球，而且佔領了幾乎所有的領域。1900年至今，除了1929-39年全球大蕭條那十年
也就是足足一百年的時間內，以工齡人口計，美國以人均GDP年增2%，創下人類經濟成長的紀錄。這可能是任何一個經濟體登上知識高峰後，在特定經濟組織和政策條件下成長率的極限。隨後的其他經濟體想要增長得快過美國，大可急起直追。而且愈落後，趕追的效果愈顯著。但一旦快要趕上美國，成長率就會放緩，最終在較低的「長期成長率」（trend growth rate）上安頓下來。這就是西歐在1970年代初期和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的情形。
不深化改革成長難持續
其他國家只要對外貿和外資開放，俾能引入較先進的技術，都有可能從後追趕美國。但先決條件是改革經濟體制，提供必要的基建和政策，讓市場得以順利開放。開放製造業往往比開放服務業容易。本港也有同樣的經驗，一直以來，製造業遠較服務業開放，競爭也較多。
事實上，拒絕對外貿和外資開放的國家，國民收入多長期位於榜末。戰後不少國家實行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工業缺乏競爭、生產力低下，難以脫貧。南美、非洲和亞洲不少國家都有這個問題。但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另闢蹊徑。她們得以攀升，靠的是對外開放、以市場主導經改，從而引入技術，向工業化轉型。
也有些中等收入的國家開放製造業後，始終沒有開放服務業，以致服務業缺少競爭，生產力低下，令國民收入難以再上層樓。
墨西哥即屬此類：製造業生產力不差，但輸在服務業，以致未能成為高收入國家。中國三十年前一窮二白，但現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低階，今後會繼續在中等收入的範圍內攀升，問題是最終能否躋身高收入行列。
服務業的貿易保護主義一向比商品貿易要強，開放服務業比製造業更難。高增值服務對金融制度效益低下、法治不彰、合同和產權保障薄弱、專業和其他服務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尤其敏感；四大害湊在一起，足以扼殺高增值服務。想要更上層樓，必須深化改革、理順市場、撤除貿易和監管屏障、打破壟斷體、強化軟基建以為自由市場的後盾。雖然既得利益必從中作梗，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中國與美國還差一大截。但也正因此，在謀求高速發展上大有餘地。而且開放改革前，經濟可能備受扭曲、過度監管，一旦開放改革，也許反而更容易發展。由於當前經濟仍然受到扭曲，加上監管過度，只要搬走障礙，趕超的速度應該可以加快。墨西哥的「成長趕追」（catch up growth）率不如中國，因為在1981年之前就經歷了這個階段，但此後改革停滯，其他經濟部門也不再加強競爭。墨西哥現在的成長率與美國的長期成長率2%大致相同，但墨西哥與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應該能夠恢復追趕性的成長，但先決條件是深化改革，掃除經濟成長的屏障，大力促進競爭；這對服務業尤其重要。
中國若不再深化改革，完成了趕超成長期帶來的高增長後，成長率可能放緩，最終會像墨西哥那樣，國民收入在中等水平上徘徊；若此，則是人民的不幸。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最近訪美即可知，中國人口眾多、勤奮靈活，即使不再上層樓，誠然是一大強國，但未可滿足人民對高生活水平的訴求。張五常教授三十年前的觀點，至今仍然正確，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成就，更是中國的成果。中國今後這三十年若繼續證明他的判斷正確，張教授將會一如他尊敬的Ronald Coase教授般，立言於不朽。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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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Steven N S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Hobart Paperback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2.
Timothy Kehoe and Kim Ruhl, Why Have Economic Reforms in Mexico Not Generated Growth?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453,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10
William Lewis, The Power of Productivity: Wealth, Poverty,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Stabi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Stephen Parente and Edward Prescott, Barriers to Riches, MIT Press,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