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中國革命契機的地主與農民

(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二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我初次接觸到革命和現代化兩大課題，是在中學西史科的課堂。老師選用的課本並非一般只為應付中學會考的「雞精書」，而是Denis Richards的佳作《現代歐洲1789年至1945年》（Modern Europe 1789-1945）。

 

書中的首兩章以法國大革命為題，作者寫道：

 

「然而這場革命的原動力其實並非來自農民階級，而是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中的第三等級，經濟條件較優，尤以律師、醫生等受過高等教育者為主。究其原因，這一階層固然並未如農民般受貧困煎熬，但卻因被拒建制門外而深感不忿……。總而言之，他們認為參政遭受限制實屬不公，其中一名領導人物就曾出此語：『何謂第三等級？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有所作為。』因此，法國大革命領袖幾乎全都來自第三等級，也就不足為奇。」

 

書中繼而交代：

 

「不久，三級會議於8月4日晚發生了一件歷史大事。會議上一名貴族代表起立提議廢除所有封建權利，隨即引起其他代表和議。會議廳內群情洶湧，一如救世軍會議；貴族代表逐一起立，相擁而泣，紛紛宣布放棄自身權益，自我犧牲精神溢於言表（自然也有人被迫「陪葬」）。到了翌日早上八時，會議共通過三十條法案，令法國法律面貌為之變天。8月4日當晚，會議允予農民在革命中的一切要求；時日漸過，極端主義與暴力抬頭，農民自然傾向支持任何承諾保障其新權利的一方。農民並非民主信徒，既然拿破崙看似能保障他們受惠於革命的大部分權利，他們也就樂於支持。」

 

此書解說法國大革命深入淺出，中學四年級生也能看懂，而且內容引人入勝，令人讀得津津有味。

 

革命殊途 追本溯源

 

至於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則始於大學時期初讀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根源：造就現代世界的地主與農民》，書中的結論別出機杼，指出中國現代化的唯一政治後果只能是共產獨裁政體，令我大感意外，也頗為震驚。四十年後重讀此書，我相信摩爾對中國的論題基本上依然正確，對有意探索中國革命來龍去脈的學生來說，確是最佳入門。我與摩爾一樣，認為尋求答案的最佳辦法，應從中國歷史發展着手。

 

摩爾論題提出二十世紀壁壘分明的政制，亦即獨裁與民主及兩者的變體，應追溯至農業社會的根源，而重點在於現代化首階段農業商品化之際，地主與農民的遭遇。

 

在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已具雛形；及至漢、唐兩代加以完善，即使其後農民揭竿而起、外寇入侵等動盪政局，但歷經朝代更替也大致維持不變。

 

在封建時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農作收成，統統歸於天子及其臣下所有；農奴每年須定期將全部收成上繳封建地主，聽候地主分派，大概亦即井田制實際上的運作方式。到了戰國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已成強弩之末，西方的封建制度卻仍遠未發軔。

 

廢除封建 釋放地權

 

七國之中，以秦國廢除封建制度最力。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在公元前356年進行「變法」，推行連串影響深遠的政經改革，除遷都咸陽以削弱貴族的影響力以外，又實施各項措施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商鞅變法中最切合本文題旨的，要算是土地改革和創立官僚制度。

 

商鞅變法將秦國土地私有化，容許土地自由買賣；獎勵農業；鼓勵移民及人口增長；編制戶口以便徵稅及管理。此外，又設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以取代世襲王侯當政的舊習。從此之後，周朝以來的分封制就由郡縣制所替代，至漢朝再加完善而成定制。商鞅變法為弱小的秦國創造了有利條件，至戰國時代搖身一變而成經濟和軍事強國，終殲滅六國，早於公元前221年就統一中國、廢除地權世襲、建立中央集權官僚制度，並實行農地私有化，這比法國大革命還要早兩千年。

 

上述改革措施經漢、唐兩代再加完善之後，土地變成可供耕者自由買賣的私產，政府則專管徵收地稅事宜，不理地權誰屬。土地買賣讓買賣雙方締結只關經濟而無關皇權的契約關係。由此產生的地主階級，與傳統封建地主完全沾不上邊。井田制度下產生的封建地主，依靠政治人脈才可保權勢；在漢、唐兩代，地主依仗的則純為財勢。

 

新制度較具經濟效率，而農地私有制更有助經濟蓬勃發展，使中國的生產力在農業經濟體中一枝獨秀。工業化年代以前，按人均計算，中國大概是富甲全球的經濟體。地權世襲制早已廢除，以致斷絕王侯以政治本錢換取經濟利益的捷徑。理論上，中國開放政制，也因而較封建時期的西方為早。

 

另一方面，土地私有權也逐漸集中。由於農作收成易受氣候變化和天災影響，農民往往難以如數上繳田賦。每逢收成欠佳的日子，地權轉讓特別頻繁，而且逐漸落入富人手中。售出農地之後，本來擁有地權的耕者則淪為佃農，雖可免向政府繳納地稅，卻須向地主繳交昂貴地租，往往可達收成之半。因此，地稅愈低，佃農無從受惠，反而地主獲利愈高。減低地稅本來具有鼓勵生產及促進人口增長的作用，卻弄巧反拙，導致財富分配不均。

 

土地私有 地主抬頭

 

因此，土地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向來備受爭議，政治上亦形成水火不容的兩派意見：一派嚮往古代平均地權的井田制，亦即國家認可平均地權的公社制；另一派則主張地權應為耕者所有，亦即私有產權的自由。雖然有關議題爭論不休，中國農地權私有制二千多年來卻一直得以維持，直至共產主義革命為止。

