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在阿當史密斯首部經濟學經典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貫穿主線在於作者深信平民百姓具備道德判斷能力，哲學家與決策者不應將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價值觀」強加於百姓身上。他認為倫理道德並非硬性規定的行為準則，而是從民間日常交往中逐漸演化，成為和平共存的社會規範。
史密斯所建構的一套倫理學說，以日常道德判斷為基礎，而非從凌駕於此等判斷、高高在上的哲學觀作起點。其倫理道德可說從下而上，亦即以平民百姓的行為出發，而非自上而下。換言之，史密斯提倡，指引平民百姓行為的倫理道德觀，乃源自人作為社會動物的本性。
相反，史密斯視自上而下的倫理道德觀為硬性行為規條，而那些基於知識分子理性分析或神性感召權威的倫理觀，由於非以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共存方式為依據，因而有違自然定律，難免與人類的社會動物本性背道而馳。《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對於此自上而下的觀點同樣不以為然，書中反對政府官員就平民百姓在經濟事務上事事指指點點。
倫理基礎 人性為本
觀察他人的言行舉止，不但能夠自省其身，更對自身德行有所了解。此一原則既是社會生存的要素，也是社會昌盛的關鍵。史密斯學說著眼於人性中以下四大範疇：私心、正義、善心和良知，作為人類道德情操的根源。
在他看來，雖然私心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但作為社會動物，人的本性中也具備同情心，對別人的痛苦或喜悅都會感同身受，只是程度深淺有別而已。人類的倫理道德觀既源自其社會特性，也就有其實證基礎。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
無論一個人的私心有多重，其本性之中顯然或多或少包含關心他人利益的原則。雖然其中並無任何實質利益，只有替人高興的份兒，但關心別人的福祉，可帶來所需快樂，此乃人性使然。
史密斯指出，倫理道德並非斤斤計較的結果，而是人類作為社會動物與生俱來的本質；人類的情感心志在指引行為方面較理智、更可靠，情志有如體現人性的本能。在《國富論》一書中，史密斯闡釋人類私心的本質，以及私心何以成為人類「互通有無」的自然結果。
正義自發 不容強制
事無大小，賞罰分明，無疑是一大社會功能。有利大眾福祉的作為，理應受到讚揚，甚或榮獲獎賞；有損大眾利益的行為應遭指責，甚或加以懲罰。私心縱然無可避免，但人際交往既是在所難免，提防損人利己亦同樣重要，正義感因而成為社會存亡所繫的最低限度條件。
至於任何進一步的善舉，則已納入善心的範疇。善心固然令人愉悅，但社會不應對此有等同於對正義的要求。若有人行有餘力卻不願助人，或得人恩惠而不圖報，雖然可視之為有欠善心或知恩不報，但社會上任何懲罰措施，只會用以制止立心不良甚或有損社會實際利益的行為，倒不會用以迫人行善。大眾均須服從正義原則，否則社會能否維繫也成問題。善心有助促進義舉，帶動社會昌盛，屬於社會的倫理範疇而無關憲法規定；既然如此，亦毋須以立法程序加以強制。正義感的作用，僅限於維繫社會存亡之需，要適可而止。
史密斯認為，同情心作為善心的基礎，源於人類的天性，實為人類道德情操之本。不過，缺乏同情心不應受到懲罰，否則既侵犯天賦人權，亦有違正義原則。硬性規定行善屬侵犯人身自由且是不必要的，因人類作為社會動物，其本性已蘊含同情心。
法制以外 還須自制
除卻私心、正義和善心三大要素之外，史密斯相信人性兼備自省意識或稱良知，遠較外在懲罰措施實在。良知從人際關係產生；對數之不盡的行為作出判斷的過程中，人類逐漸從經驗中學會何謂大眾接受的行為準則，形成一己行事的道德標準。
良知是反省自身行為的「無私鏡子」，例如當我們關心別人，自知會受到這面鏡子的認同，內心亦會有喜悅的感覺。人與人之間既可以互為彼此行為的無私鏡子，亦可憑良知加以自省。
雖然無私鏡子是一種社會產物兼表現方式，但其準則一經內在化，即變成道德評價的標準，有助個人自我抽離，從而批判其身在的社會。在史密斯看來，道德上的自我改造，雖受社會制約啟發和指引，但最終由個人自發驅使。因此，個人須為自身行為的對錯與後果負責。人類雖帶有社會特性的倫理道德，卻不會限制個人行為上的自由。
