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上周寫過關於訂立貧窮線的建議及其複雜之處，政府已定下今年年中公布貧窮線細節的目標，而我最關心的，始終是釐定貧窮標準的依據；住戶人數一直在歐洲等地用作衡量貧窮的準則，但我認為用年齡來計算其實較為公平。利用2011年本地人口普查所得數據，可驗證出兩者的差異。
【表1】貧窮線A的定義為：人數相同住戶（家庭傭工除外）的收入中位數的50%。以貧窮線A為指標，住戶中有22%處於貧窮線以下；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一人住戶佔32%、二人住戶佔26%、三人住戶佔19%、四人住戶佔17%、五人或以上住戶佔16%。總而言之，人數較少的住戶處於貧窮線以下的比例相對較高。
不過，若依照貧窮線A的準則來檢視住戶之間按戶主年齡的貧窮發生率，將造成嚴重扭曲的結果。我在下文將同一年齡組別（家庭傭工除外）的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定為貧窮線B，透過例證，闡析為何這是較為合理的貧窮定義。
年齡為據 修正偏差
我根據貧窮線A的定義，計算出在貧窮線以下各年齡組別住戶的百分比為：24歲或以下佔22%、25歲至34歲佔9%、35歲至44歲佔15%、45歲至54歲佔15%、55歲至64歲佔20%、65歲至74歲佔40%、75歲或以上組別佔整體住戶53%，可見較年長住戶所佔貧窮比例顯著偏高。換言之，以貧窮線A計算，年長住戶中的貧窮戶比重極高。
再對比一下【表2】中以貧窮線B計算的結果。表中住戶有24%處於貧窮線以下，比例較貧窮線A略高。更重要的是，【表2】中各年齡組別之間的貧窮戶比例較為平均，只在年長住戶組別出現較高比例而已。各組別處於貧窮線B以下的百分比為：24歲以下佔20%、25歲至34歲佔20%、35歲至44歲佔22%、45歲至54歲佔21%、55歲至64歲佔26%、65歲至74歲佔30%、75歲以上組別佔36%。這種比例實在合理得多，因為其中所反映的貧窮狀況，在各年齡組別的分布相若，在任何社會中的情況也大致這樣。
我根據貧窮線B的定義，計算出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住戶百分比為：一人住戶佔54%、二人住戶佔29%、三人住戶佔16%、四人住戶佔11%、五人或以上住戶佔8%。由此可見，以貧窮線B為計算準則，人數較少的住戶佔貧窮戶的比例就高得多，這種分布情況頗為合理，而與貧窮現象的普遍認知亦相脗合。
人數少的住戶較易受經濟打擊，面對風險的應變能力也較為遜色。一般人若終其成年階段仍未能覓得配偶，通常本身根本欠缺合適的經濟條件；數十年來，「籠屋」住戶大都屬於此類，無奈申請公屋的要求資格也不利於他們。
由於這類住戶往往難以接觸，公共政策的重點也就甚少包括援助他們的安排。內地實施開放政策之後，這類住戶已有不少把握機會在內地娶妻，透過已婚者的資格申請公屋，從而改善生活環境，不過大多數仍需經濟援助。
貧窮線A與B之間的定義差別，實在值得探討。【表3】列舉根據兩線定義的貧窮戶分布狀況：一、71.1%的住戶界定為同時處於兩條貧窮線之上；二、17.5%的住戶界定為同時處於兩條貧窮線之下；三、6.6%的住戶界定為處於貧窮線A之上，但按B線定義卻處於貧窮線之下，其中以人數較少的住戶居多；四、4.7%的住戶界定為處於貧窮線B之上，反而處於貧窮線A之下，其中以住戶人數較多的長者居多。
由此可見，訂立貧窮線的準則，對社會判斷住戶是否應得援助至關重要，同時更進一步突顯貧窮狀況的考慮因素眾多，根本不可簡化為一種片面的指標。如果單採用一種指標，則以年齡為根據當比住戶人數為佳。按常理推斷，也應明白每一個年齡組別都會有貧窮戶，以為絕大多數長者貧窮的觀念，不過是量度欠準的人為現象，甚至毫不理解於住戶生命周期中某一時段錄得的收入，並不足以反映住戶是否貧窮的道理。上周本欄文中【圖3】的描繪正好說明這一點。
老者多貧 不盡不實
【表4】列舉根據貧窮線A和B分類的貧窮戶數差額及百分比差額。香港社聯和樂施會倡議採用貧窮線A，有可能大幅低估人數少住戶（尤其是一人住戶）中的貧窮戶數目和百分比，而又高估年長人口中的貧窮戶數目。
【表4】顯示相對貧窮線A而言，貧窮線B界定的貧窮戶多出41580（8%）；一人住戶及二人住戶中的貧窮戶較多；三人或以上住戶中則較少貧窮戶；一人住戶中的貧窮戶更多出86580（41%）。同樣地，屬25歲至64歲年齡組別的住戶中有較多貧窮戶，但65歲或以上組別的住戶中則較少貧窮戶，75歲或以上組別住戶中的貧窮戶更少了47580（62%），相差幅度十分顯著。
貧窮狀況並非集中在長者之間，大部分長者曾經歷過香港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當年高齡津貼計劃毫不優厚，除非愚不可及或渾渾噩噩，否則或多或少也會積穀防饑，況且不少長者還有子女供養。社會上對大部分長者貧窮的觀感，來自對住戶目前收入的比較，卻忽略住戶收入隨生命周期變化的道理，這種分析難免流於粗疏。