 

中國地權世襲制在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之後迅即廢除，其中另具一項關鍵意義：廢除世卿世祿制以後，在治理國事方面必須建立官吏選拔制度。反觀歐洲在封建制度下一直靠皇室貴冑管治，所涉的開支就划算得多。

 

歐洲各國政府稅收所以較中國為少，其原因亦不難理解。中國建基於農地私有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不但效率較高，亦產生了歐洲封建制所欠缺的活躍土地買賣市場。此外，歐洲諸國皇室連年交戰，相較之下，中國統一之後相對和平穩定，軍備開支亦大概較低。稅收高、支出低，讓中國較具財力負擔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而毋須依賴忠誠度往往成疑的貴冑輔政；歐洲則要待其現代經濟繁榮之後，才能逐步建立有效率的官僚制度。不過，對於尚處農業社會階段的中國而言，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難免構成沉重的財政包袱，大概就是其後難以根除的貪污歪風的遠因。

 

漢代任用官員開始接受平民百姓中之賢士受薦舉的甄選制度，到了唐代正式設立科舉制度開科取士，並確立官吏九品制。科舉取士在當時視為選拔人才的公平制度，在政治上而言，也可算是延攬行政賢才的高度「民主」方式。相反，歐洲的管治精英，即使到了十七世紀仍奉行世襲制。不問出身、選賢與能的人才選拔制度，其效率和認受性必定勝過封建社會及農業經濟體的封閉政制。

 

到了十七世紀，為便於稅收與司法，法皇路易十四在歐洲率先創建官僚制度；更為鼓勵世襲貴冑捨棄封邑遷居首都，修建富麗堂皇的凡爾賽宮以資賄賂並權充藉口，卻因而種下「遙距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的禍根。大概由於地主遠離封地，以致缺乏監管，農地收成隨之減少，但苛捐雜稅的重擔卻令佃農不勝負荷；徵稅程序後來亦蒙上貪污色彩。因此，法皇為求監控貴族之舉，竟演變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

 

制度過穩 變革肇因

 

前現代農業經濟體之中，大概以中國的政制最具效率，因而歷經朝代更替而不衰。此制度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另一原因，在於中國地權掌握在富裕的地主階級，他們在地方農村以至中央官僚制度中都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中國歷代天子與中央政府向來顧慮郡縣官僚會受地主收買賄賂，而變得貪贓枉法。雖有三年調任一次的安排，但任何監察制度都難免漏洞，監察抵不住腐敗衝擊流於失效，也往往公認是朝代衰亡的一大肇因。畢竟農業經濟對內要負擔龐大官僚體制的開支，對外要應付防禦外敵入侵的國防用度，難免左支右絀。因此，為求應付官僚體制開支，甚至難免要容忍賄賂行為。

 

中國政制歷久不衰的另一關鍵因素，在於地方官犯不着挑戰地主階級的權威。過往考取功名成本極高，只有地主階級才能負擔。地主若無優秀子嗣，亦可招攬族中家境清貧而才華出眾的學子加以栽培。學子受此恩惠，他朝學有所成，高中科舉之後，定必感恩圖報；由此生出財富、才學、官位三方面積極配合的效應。

 

官僚體制與地主階級存在唇齒相依的關係。地主靠官僚保障財產權利，確保收租順利；亦可敦促政府興建水利系統以利便農業。富貴人家子弟晉身官僚體系有助惠澤後代，至少可於在位期間積聚土地。

 

基於農地私有產權，以及非世襲（皇族除外）而公開考核政治人才的經濟制度，可說是較為開放的政治制度。地權與功名之間的偶合，在某程度上可加以合理化和正統化。

 

再者，通過地主與官僚的夥伴關係，可將農業盈餘轉化為發展文明資源。這種制度實在是前現代世界的極巧妙安排。

 

這種制度的轉變動力既低，亦無助前現代自給農業過渡至商業模式。中國製造業的起源跟歐洲有別，主要在鄉郊而不在市中心。由於缺乏大城市作為市場，一向行之有效的制度既無轉變的必要，亦毋須將農產大量商品化以輸往大城市。城市化展開之後，中國地主面對人手過剩的問題，與其費勁創新並將農產商品化，不如加地租省事，於是變為食租者，而非農業創業家。地主拒絕與時並進，其中受到城市便捷生活吸引的，就索性遷居，就像法皇路易十四時期的貴族一樣，成為「遙距地主」；而農民的經濟條件則每況愈下。

 

晚清時期，受到列強入侵威脅，中國在清廷顢頇自顧不暇之際，面對空前擴軍需要，難怪傳統制度面臨崩潰，而農民更首當其衝。

 

推翻滿清之後，地主階級頓失朝廷靠山，惟有倚仗地方軍閥和在城中的國民黨庇蔭，跟法國農民擁護拿破崙的心態如出一轍。國民黨及軍閥的農業政策但求一切恢復舊觀，農民所處困境更為嚴峻，與地主之間的矛盾亦隨之加劇。

 

中國革命始於推翻帝制的一場國民革命，而以剷除地主階層的社會革命告終。革命結束，亦同時摧毀二千多年來地主與中央官僚之間的夥伴關係。地主為保私利負隅頑抗，由於要加大力度才能鎮壓，以致催生出獨裁政權。農地私有制廢除之後，取而代之的公社制，實與二千三百年前商鞅變法所廢除的井田制大同小異。

 

為何摩爾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無可避免？這場革命與中國歷代各次農民起義又有何分別？下星期將繼續探討。

 

 

摩爾論獨裁與民主‧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