只要順着良知行事，不知不覺間自會造福人群。雖然社會法規，或史密斯所稱的「人為法制」 (亦即立法; man-made laws or legislation) ，同樣嘗試透過賞罰的方式去為人群造福，但卻永遠不及良知般貫徹、直接、有效，因箇中的倫理道德，亦源自人類的社會特性。
史密斯指出「人為法制」(亦即立法; man-made laws or legislation) 的作用，應在於維護社會存亡攸關的正義考慮。若要社會繁榮昌盛，則須靠個人善心及良知指引。耐人尋味的是，自漢代以來，中國人賴以實現和諧社會目標的基石，一直是法家思想配合儒家道統。
史密斯的傑作《道德情操論》，以刻劃完人品質的一段描寫作結；在他筆下，完美人格之中，正包含私心、正義、善心和自制四大品質。私心從自利出發，卻以社會公利為念，以免過度放縱自己，此品質雖然值得尊重，卻並不可親。正義感可以避免個人作出有損他人的行為，對維繫社會至關重要。善心助人行善，以利他人福祉，這品質不可硬性規定，但必受人讚賞。自制使人行事知所節制，以良知為出發點，以免為害社會。
史密斯從未視倫理道德為神聖天條，或純屬「有利大眾福祉」公利之舉。其結論在於社會得以和諧有序，實有賴自由與人性，而非哲學家或獨具創見者的所謂理性或受神性感召使然。至於其政治意願，則在於確保平民百姓待人處事得享「天賦自由」。
《國富論》早已預言資本主義將興，以及近兩個世紀以來自由貿易及經濟全球化在減貧方面的佳績；而《道德情操論》則闡釋現今世界的倫理道德觀，以期世人共享繁榮之餘得享和諧並存。
史密斯也得承認，人性中的自利原則往往凌駕同情心之上，但卻能避免愛心氾濫或強人行善，以免落入罔顧世人自然習性而空談倫理道德的陷阱，徒令社會分化，各走極端，帶來公害。
例如在多元政治環境中，美國社會在強制醫療保險及債務上限問題陷於僵局，正是史密斯所指假「社會公義」之名強制行善的必然結果。在這位哲人眼中，「社會公義」並非社會存亡所繫，並不等同於正義，反而有違一般人的本性，導致社會進一步分化。一旦有欠善心或知恩不報亦被視作違反「社會公義」，實反映社會深層矛盾的政治僵局經已形成。
史密斯深知傳統世襲君主如何惡行昭彰，但身處十八世紀，未及目睹民粹政府如何假「社會公義」之名胡作非為的現象。他視法國大革命為解救黎民於水火的義舉，但他有此看法，也許只因卒於1790年，無從得知隨後出現一段驚心動魄的「恐治時期」（Reign of Terror）而已。
人性光輝 照亮未來
一如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其他倫理哲學家，史密斯一方面深明人類本性，以及人性中優點與弱點，而社會風氣為何應以人性為本；另一方面也通曉倫理道德如何發揚人性光輝，以及政治決策及措施一旦具嚴重侵犯或威脅人的本性，只會完全適得其反。
在高度全球化的現代經濟中，互通有無者彼此往往素未謀面，甚或各不相干。有鑑於此，自發行善究竟對減輕弱勢社群的貧困處境有何效果，實在還有待驗證。除非面臨自然浩劫，否則一般人只會關心身邊受苦的人，而對其他人的苦難則有所疏忽。
另一方面，在時下民粹式民主政治環境中，口口聲聲維持「社會公義」的政界中人，卻動輒假借政府權力，強制扶助弱勢社群。我倒應同時指出，政界中人所以如此著力扶貧，不外乎志在打動人心，拉攏有利一己政途的選民；對史密斯的倫理觀，以及一眾蘇格蘭倫理哲學家的至理名言自然充耳不聞。
話說回來，鑑於全球各地紛紛成立非政府慈善組織，可見人心不死，希望在明天，例如蓋茨（Bill Gates）夫婦及股神畢非德（Warren Buffett）的善舉可謂振奮人心。至於香港本地，據私人銀行Coutts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去年有47位大慈善家捐出共計8.77億美元，按人均計算，尤高於美國139.6億美元及中東11.8億美元大額善款總額。
可見香港社會即使經常被曲解為自私自利，骨子裡卻洋溢同情心。按照史密斯所著《國富論》以及《道德情操論》兩書的標準而言，香港堪稱典範。對於史密斯抱持平民百姓具備道德情操的堅定信念，相信仍值得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