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經濟學與同性婚姻

(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最近在一次新年晚飯聚會中，跟朋友談起同性婚姻，大家就家庭相關的經濟學理論各抒己見，從經濟學角度探討同性婚姻的原委。朋友們建議我在本欄說說我的分析。

 

聖誕期間，我除了與家人共度佳節之外，還參加過兩個婚禮、一個結婚紀念慶祝活動，並出席了潘老師 –– 一位深受敬重的中學教師 –– 的喪禮，她有七名子女、八名孫兒和兩名曾孫，可說兒孫滿堂。今時今日，一家團聚仍是逢年過節的一樁大事。即使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人們依然不惜遠涉重洋共聚天倫。

 

家庭角色的演變

 

舊社會中家庭活動佔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直至約半個世紀前，家庭依然在社會中佔極重要地位。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Gary Becker所研發的家庭經濟學研究所得，家庭所以在現代人日常生活所佔位置逐漸減縮，主要基於以下三大因素：一、現代科技發明；二、市場經濟發展；三、政府功能日增。

 

現代醫學愈見昌明，人類社會健康和衞生狀況大為改善，全球嬰孩與兒童的夭折率大大降低；家庭中毋須靠多生孩子，也能獲得所需子女數目，女性於是可以減少在生育和照顧孩子方面所花時間，因而有機會加入職場。

 

工業革命初期，製造業的最佳職位都屬男性專利，不用打理家務而外出工作的女性多為家庭傭工，但後來也投身工業生產大軍。作為勞動市場的生力軍，女性更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大增長動力。

 

隨着就業機會增加，女性的育兒意欲也產生變化，逐漸變為重質不重量。一般家庭在以下兩方面重新調整適應。一、市面上可供選購的各種資源和服務日多，足以節省母親在育兒上所花的時間。家用電器不斷推陳出新，尤其電視機日趨普及，大大地取代了婦女留在家中的需要。二、家庭對養兒育女的要求傾向重質不重量，讓女性婚後可在職場多花時間。市面上漸多特為幼兒而設的各種優質教學服務，亦足以取代家庭在這方面的傳統角色。

 

在女性就業比例增加的同時，子女成長過程中所獲的人力資本投資也隨之增加。一般來說，新一代不但教育程度較高，也較為健康，而且具備較多謀生技能。人力資本得以加強，可更進一步帶動經濟增長。這樣的良性循環，是廣為人知的「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不少發展中的經濟體都能善加利用其中過程，邁向經濟繁榮，香港即屬一例。

 

社會角色的消長

 

現代市場經濟的興起，造就了大城小鎮的蓬勃就業機會；而政府不斷推廣市區服務，高度密集的城市生活方式得以日趨普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諸如房屋、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眾安全、衞生、運輸、消防、文化、娛樂等等，應有盡有，對家庭的影響遍及不同層面。

 

以往由家庭提供的各類重要活動，如今都日漸由政府包辦，其中較為顯著的例子包括：足以取代家庭安老功能的公共社會保障計劃，這是不少現代經濟體制中的一大特點；政府為受供養子女提供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務；政府為有受供養子女的單親家長提供支援服務等等，一時難以盡錄。

 

以往，家庭不單是一般人尋求工作和慰藉的對象，也是幼有所托、貧病有所依、難有所助、老有所養，以至積累知識和增長智慧的歸宿。一向以來，家庭是社會上最重要的制度，但現今家庭的重要性已無復從前，而它在家庭成員心目中的地位，亦備受政府的挑戰。

 

市場和科技的發展不但未有對家庭的地位直接構成威脅，反而有助於促進生活上重質不重量的趨勢，帶來重大經濟效益。因此，市場效應對一般家庭在生活上的取捨有何影響，我倒毫不在意，因為市場選擇從來都是自願性的。然而，政府運用權力制訂種種法規，卻會令國家的意志凌駕於家庭的選擇自由之上。

 

這些發展導致現今社會的家庭意識薄弱，那為何同性戀者卻尋求婚姻制度的認同？

 

我探討的問題並非同性戀者是否應享有結婚的權利，而是可能帶來的後果。先旨聲明，下文討論的後果不一定反映同性婚姻支持者的願望和動機，畢竟根據後果來推斷動機並不恰當。不過，由於公共政策必須正視其後果，決策者實有必要對此有所認識。

 

家庭的社會價值

 

今時今日，過去以家庭為中心的各類活動，還有哪些是市場產品和政府服務所無法取代的呢？我想大概已不易找到。大部分在家中進行的活動，現在都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政府也有提供。當然有人也許會認為愛只能存在於家庭，但又是否必然如此？答案也許「是」，但似欠說服力；愛不限於一種，既有愛國的情操、愛大自然的情懷、對寵物的愛心，也有浪漫的愛情。總之，情感的醞釀並非只限於家中。雖然家庭可說是培育上述各種情感的理想場所，但問題在於是否必需。

