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明白經濟如何得以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至今沒有理論可以解釋，英國的人均實質收入為何自十八世紀以來增長了大約十六倍，而中國又為何在過去三十年內激增六倍；中國若保持這個速度，將會在五十年內成就英國二百年才達成的目標。明白了中國發展的機制，各國也許就可以照辦。

確立城市的經濟地位

西方有一個故事，有僕人要求主人這樣付酬：在國際象棋棋盤的第一個格子上放一個便士，在第二個格子上放兩個，在第三個格子上放四個，如此類推；如果只填滿白色格子，最後的格子上將會有2150萬元，也就是2的31次方。如果黑白格子都要填滿，最後的格子上將會有920,000,000億元。這種利上加利的複式效應實在驚人！

付酬時，是每個格子翻一番（倍增），還是每隔一個格子才翻一番，這個規定遠比僱傭合約內的其他條文更重要。套用在經濟體上，每一代人的收入都翻一番，還是每隔一代才翻一番，兩者差天同地，令政策方面其他的考慮顯得無足輕重。

本文試就Jane Jacobs對美國大城市的研究（見上周本欄）與Robert Lucas教授有關經濟發展的研究，指出兩者共通之處，希望有助於糾正香港一些有關的概念。

Jane Jacobs 1961年的名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令她成為美國的「維城」英雄。當時流行市區重建，規劃師和建築師致力興建公營房屋；但Jacobs認為乏味之極，她踢開現代的城市規劃，提倡社區要有動力。她其後寫了幾本主要談論經濟的書，其中1969年的The Economy of Cities（《論城市經濟》）和1984年的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城市與原富》），更就經濟發展提出極具啟發性、以至挑戰性的命題。

Jacobs認為，城市才是創富之源，而不是國家。衡量「宏觀經濟」時，應該以城市而不是國家為單位。她說：「新加坡和美國、厄瓜多爾和（當時的）蘇聯 ，又或者荷蘭和加拿大這些單位大小懸殊，用作經濟上的公分母，簡直有辱常理。她們唯一相同的是擁有主權這個政治事實。」她也批評經濟學者的假設，以為可以用全國的總數來分析不同的經濟體。

Jacobs確立了城市在經濟上地位高於農村的命題。城市之所以能夠發展，並非因為農村最終富裕到足以支持城市「寄生式」的成長。反過來，她認為，城市為農村產品提供市場，帶動農村的經濟，鄉鎮企業則為城市生產本來就有需求的產品。而且，農村經濟要靠城市提供貸款和各種供應。

因此，發展城市經濟對農村的經濟也有幫助，因為城鄉的經濟無可避免地緊扣在一起。反過來，城市經濟規模較大，若持續呆滯，不可能靠農村來帶動；一句話，農村靠城市而非城市靠農村。Jacobs也相信，正如發展農村的局限，在市郊大量興建公共屋村所製造的衞星城，不可能自給自足。

Jacobs的中心思想是：經濟發展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彼此貿易，從而在既有工作之外添加「新工作」的過程。城市透過經濟上日漸多元和分工來取得成長，起初是拓展出口、供應產品，其後出現自發性的「取代進口」（import-replacement，有別於經濟學上常用的「進口替代」概念），就地生產原先靠進口的產品和服務。

知識「免費午餐」

城市經濟是創新經濟變革之源，這使城市得以屹立不倒。過程中，個人和企業透過多元分工和彼此互動，形成高價值的間接輻射效應，從而推動經濟進步。但無論創造新事物還是翻新舊事物，都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廣收資訊，以新穎有用的角度結合本身的經驗和智慧進行處理，也就是說創新。這或涉及大量的辛勞，或需要點運氣，甚至兩者兼具。但若身處的環境資訊和啟發都不缺，也不一定非得如此不可。

Jacob最愛講的創新是紐約一位女裁縫發明胸圍。Ida Rosenthal夫人之所以有此發明，因為發覺為顧客定做的衣服與內衣不太貼合。但其實，用來做胸圍的工藝和物料都是裁縫日常用的，在紐約俯拾可得。同樣重要的是，胸圍並非內衣業的發明，可見不一定要本行才有好主意。

第二，城市有適當的環境，便於將新知識應用在商業上。發現知識者和用來牟利者先要在人海中找到對方，這也就涉及訊息的流傳。新經濟活動和財富的一大來源是為現有的技術開拓新用途。僱員明白了公司如何運作後，也許會悟出新的產品或服務，從而自立門戶，將學來的知識付諸實踐。為了開拓新的經濟活動，離職的權利必不可少。

