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正當香港社會民主呼聲日高之際，不妨回顧一下西方民主政制的歷史背景。民主政體以西歐古國和美國為其兩大搖籃，其誕生時刻，與社會由自給農業秩序邁向農業商品化模式的過渡期，往往不謀而合。
近百年來，尤其在二次大戰之後，新建國家中鮮有能順利過渡至民主政體。至於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國家，能夠順利從自給農業秩序邁向農業商品化模式並實行民主政體者，亦可謂絕無僅有。
歷史明證當前，不禁惹人深思，經濟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國推翻帝制皇朝雖已超過百年，但對何種政制最適合現代工商業年代，至今仍在摸索階段。至於哪種政制終能在香港落地生根，又有何經濟效應，自然是香港市民的關注焦點；但中港兩地唇齒相依，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更形重要。若香港的政經前途是「百萬富翁問題」，中國的前途就更是「萬億富翁問題」了。
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念書，一年級社會科學通識科有「新舊國家現代化對比」（Modernization of Old and New Nations），令我首度得知中國在現代化探索過程中，為何會走上獨裁而非民主之路。修讀這一科期間，我讀到摩爾（Barrington Moore）教授所著《獨裁與民主的根源：造就現代世界的地主與農民》（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已故的摩爾教授（1913年至2005年）是屬於新馬克斯傳統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剛於上月度過百歲冥壽。他在就現代化進行的對比研究中，審視民主、法西斯、共產政權在英國、法國、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崛興的社會背景，並提出極難解答的關鍵問題：為何這六國從自給農業秩序邁向農業商品化模式過程中，竟會發展出如此南轅北轍的政制？
民主獨裁理論經典
摩爾的研究別開生面，令人類社會進化中有關對比歷史的分析，得以在社會科學範疇中重獲重視；令有關社會變遷的宏觀研究，例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韋伯（Max Weber）、馬克斯（Karl Marx）等的劃時代巨著得以復興。摩爾又審視商業化、工業化、以往農業社會秩序之間的互動，如何產生出截然不同的後果和政權；並且突顯出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之前往往出現的暴力現象，通過列舉例證，說明產生具民主特色的資產階級政權的革命過渡期間，為何暴力無可避免。
摩爾這部著作雖然理念艱深，但十分引人入勝。我去年重讀此書，驚覺四十多年前對摩爾論題的理解如何不足，以致忽略其推論中的細膩觀察和精密論點。再次拜讀，既感耳目一新，而又深受啟發。我在本文將扼要闡釋摩爾的論題，而下周則另文探討其所提出的種種概念，對理解現代中國有何作用。
摩爾的論題大致上可概括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制度」這一命題，清晰說明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資產階級在剷除傳統農業社會結構殘餘勢力方面所發揮的力量，主宰了現代社會的發展路向。資產階級所選擇的途徑，不論屬革命性質與否，有助於塑造他們後來一手創建的政權。因此，資產階級可算是建立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必備元素。
摩爾的論題對同代的主流現代化理論作出挑戰，而主流理論一直假設，從十六世紀至今，所有實行現代化的社會都歷經大同小異的過程，雖然學者對此運用不同概念，因而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例如羅斯陶（W W Rostow）稱之為「經濟起飛」（economic take-off），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稱之為「擴大參與」（expanded participation），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稱之為「多重失效」（multiple dysfunction），其實均為李普塞斯（Seymour Martin Lipset）「現代化假說」（modernization hypothesis）的不同演繹方式而已，而此一假說的要點是政治民主化必隨經濟發展之後出現。
政權革命三大路徑
摩爾自出機杼，他所提出這個新馬克斯主義理論，是通向現代世界必經的三大途徑，即「資產階級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由上而下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農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資產階級革命可導向民主，自上而下革命可導向法西斯主義，而農民革命則可導向共產主義。
「資產階級革命」路徑以資產階級的勢力為主要原動力。在資產階級強大得足以削弱農業經濟的國家，民主就有機會出現。在摩爾看來，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不在有何實際行動，而在於自給農業秩序邁向農業商品化模式的過渡期中，如何界定上層階級地主與農民的政治取向。
若資產階級實力足夠，地主就會配合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與競爭性政治制度，而農民亦會參與市場經濟。商業經濟成功之後，農民須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有時或會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甚至爆發政治暴亂。