 

根據家庭經濟學理論，家庭制度似乎只在養育「親生子女」方面是必要的。

 

首先，子女成長不但過程漫長，過程中也必需無微不至的照顧。由於父母在他們身上所作的人力資本投資遠超以往，現代社會的子女在成長中邁向自立之路，自然就更費時；因此，家庭仍是培育「優質」子女的最佳制度，來自破碎家庭的兒童「質素」也往往比較參差。「質素」一詞，在這裏只用作泛指認知、行為、健康等方面的特質而言。

 

其次，領養兒童的市場所以至今仍極不成熟，實在有其原因。兒童的「質素」固然不易察覺，年幼時就更難以得知；受領養兒童父母的身份已往往無從稽考，兒童本身的內在「質素」太不明朗，難以取代「親生子女」。預測幼童內在「質素」的最佳指標，往往是其父母的「質素」，因為後者遠較前者容易觀測。

 

毋庸置疑，養父母可在受領養兒童身上多作投資，從而改善其「質素」。因此，獲領養的兒童往往較為年幼，但兒童的「質素」始終難以確定。這也是「親生子女」優越觀念揮之不去的部分原因，而大部分父母也只會由於不育，才會選擇領養。

 

出於愛心而領養兒童的父母，也許不會那麼介意領養兒童的內在「質素」。不過，他們這樣做也就並非為取代「親生子女」，而也許是透過改變受領養子女的命運，從而獲得更大滿足感。

 

子女成長過程漫長，而受領養兒童的內在「質素」又成疑問，家庭自然成為養育「優質」子女的首選，也可算是不二之選。古往今來，不論中外社會，簽訂一紙婚書，無非為保婚姻永固，夫妻信守承諾，而保障子女的實際考慮，也至為明顯。

 

一紙婚書的保障範圍，除了父母子女的權益以外，還包括社區以至社會的整體利益在內。由家庭制度生育「親生子女」，從而培養出世代相繼的「優質」個體，社會就能確保宗族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繼續生生不息，不斷進步。

 

在奉行一夫多妻制的伊斯蘭社會，《可蘭經》也精心部署，在經文中硬性規定在男性家長死後如何分配其財產，以確保其所有妻子及子女得到相應份額，實行以神權履行婚約，令所有家庭成員的權益受到保障。

 

同性婚姻自然不可能有「親生子女」，因此，組織家庭及訂立婚約的這一關鍵要素，也就付之闕如。歷經數千年演變過程的家庭（以及婚姻）制度，正是以此一需要為基礎，以人類社會所知最佳策略成就傳宗接代的功能。家庭法和婚姻法也都是基於這一基本要求所制訂而成。政府的介入，以及種種法制和政策，也往往是為了鞏固家庭此一核心功能（雖然或會帶來不同後果）。

 

政府的介入無疑使家庭制度不再只是關乎家庭成員的自主體制，凡政府法規及資源所涉開支，均由社會整體承擔，政府所以能夠制訂有關法規和運用有關資源，全因社會大眾承認家庭通過「親生子女」傳宗接代這一基本功能，同性婚姻則已超出世界各地社會數千年來所建立起來的共識範圍；用以支援家庭制度的各類現有法規、政策、以及資源轉移，未必可以同時適用於同性婚姻，至少也須先行詳加檢視並重新審查。

 

婚姻的性別考慮

 

舉例來說，現行法規中已包含有關於夫婦分居、贍養費、撫養子女費用等方面的安排。現行社會政策，則既有利於夫婦（尤其有受供養子女者）申請公共房屋，亦對坐享雙重福利的夫婦施以懲罰。家庭肩負生育「親生子女」的重任，而這些法規和政策，全都符合社會大眾對維持穩定而持久家庭關係所抱的期望。缺乏此一重任，有關法規及政策就難免受到濫用。

 

既然政府的種種制度，世世代代都以家庭及婚姻為基礎，而相關動機又已根深蒂固，那麼若未對家庭及婚姻基礎詳加考慮，自然不應貿然應用於同性婚姻。配偶各司其職，以生育「親生子女」為出發點，不容輕率否定。在「親生子女」的議題上，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實有天淵之別。

 

人生有兩大特點，就是壽命終有盡時，以及繁衍後代有賴兩性婚姻。生育「親生子女」，也許是人類藉自身基因繁殖，而間接延續生命的一種社會生物學表現（見Richard Dawkins所著《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若從世俗角度着眼，人類創立的家庭制度，正是延續生命並保障世世代代子孫福祉的最有效方法；至於婚姻，則是最有利於確保家庭繼續存在而生生不息的合約安排。

 

參考文獻：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