Jacobs從創新性的經濟變革中領悟到經濟學上的「動態界外因素」（dynamic externalities），也就是令社會累計的回報超過個人回報總和的輻射效應。Jacobs認為，創新永遠是在城市產生的，因為人、行業和資訊在城市裏彼此就近、容易激發。

僱主會覺得，員工自立門戶是吃免費午餐，於是以僱傭合約作設防。為了鼓勵創新發明，是有必要防止知識方面的免費午餐。但也必須承認，有不少經濟發展來自口傳、模仿甚至「免費午餐」的行徑。

如何藉着知識的發現和傳播來推動經濟，本身是很複雜的過程，涉及很多彼此矛盾的利益和誘因。Jacobs很明白防止知識免費午餐與培育動態界外因素之間的矛盾，但相信城市已提供了最多的競爭，能夠協調這項永恆的矛盾。發明胸圍的女裁縫Rosenthat當時並非為內衣業打工，這也許對她有幫助，對她的客戶可能也有好處。

Jocobs接着又發現了一個怪圈：想要創新，最有效的是從小做起，而大且通常是單打獨鬥。誠然，這類創業往往運作紊亂、效率低、風險極大、失敗率高，看似完全荒謬。但無論公私貸款還是官方發展計劃，通常會選擇已有往績、有效率而成功機會大的企業。但以胸圍為例，剛發明時並無市場可循。雖然發明人相信會流行，也的確有些客戶很欣賞，但對銀行和政府貸款計劃來說仍屬稀有，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應該是獎勵創新。

美國的波士頓地區就是很好的例子。開埠初期，這個大都市很有創造力。但其後的富三代和富四代只尋求穩當的金融投資，市民不再進取。波士頓停滯不前，通常的解釋是，喬治亞州等美國南部州份早期的廉價勞動力，令波士頓所屬的新英格蘭地區失去競爭力。但Ralph Flanders不忿波士頓還未開打就認輸，和幾個有錢的朋友在1946年開設風險投資公司，準備用400萬美元來支持小企業。至於可以做些什麼，這個集團其實並沒有主意。

但沒想到，最初上門申請融資的是三個年輕的科學家，用親戚的儲蓄來開辦高科技企業。波士頓有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和塔夫斯等著名學府，不怕沒有人才發展高科技企業。加上後來市外128號公路沿途租金低廉，新公司遷入，區內的高科技企業現在名聞遐邇。

新經典經濟兩大缺失

Jacobs的研究面世後將近有二十年，對經濟學界沒有可見的影響，直到Robert Lucas教授在1988年的論文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論經濟發展的機制〉）裏引用。Lucas其後在1995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篇論文的前身在1985年他應邀到英國劍橋大學Marshall講座發表後，就已在學術界流傳，但距離我在1975年的課堂上聽Lucas提到Jacobs，也至少有10年。當時教授之間經常就系裏選聘新教授展開激辯。Lucas認為，這正說明在求才的問題上，利用互補作用來產生輻射效應十分重要。當時就很清楚，Jacobs將人和企業互動看作動態界外因素的一種來源，這項認知深深打動了Lucas，決定借用來構建經濟成長模式。

Lucas1988年的論文談及標準新經典經濟成長模式的兩大缺失。一是預見窮國的成長快過富國。這當然不是事實，二戰結束至今，大多數窮國仍然很窮，與富國的差距幾乎沒有拉近。二是除非有科技進展，否則人均收入上升到某個穩態水平（steady state）就會停止增長。當時沒有人能夠說明，科技發展是怎麼來的。有人只好把話倒過來說：因為只有用科技發明才能解釋，富國為何能夠增長不息。

為了解釋不同國家的經濟成長，Lucas在經濟成長的標準模式裏加入人力資本因素。他首先假設人力資本無止境，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不斷地增加。教育、醫療、在職培訓等各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支持這個假設。有了這個假設，經濟體也就可以不斷地成長，不會像標準模式那樣，富裕到某個程度，增長就會放慢，最終停滯不前。

第二是假設經濟體的平均人力資本愈高，所有成員的生產力都會水漲船高，而不限於其中人力資本高的成員。換言之，各種人力資本具有互補的配合作用。這也就為模式引入了動態的界外因素。

