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炙手可熱，但世人發現，中國經濟也有軟肋。工人逐漸不安於室，覺得未能對等地分享經濟成果。深圳富士康廠房的工人接連跳樓，全球關注；iPhone和iPad所帶來的樂趣和方便，是否來自中國民工的血汗？
美國博客Joel Johnson走訪深圳富士康廠房，想做一個平衡的報道。他寫道：「富士康有十七人自殺是一項悲劇。但實際上，富士康深圳廠房的自殺率低於中國城鄉的平均數。這個暗淡但不容否認的事實也許很可以為富士康的工作環境開脫，但對於挽回這十七條性命毫無用處。
「……不少人說，那些能夠到富士康打工的非技術工人是最幸運的一群。但中外媒體、政府督察、生意夥伴都應該盯緊富士康；工作本身也許合乎人道，但無節制地加班則不然。我們應該像提倡經濟發展那樣，以同樣的力度提倡工人權益；我們輸出了製造業，現在得確保輸出工會。」
我覺得，這個講法不足以說明問題，更昧於中國的複雜性。工人「連跳」不只是富士康的難題，更是整個中國的問題。
人口增長放緩令工資提升
中國最近宣布，今後幾年內將會陸續提高工資，這令包括香港在內的外來企業憂心忡忡；富士康宣布將部分業務轉移到內陸，顯然想節流。不用說，內陸省市歡迎為當地帶來就業。但提薪和提倡工人權益就能解決問題？低薪和非人道的工作環境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目前既有工廠的工資和工作環境差劣，但也有工廠並非如此；既有企業的工人覺得受剝削，也有企業的工人覺得自己獲聘是運氣。勞工短缺下，在沿海設廠的企業，尤其是出口為主的，必須大力搶工人，刻薄待人並非招聘與留住民工之道。
中國工資上升是因為人口增長放緩，今後會否持續，視乎能否提高生產力。隨着人口增長放慢，生產力若不能顯著提升，生產量的增幅就會放緩，這對中國自然不利。
中國15-29歲的人口，在1970-80年和1980-90年分別增加大約7240萬和7270萬，接着的1990-2000年卻驟降大約3470萬，預料在2010-20年和2020-30年還會分別下降大約4400萬和2200萬；企業面對壓力，要麼提升生產力和加工資，要麼結業。
表內所列，是中國人口1950-2050年每五年的變化，同時以五歲一組作年齡的劃分。例如，左上角的格子顯示，0-4歲的人口在1950-55年間增加2410萬，不同年齡人口每五年的變化則如此類推。1945-55年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內戰後的第一個嬰兒潮，內戰後出生率激增，這個效應滲透到各個年齡組。這在表內見於由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斜線，第一組斜線以鮮黃色和淺黃色來表示。
隨着1945-55年嬰兒潮的一代長成和生育，大約15年後的出生率出現另一次飆升。這個後果見於表內斜線另一個朝右下角的移動，也用鮮黃色表示。這兩條平行的斜線彼此只差15年，顯示共和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反對控制人口。
為民工解決住房問題
到了1970年代，毛澤東擔心人口太多，轉而鼓勵「晚生、隔開生、少生」（譯自英文文獻），口號是「一個少了，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79年起，中國不顧一切實行「一胎化」（俗稱「一孩政策」），1975-80年的生育率從而劇降，後果滲透到其後不同的年齡組。表內以鮮綠色來顯示此政策對人口的負面影響。
嬰兒潮人口的第三代（也就是戰後第一代的孫兒女）在將近20-25年後出生，是為1985-90年的數字。他們對人口的影響見右邊第三條鮮黃色的斜線。
計劃生育和一胎化政策對下一代出生率的負面影響，在1990-2000年開始呈現。他們對人口的影響見表內淺綠色的斜線。
1980年的對外開放碰上15-24歲的人口激增，這是1960年代出生也就是嬰兒潮的第二代。到了1990年代，一胎化政策下第一代的效應開始在勞動市場上浮現。但1985-90年出生的嬰兒在2000-05年陸續就業，暫時紓緩了供應；這可說是嬰兒潮的第三代。但2005年以後，一胎化下第二代的市場後果開始呈現。
從表內可見戰爭結束、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以及大躍進和文革等運動的影響，政策所造成的變化要好幾代人，前後一百多年才看得清楚。
今後，中國適工年齡的人口將會遞減、老化。今後這幾十年，企業只有不斷提升生產率，才能以較高的工資爭取到工人，否則就要結業或遷離中國。
2010-15年的15-54歲人口大致上包括二戰和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兩代人，其中的第二代生於1960-80年，而第三代生於1990-2000年。不少這類第三代農民工，父母也曾經到沿海打工，住過工廠宿舍，其後有些回鄉，有些留在沿海。但城鄉戶口截然有別，民工的戶口在農村，對城市來說屬於外來人口，不享有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為農民工提供城市的服務，對國家是極大的挑戰，城市居民和農民工更因此而分化。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住房。民工要麼住在工廠宿舍，要麼住在城市範圍內的「城中村」；城中村有點像發展中世界的貧民區或者香港1950年代的寮屋區，在中國是城市向近郊擴展的產物。原來的農村給高速公路、商場、商住的高樓和新型工廠吞沒。
