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突如其來，不但趕走了突尼斯強人本．阿里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更感染了大半個中東和北非，利比亞強人卡達菲倒台指日可待。由新聞記者到歷史學者、社會科學者都忙於解釋，這一連串的革命從何而來。
人類歷史進入「現代」後，不少革命，包括最著名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羅斯革命、1978-79年伊朗革命，以及1989年東歐革命，事發時全世界也都措手不及。柏林圍牆倒塌後四個月，有民意調查問東德人，一年前是否料到有此一日，回答「是」的人只有5%；另有18%的人回答「是，但沒料到這樣快」；有76%的人承認，完全沒有料到。但事後回眸，東歐革命以至其他的革命，又似乎在所難免。
變天前夕 沒人預測
細看之下，這種學術上所謂的「驚奇因素」（surprise element），比想像中更神奇，因為即使參與革命的人，往往也同樣地驚訝。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舊政權與法國革命》）的法國作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6年指出，事前沒有人料到法國王朝會倒台。
1917年2月的俄羅斯爆發革命也一樣。建立新政權的列寧在幾個星期前還以為變革是很遙遠的事，只覺此生無望得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被推翻前夕，仍然不覺得自己受到威脅，各國外交官也都向上彙報說，俄羅斯仍然穩定。
直到三十年前的伊朗革命，美國政府幾個月前的一份情報說，當地局勢穩定；伊朗共產黨的評估同樣錯得離譜。連後來獲國民推上最高權力寶座的宗教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也為後來的戲劇性發展而震驚；結束流亡回國之前兩個星期，他對祖國的一些變化仍然很有保留。國王巴列維對於王朝會被推翻，同樣地大為驚訝。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雖然在著作裏預言共產黨總有一天會垮台，但直至1989年後期東歐崩潰到來的前夕，並沒有察覺到那種變化，還叫讀者別做夢。
為什麽對社會制度深具洞察力，又或者理應掌握內情的人士，都未能預見到山洪暴發？
純就技術而言，美國未能預見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只是情報界未能及時取得準確的資訊、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但背後其實存在着一個更深的問題，社會科學界的先賢似乎也未能解釋革命性的社會變革，更遑論預測。
這個問題須從兩方面探討。一方面是改善有關的理論。有關革命性變革的理論其實已經不少，名稱也很多，包括群體心理（crowd psychology）、挫折進侵分析（frustration-aggression analysis）、系統嚴重失衡（severe system disequilibrium）、利益群體衝突（interest group conflict）、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以及多階層聯盟和強勢政權的大規模對抗。這些理論無論多麼不同，有一個結論是相同的：政治專制會導致動盪甚至革命，希望藉此改變政權、政體或者政治領袖。
即使是不太壓制的民主社會，也不時可見大規模的動盪。只不過不是要改變政權，而只求改變經濟和社會政策。民主政制為更換政治領袖制訂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使政策變得壓制性，仍然可以透過制度去改變，因此在民主制度下，縱使社經問題引發動盪，也不致於上升為政治訴求。換言之，只要在社經層面上存在着變革的可能，要求革命的呼聲也就不強。
五種因素 造成不穩
除了上述顯而易見的後果，已知的理論尚未能在事發前預見革命性變革的到來。就這次中東和北非的衝突來說，不難看出，多項重大因素令這個地區十分不穩定。這些因素包括：
一、區內的年輕人比重大、生育率很高。
這些國家不但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採用市場導向的政策，以致未能創造就業，又未能提供社會補助，支援那些因為政策而生計受威脅的群體。當局繼續保護壟斷企業及特權階層。其他人想進入市場門檻很高。
二、區內因為失業而淪為邊緣青少年的比例是全球之冠。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統計，區內15-24歲的人口，男性只有四成有工作，女性更只有兩成。年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更令區內的青少年失業率突破有史以來的高峰。
三、區內的產油國還可以用錢來化解民怨，但其他國家缺乏油氣資源，無能為力。
四、國家機器能否有效地化解動盪、維持權力。
五、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國家若大力支持區內的在位者，也可以化解一些動盪，反過來軟化在位者抗拒變革的決心。