 

測試動態界外效應

人力資本所帶來的動態界外因素是這樣起作用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努力、付出成本以增加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增加後，個人的生產力有所提升，收益也相應地增加。與此同時，經濟體的平均人力資本有所增加，反過來令所有人的生產力有所上升。但生產力的這種強化不會推高個人收益，故純屬界外效應，可以說是一種正面的「免費午餐」效應。由於不同的經濟體人力資本水平不同，一些原先貧窮的經濟體，相對原先富裕的經濟體仍然貧窮，因為界外效應為富裕經濟體帶來的好處比窮經濟體多。因此在新的成長模式裏，窮國趕上富國並非理所當然。

Lucas很明白，在模式裏加入界外效應是一種黑箱解釋，說明不了真實世界裏經濟成長實際的渠道或機制。但他在Jacobs的研究裏找到了答案。他說：「我會很仔細地，沿着Jane Jacobs的線索去探求。以我看，她的名著The Economy of Cities主要是探討（雖然她沒有用這個術語）人力資本的界外效應，而且很有說服力。」

Lucas大力支持Jacobs的想法，終於使經濟學界「發現」了這個思想家。1991年發表的Growth in Cities（《城市的成長》）首次利用美國1956-87年170個城市六大工業的數據，測試是否真正存在動態的界外效應。這篇論文測試了三個理論。一個是Michael Porter 1990年的論文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國家的競爭優勢〉），認為就單一行業密集的結聚（cluster）而言，在各種商業組織裏，具競爭力的企業最能帶動成長。

另一個是Paul Romer的理論，認為雖然單一行業的結聚最有利於散播知識，但就產生知識來說，競爭性企業的誘因不及壟斷或接近壟斷的企業。第三個是Jane Jacobs的看法，認為新的想法和知識在企業具有競爭性、行業多樣化的城市裏最容易發散。而與Porter和Romer的看法不同，Jacobs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多樣化，而不是單一行業的結聚。最後，針對三大理論的測試發現，就經濟成長來說，競爭比壟斷有利，多樣化的城市經濟又比專攻少數行業的經濟體有利。換言之，這項研究否定Romer的理論，對Porter的理論看法參差，符合Jacobs的看法。

Lucas其後在2009年的論文Ideas and Growth（〈意念與成長〉）裏，再次確定對Jacobs的信念。他寫道，「我的感覺是，專利權和知識產權對帶動生產相關知識的整體成長來說，一般只起到很平凡的作用。我的想法是：透過群體中很多人各自作出貢獻所起的作用，遠比單靠利用專利權和知識產權去規限市場的作用為大。」

Jacobs和Lucas對於一個本來充滿契機、但開始睏倦、逐漸變得依賴的城市如何可以復興，有些極具真理和睿智的看法。

對香港政策的意義

人力資源所產生的動態界外因素要能帶來經濟成長，吸引人才來港的政策才對香港有利。但這方面至今空談多於內涵。人口老化逼在眉睫，香港需要有更多和更好的人口混成（mix）。要多吸引有生產和創新能力的移民和合約工來港，不應該只看資產或消費能力。

近日最荒謬的政策是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生產。我們好不容易才等到，內地母親的教育程度開始接近香港母親的水平。二十年後人口老化最嚴重時，今天出生的嬰兒剛好投入勞動市場。

香港享受了五十多年的高速成長。現在，退休年齡的商界精英很可以步波士頓Ralph Flanders的後塵，為香港製造「128號公路」。本港每年的科技和工程畢業生佔大專畢業生差不多三分之一，但鮮可取得政府資助。官方委員會通常選不到真正值得資助的公司，加上審批繁瑣，很多公司索性放棄申請。

縱使如此，政府仍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方便舊工廠大廈翻新或更改用途，可以對創新及小企業有利。與此同時，按用途分區的規劃已過時。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手續繁複，審批的成敗難測，有待改善。政府也應該增加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日後當會再談。

環顧全球，能夠屹立千年而不倒的組織不外是宗教、大學和城市，政府和企業榜上無名。城市的價值由此可見，它們有巨大的活力，光芒畢露；但城市仍有其所需，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dward Glaeser, Hedi Kallal, Jose Scheinkman, Andrei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2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

Robert E Lucas, Jr. “Ideas and Growth”, Economica, February, 2009

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