「城中村」業權難確定
1949年共和國成立後，城市的物業屬於國有，但農村物業歸村民集體所有。農村戶口准許農民擁有田地、收取租金。隨着城市不斷擴張，大量收編近郊的農田。村民無法耕種，改以出租物業為生。湧到城市打工的民工，有的不想住在工廠宿舍，有些雖然不再打工廠工，但仍然想待在城市。他們作為外來人口，在鬧市無棲身之所，於是向市區範圍內的村民租房。村民作為城中村的原居民，租金的收入遠較耕種來得豐厚。
城市周邊的原居民由耕種改行收租後，在市區範圍內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區，其業權超出國家的制度。這些城中村原來集體所有的物業，無論業權和使用權都愈來愈難界定確認，容易受搖擺不定的國家政策左右和影響。
由於前景不明，城中村的發展偏向短線投機，不少淪為貧民區，東一塊西一塊，支離破碎。但箇中的政治很棘手，國家很難收回業權。廣州記錄在案的城中村有138個，2000年估計總面積達87.5平方公里，佔市區的22.67%。
發展中地區常用兩種方法改造貧民區。南美學者Hernando de Soto根據對秘魯首都利馬的研究，建議將貧民區的物業送給住戶，也就是將佔住權（squatter rights）無償地轉化為私業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另一些國家則不惜社會和政治代價，強行剷平貧民區，騰出地皮作公私發展用。新加坡和香港相對較文明，但有利有弊，留下不少長遠的後患。
中國內地限於集體所有制，在政治上很難採用這兩種辦法，連法律上也行不通，因為城中村無論作為業主的原居民還是作為租戶的民工，都不屬於非法佔用。但反過來，業主和租戶利害交纏，又很難重新發展城中村。到了某個地步，當局可能要付出大筆補償，才能重新界定業權。但即使放得下集體所有制的意識形態阻力，各方要重新議定新契約也絕不簡單。
反過來，工廠宿舍又不足以滿足第三代農民工的預期，他們很多人無意回歸原籍。有些「工三代」因為父母來城市打工時住在城中村，從而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希望獲得確認為正式的城市人，而非鄉下來的工人。現在眼看國家成功主辦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被視為「新世紀的主宰」，這些青年男女期望有自己的生活和社區，養兒育女，有光明的前途。
沿海民工的這些期望，使我想起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讀過的一本經濟學名著，以及去年夏天第一次郵輪之旅。
1974年面世的Time on the Cross（《十字架上的時刻》）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Robert Fogel和另一位經濟學者Stanley Engerman有關美國南北戰爭之前黑奴問題的論著。觸動我最深的是，這兩位學者發現，奴隸主鼓勵奴隸成家。單身奴隸住的是簡陋如兵營的宿舍，已婚的有小屋、家具、衣服、小片可供種植的田地、飼養小量禽畜。因為奴隸主發現，有家的奴隸通常不會逃走，做事也較勤快，但今天的企業恐怕未必會如此禮待員工。說到底，奴隸主之所以如此關顧，是因為奴隸和他們的子女皆為其資產。
去年夏天乘郵輪度假，我發現船上的1200名員工來自全球各地。從交談中得知，他們的合約通常只有幾個月，但不少會續約。最重要的是，超過三成員工配偶也是僱員，也就是很多夫婦檔。據說，員工如果毋須與配偶分開，士氣會高得多。我由此想到內地的工廠——工廠並非郵輪，毋須出海，卻為何要自備宿舍？
新一代民工無意回鄉
沿海的民工顯然住不起城裏的房子，他們沒有城市戶口，在現制度下被當作外人。開放改革前，大型的國有企業往往包辦員工的住宿、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不論在全國還是地方層次上，政府都毋須直接提供這類服務。引入市場經濟後，政府必須作出改變，農民工首當其衝，備受冷遇。富士康等外資企業全靠民工來維持運作，很快就發現自己要肩負起本應由國家或市場提供的服務，住宿只是其中之一。
來自農村的單身工人還未打算在城市定居前，當然可以住在宿舍。但新一代民工落地生根，無意回鄉，宿舍無法給他們以「家」的溫暖，有必要由國家和市場提供住房。改革開放到了這個階段，除了承認民工的住房權，別無他法。誠然，民工數以千萬計，改轅易轍並不容易，何況有關的資源恐怕主要須來自地方。即使沒有貪腐，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津貼房也極具挑戰性。
但我懷疑，單靠提薪是否可以消弭沿海工人的不安、激勵士氣？提薪過猶不及，反會導致企業外流。各級政府必須重整與城市居民、城中村居民和民工的關係。住房是最迫切的一環，今後五年內必須直接面對這個關係，而且這只是開始，接着還有教育、醫療、退休保障各方面的需要；解決好這些課題，國人才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而帶動內需。
參考文獻：
Joel Johnson ”1 Million Workers. 90 Million iPhones. 17 Suicides. Who’s to Blame?” February 28, 2011, http\\www.wired.com\magazine\1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