就這五個因素來衡量，區內一些國家由於廣泛積存民怨，革命性的變革是有可能發生的。但這並不能說明，為何選中突尼斯和埃及？就整個地區來說，突尼斯不但出生率是最低的一個，青少年的比例更絕對是最低的，現在反而率先爆發動亂。與突尼斯相比，埃及的這五個因素無疑較符合革命的條件，但區內其他的一些國家比埃及更差；非洲的蘇丹和中東的巴勒斯坦看上更不穩定；而目前同樣動盪的產油國巴林，又不像是這一類。
由於沒有人料到革命會發生，有人於是用一些為特定事件而想出來的（ad hoc）因素來解釋。事發之後，要找到些特殊的因素並不難，但這並非科學之道。真正做學問的話，每當遇到例外，都應該列為「未能解釋」的情況，以前所未見的驚奇因素來看待。現實中，也許單靠理論的確不能完全解釋革命，更不要說是準確地預見。
隱藏自我 扭曲訊息
為補理論的不足，專長伊斯蘭問題的美國土耳其裔學者Timur Kuran想到一個輔助的方法，以直面革命事件的驚奇因素。他注意到，人們表達偏好時，往往口不對心，無論說的還是做的，都跟從社會上看似可以接受的標準。利用這種「假裝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的行為來隱藏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最明顯的例子是，專制國家的人不說真話，以免受到排斥甚至迫害。
如果人人都假裝偏好，公共訊息必然受到扭曲，公開的數據不反映實情。其他人缺乏可信的數據，很難明白在位者的不足和政治上其他的選擇。而如果人人都如此，政權的支持度和合法性看上去比實際的要高，甚至高很多。
假裝偏好的另一個後果是，人們不明白變革的好處。不如實表達感受的話，會令人失卻自主、拋開人格，戴着面具做人，逐漸把在人前的虛偽當作生活的方式。日子一久習慣了，更不再思考和感受，而純粹是演戲和假裝。人都靠彼此提供資訊，如果每個人所得的資訊都是假的，智能會逐漸收窄，思維會變得僵化。
因此，當人人都假裝偏好時，某些社會抉擇會獲得廣泛的支持。但若不記名投票，其實根本不會通過。人們為了贏取公眾的認可，反覆製造公共謊言，令一些私下其實不受歡迎的政策長期存在。而且，任何一個人隱藏對政府的不滿，會令旁人也不願意流露怨氣。這最終會令社會在公共謊言的基礎上達成均衡，以致不僅從外面觀察這個社會的人，連社會本身的成員，也把社會上「公共的謊言」（public lies）當作自己「私下的真相」（private truths）。
社會均衡若建基於公共謊言，只要偶然受到干擾，都可能引發革命性的變革。一些本質上無關痛癢的小事，卻因為連串的巧合，推動了革命的列車。列車輪子一旦開始轉動，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包括最初激發事件的一些人。
「革命號」列車一旦啟動，長期受壓抑的民怨也就決堤。平常假裝偏好的人剎那間都獲得了動機和勇氣，拿出真實的情感來公開表示不滿。眼見許多人突然轉向，潛藏的反對者也就借勢現身，公共領域的資訊突然起了戲劇性的變化。
在革命號轟隆轟隆的行進聲中，政治恐懼感開始轉向，反政府人士固然不怕受到懲罰，連那些支持政權的人也開始以假裝的偏好，投入反政府行列。突然之間，民意由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反政府的民意一發不可收拾。所有人都贊成推翻政府，革命變成事實，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回應民怨 減少「革命」
革命號列車開動後，公共的謊言反過來被私下的真相取代。公共領域資訊戲劇性的逆轉、以及假裝偏好如何啟動革命號列車，為我們解釋了革命勝利背後的驚奇因素。但也必須認識到，這裏的前提是大規模的假裝偏好，而這是政治專制的產物。我們還要能夠獨立地解釋：為什麽存在着專制？這種專制的性質又是什麽？這就要有另一種有關革命的理論。
因此，想明白革命性的變革，上述兩種方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認識了這兩種方法各自的貢獻，此後再次面對革命性的社會變遷時，才比較容易解釋那些可以解釋的、預測那些可以預測的，而且將不可知與可知的區分開來。
假裝偏好和革命列車可以解釋，革命為什麼在人口稠密的市鎮爆發，因為察覺到公共資訊變化的人數在市鎮遠比在鄉間多。現代的通訊、互聯網和傳播技術已改變了個人和國家收集、輸入和轉移公共資訊的管道。在網絡時代，利用小事來製造星火燎原的效果並不難。這也許已改變了人民力量與專制權力的均衡。
在數碼時代，網絡方便人民用匿名方式表達不滿。但這也給政府一個機會，透過網絡來紓緩民怨。官方應善用開放來源的訊息，避免人民假裝偏好，消除革命性社會變革的隱憂。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質疑情報界在最近的革命浪潮中失職。范女士注意到，埃及爆發危機時，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收集到的資訊，存在着某些空檔。她說：開放來源的數據「可以變得非常非常重要……，美國須要進一步發掘這方面的資源……」。
就目前對人民「假裝偏好」的了解，以及這種行為引發革命的可能，在現代電訊媒體的年代，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消除引發革命的驚奇因素，令革命不再那樣頻繁？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政府必須正面地回應民怨、促進開放性的數碼媒體、借助民意來推動改革，以及積極解決百姓的投訴。若純粹用開放來源的數碼智能來延伸專制，那就不排除有一天會給殺個措手不及。
參考文獻：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