據摩爾分析，資產階級革命是英、法、美三國的社會動亂，從而打破傳統上層階級地主壟斷經濟的悶局，同時開創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局面。英國「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 1642-51）、法國大革命 (1789-99）、美國南北戰爭（1861-65）均屬資產階級革命，以流血革命方式成全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摩爾於是作出此一結論：流血革命是爭取自由與理性化的先決條件，以助此等古國創建自由民主的新秩序。
自上而下革命是德國和日本上層階級地主在工業化過程中戰勝平民革命，保存其傳統優勢的過程。德、日兩國的資產階級勢力一向及不上英、法、美三國，而普魯士施泰恩─哈登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以及普魯士首相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當政與日本明治時期的自上而下革命，均以加快本國工業化為首要重點。
工業化措施包括法律守則標準化，並由政府加強執法、減低內部貿易壁壘、建立現代專業軍隊和國民教育制度，以及推動國民身分認同。德、日兩國由地主操控政局的形勢一直持續至現代，由此形成的政治聯盟不但窮兵黷武，並標榜民族主義與擴張主義；資產階級則甘為附庸。
政治聯盟既保障大莊園農業，又以關稅保護國內新興工業；政府藉禁止組織工會而壓抑工資。德、日兩國採取第二種革命途徑，通過維護地主及工業家利益的專制政權，以不流血革命方式實現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所以一度在兩國難產，皆因當時上層階級地主與資產階級為求維護本身經濟利益，惟有依靠獨裁政權實施高壓勞工制度。由於並無流血式「資產階級革命」，德、法兩國以專制政治形式和平過渡至現代化，最終體現為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權。
在法西斯主義政權統治下，資產階級勢孤力弱，紛紛成為依附於政府的工業家，從事政府扶掖企業及專利業務，其中亦包括上層階級地主，或與地主結盟的資產階級。頗堪玩味的是，時至今日，新興市場中大部分經濟體的工業化過程，正是這種現象的寫照；但這種資本主義的成功往往建築在不開明、不自由的基礎上。
農民革命是中國和俄羅斯所採取通向現代世界的第三條路線。中、俄兩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相對於其他國家更形薄弱，其現代化進程所遭遇的阻力也較大。兩國曾經推行改革，結果將控制農民的傳統制度，換之以失效的政府管治形式，變革不成，卻摧毀了傳統農村統治階級的權力基礎，加深農民對地主的怨氣，埋下革命的導火線。
農民革命先摧毀地主階級，取代的是共產獨裁政權，產生工業化而非民主的社會。資產階級革命及自上而下革命在中、俄兩國均難成氣候，而帶領農民革命的，倒是敵視資產階級及上層階級地主的知識分子。
社會特性 階級決定
摩爾的論點可總結如下：
若資產階級實力強大，就足以推翻農業社會秩序，形成英、法、美式的自由民主政體；否則就會出現以下第二種情況。
若由上層階級地主與資產階級結盟，通過壓抑勞工權益，而能以自上而下革命方式走向現代化，就會出現德國和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權；否則就會出現第三種情況。
若自上而下革命無法成功，而由革命精英通過農民革命掌權，就會出現中、俄式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否則就會出現印度式的管治方式。
據摩爾分析，印度的農業傳統主義一直揮之不去，現代化因而不成氣候。民主政體並未能促進現代化進程，反而依附於傳統政經集團，使印度一直維持傳統社會格局。
摩爾指出，所有現代化社會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歷經上述三大路線之一。他在結論中表示，由中產階級主導革命的國家，例如英國，自會形成民主制度，並出現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格局。革命由農民主導的國家，則會建立起共產主義工業獨裁政權。若革命由精英聯盟主導，則會產生法西斯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在後兩類獨裁政權管治之下，均不會產生民主制度。
在法西斯政權統治下，傳統政治及社會制度均會順應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原則，而能避免現代化過程以資產階級革命方式實現。摩爾還指出，美國南北戰爭、法國大革命、英國清教徒革命，均為推翻傳統農業社會秩序、通向現代化的必要代價。
民主有因 絕非必然
摩爾認為，社會上各階層包括上層階級地主、資產階級、農民、工人階級等的勢力強弱塑造一國政制。此等社會階層之間的敵對或聯盟關係，對詮釋該國的政治不可或缺；他還強調國家歷史於幫助瞭解及解釋社會權力嬗變方面的重要性。
啟動現代化進程，在於從自給農業邁向農業商品化模式。即使在歷經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之間，農業商品化的性質亦各有不同。以英國為例，該國農民在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中幾已遭趕盡殺絕，以致隨之出現的大農莊紛紛採取商業運作模式，而農民則大舉移居城市中心，加入為英國工業化的勞動大軍。
法國方面，受到貴族地主苛徵暴斂的壓迫，農民走投無路，被迫群起革命，從貴族手中奪去土地，然後重新分配。由於法國以小農經營的農場居多，相對於英國而言，法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就較偏向由政府主導。
至於美國，在廢除奴隸制之後，南方聯盟州份本來經濟效益較高的大型農莊亦隨之消失。聯邦政府於是可制訂保護主義措施，以利北方聯邦私營企業進行工業化。1861年至1933年間共和黨主宰政局的局面，也是早年林肯總統在政策上預埋伏線的結果。
摩爾對所有推行現代化國家必經民主階段之說提出質疑，其論題有助於我們認識到，社會民主化進程根本不可能由某民主政府強加諸非民主政府身上。
為達致民主政體開花結果，社會必須具備各種足以醞釀民主，以及讓民主持續發展的有利條件才行。時至今日，摩爾論題對於了解現代中國是否仍具參考價值，留待下周繼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