所有年齡組別都有貧窮戶，其中包括教育水平低或際遇欠佳者，也有不少新移民，大都未能建立家庭，致欠缺人力資源以減輕經濟逆境帶來的衝擊。這類住戶最需要社會給予援助，也理應經由貧窮線顯示出來，但貧窮線A未能在這方面發揮效用。
過時準則 有欠周全
我擔心的是，若對貧窮的起因一知半解就倉卒行事，不但無法有效改善貧窮情況，也幫不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若採用的貧窮線根本未能認清目標，就會忽略本應獲得援助者，設計欠妥的資源重配計劃更會助長非真正貧窮者濫用福利的歪風。美國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推出大刀闊斧的扶貧政策「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program），但至今歷經半個世紀，社會上收入不均的現象依然未見改善。
關於香港應積極效法先進國家半世紀前已推行的福利計劃的建議，我一直時有所聞。但果真如此，可以預見，香港會同時引用有關執行架構及計劃設計，將貧窮線定為人數相等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正是照搬外國計劃內容的例子。其實，這些半個世紀前的設計所根據的研究早已過時。
當年試圖衡量住戶收入不均現象的經濟學者，其着眼點主要在於住戶人數與成人和兒童組成之間的異質（heterogeneity）。當時的經濟學理論，基本上以個人行為作為研究依據，個人好比物理學上的原子，彼此之間差異不大；至於每個人既有年齡和性別之分，又包括成人和兒童，彼此大都有血緣關係等等，為研究帶來諸多不便，當年的經濟學者每多避而不談。因此，按當時的計算方式，一名女性平均相當於（1 + X）男性；一名成人平均相當於（1 + Y）兒童，如此類推。既然住戶之間看起來如此不同，若要認真比較，就必須建立起某種方法，以便將住戶中的男女老幼成員化為某種相應的計算單位，而同時剔除其中的血緣關係。
以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為定義準則，原意正在於以簡化的算式固定住戶成員的數目，成員之間的差別則不在考慮之列，以期比對差異懸殊的住戶時較為持平。一個頗普遍的例子是，各地政府（包括特區政府）以及研究人員在透過以「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計算住戶收入不均淨額時，常會將各種稅項及轉撥款項包括其中，目的就是把較難處理的對比項目作出較為合理的比較。
貧窮問題的研究發展至今，成果早已遠超半個世紀前所得。自從芝加哥大學Gary Becker教授發表有關家庭研究的先驅著作以來，經濟學者對家庭的研究已有極大進展，包括夫婦間的分工、婚姻決定、生育決定、儲蓄行為、退休選擇、離婚及分居決定，以至學業、健康及其他人力資本等關乎子女前途的投資、不公平，以及跨代不公平等等……，凡此種種，都令貧窮線A的定義成效成疑。
破舊立新 務實扶貧
可惜由於惰性和既得利益抗拒使然，各地社會的扶貧計劃大都未有採納新的研究取向。正如【表3】數據所示，採用貧窮線由近似貧窮線A改為近似貧窮線B，對不同組別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是有得也有失。蒙損者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從來就遠勝於有望獲利者，前者在政治上組織力較強，也有其堅定不移的倡議者。說到底，明知是能有效制貧的新方法也不會支持採納，可說是維護現狀的暴政。
香港在扶貧方面仍有機會從頭做起，而政府亦須在年內制訂未來的「扶貧計劃」議題。要制訂貧窮線，香港就不應對舊有架構和設計盲從附和。雖然貧窮線B在設計上遠勝貧窮線A，但兩種貧窮線都始終無法根除貧窮問題，皆因兩者的運作架構均基於不可解除或減低的貧窮定義。正如我上周在本欄指出，對貧窮作硬性定義，亦即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來界定，即使經濟有所增長或政策措施有所改變，貧窮狀況亦會持續；癥結在於這種「貧窮」概念根本令貧窮無法消除或減輕。
長遠而言，香港所需的政策應能透徹掌握貧窮戶的成因，以及建立有助於脫貧的誘因和干預措施。社會不應關愛有餘、頭腦發熱，只有透過切實客觀分析，才可在扶貧方面取得實質進展，否則只會白白錯過從美國「大社會」計劃失敗經驗中汲取教訓的機會。
參考文獻：
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No. 299. (Sept. 1965), pp. 493-517.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Woytinsky Lecture no.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