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四年前婦女節，我應邀出席婦女事務委員會一個午餐會，當時沒有像往常般作長篇演說，而與在場嘉賓分享自己在尖沙咀成長的童年回憶。無獨有偶，午餐會舉行的酒店就在我兒時故居旁邊。
1954年至1970年，我的餘暇多用於四出探索左鄰右里，走遍大街小巷，對當年的「地標」建築如重慶大廈、香檳大廈、美麗都大廈等，不論梯間地庫都瞭如指掌，，穿梭自如，自認通曉如何利用橫街窄巷甚至大廈地庫，商店、食肆後門等作為往來區內各處的最短捷徑。
車水馬龍的尖沙咀街頭，有不少我熟悉的臉孔：每日黃昏把生果店內的蘋果擦得乾乾淨淨的老闆、坐在籐椅上使勁搖扇納涼、滿身香水味的女子，以及中午烈日當空之際，從停在街市檔口前面的貨車上搬運一大箱又一大箱貨物的強壯小伙子。
我熟悉的地方也包括倔頭巷內的特價停車場，停泊的車輛擠得像沙甸魚；軍裝警察收取「保護費」的地點；擺放一堆堆過期漫畫書的理髮店，雖然免費供應，卻乏人問津；以及任由我一整個下午「打書釘」的書店。尖沙咀既是我童年成長的根據地，也是我日常流連的好去處，我雖然只是個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倒自覺是通曉區內事物的小「地膽」。
我家曾在同區六處居住，但全都在兩條街的範圍之內，最後所居的單位位於一幢低層樓宇內，家中露台俯瞰鬧市的店舖、小販。我從這個露台觀察街上的人生百態，不知消磨了多少個下午及黃昏。
童年回憶 經濟啟示
如今仍歷歷在目的是一個臭豆腐檔，那時不以為意的景物，後來卻倍顯深刻。我經常光顧這小檔口，發覺這個夫妻檔中，妻子終日忙於打點一切，而丈夫卻看似無所事事。
有時候，他會在妻子身後靠着牆打瞌睡；有時又邊抽煙邊與旁邊的小販閒談。我清楚記得當時就曾覺得他不務正業、全靠老婆埋頭苦幹養家，彷彿對老闆娘生出同情之感。夫妻倆似有三個孩子，我常見其中一兩個在附近街頭做功課或嬉戲。
一天下午，我從露台上聽見其中一個孩子高聲示警說：「警察來了！」 –– 「警察」不過是籠統的叫法，所指的其實是當年的小販管理隊，走避不及的小販自然束手就擒。
就這麼一次，讓我親眼目睹那個夫妻檔的驚人絕技。我心目中那個不務正業的男檔主，從睡夢中驚醒，馬上起來把臭豆腐檔收拾妥當，然後以矯捷的身手把檔子的輪車迅速推到橫街裡去，過程中竟沒濺出一滴滾油。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也自有其貢獻，只不過與妻子各司其職而已。每逢「警察來了」，他就會保持冷靜，在最佳精神狀態下把檔子推到安全的地方。至於他們的孩子，在做功課或嬉戲的同時還負責把風，為家人盡一分力之餘，同時惠及其他檔主，亦可算產生正面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 effect）。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家庭生意。
隨後數月，我一直希望「警察」重來，以便再睹夫妻檔大顯身手，可惜願望落空。多年後看到介紹野外獅子生活習慣的電視節目，卻勾起我對那位身手了得的男檔主的回憶；看似懶洋洋的雄獅，與勤勞的雌獅，那似曾相識的感覺，正是童年目睹的這幅街頭景象給我的重温。
創業精神 幸福所繫
無牌小販屬於違法經營，是冒險的行業，想深一層，其處境亦好比在野外求生的獅子。畢竟街頭小販也要遵守「森林法則」，必須眼明手快，才能適者生存。
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已前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並擔任Gary Becker教授的研究助理。由於Becker教授當時正在研究離婚及分居的經濟理論，我也開始學習他的婚姻及家庭經濟學。
數年之後，我就香港自僱、僱主及家庭生意進行博士論文研究。從研究資料可見，於1976年小販在香港的自僱者中佔極大比重。在研究中更令我覺得當年那位身手矯捷的小販，實在是個無名英雄。
我在研究中發現，香港的自僱者往往較早成家，而子女數目較受僱者為多；受經濟動機影響，他們成家及生子的意欲較強，因為此舉可增加家庭生意的工作人手。我所目睹的夫妻檔生意顯然並非個別例子。
女性自立 離婚誘因
我也發現假使配偶教育程度較高，丈夫收入也會較高；更重要的是，若丈夫自行創業的話，由此所獲的收益也會較受僱於人為高。妻子對家庭生意可作出較大的貢獻，若丈夫是受僱人士，就未能於此受益了。同樣地，若父親擁有自己生意，其子女也會作出較大貢獻，對家庭的價值較高。
母親教育程度較高，有助子女成才，因為母親照顧子女的時間往往較父親為多。早於十九世紀，劍橋大學經濟學科的奠基者Alfred Marshall教授就率先在其名著《經濟學原則》（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寫道：「人所能投資的資本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而其中又以母親為最重要的元素。」
此外，我也在研究中發現創業精神愈高者，早婚與生兒育女的意欲也愈高。由此組成的家庭在經濟上較具生產力，不論在家或工作環境中，家庭成員都能較有效地互補不足。香港歷來的大小創業家庭，不但促進這個城市的經濟成就，也利於家庭維繫穩固融洽的關係。
對低收入家庭而言，當小販是脫貧的重要途徑之一。女性同時肩負相夫教子與協助丈夫經營的重責，是維繫家庭穩定和諧的重要支柱。籠屋中的男性住客是香港最不幸的一群，他們所以生活較差，並非純粹因為經濟技能不濟，而也由於無力成家立室。中國對外開放可說是他們最後希望之所寄。
由於房屋委員會的公屋分配準則較有利於夫婦而較不利於單身申請人，對籠屋居民一直幫助不大。但彷彿天意弄人，這公屋分配準則卻又變為助長低收入家庭離婚的幫兇；香港離婚率現已躋身全球十大（【表】）。
表 高離婚率國家及地區
| 排名 | 國家/地區 | 離婚率 |
| 1 | 俄羅斯 | 4.8 |
| 2 | 白俄羅斯 | 4.1 |
| 3 | 美國 | 3.6 |
| 4 | 直布羅陀 | 3.2 |
| 5 | 摩爾多瓦 | 3.1 |
| 6 | 比利時 | 3.0 |
| 7 | 立陶宛 | 3.0 |
| 8 | 古巴 | 2.9 |
| 9 | 捷克 | 2.9 |
| 香港 | 2.9 | |
| 10 | 瑞士 | 2.8 |
| 11 | 烏克蘭 | 2.8 |
究竟此一現象的成因何在？在發達國家及地區中，離婚率上升已成普遍趨勢，香港不過是離婚率升勢較快而已，部分原因在於女性就業機會持續增長。現時不但大學畢業生中女多於男，女生的平均學業成績亦較男生優勝，女性已擺脫不美滿婚姻的束縛，對離婚亦較少經濟顧慮。
家庭危機 社經隱憂
低收入家庭離婚率急促上升，而香港有利已婚人士的公屋分配準則，以及離婚男性易於再結跨境姻緣的現象，就更使情況惡化。
試想一個居於公屋的低收入家庭，夫婦關係瀕臨破裂，職業不是小販，並無家庭生意可言。他們一旦離婚，女方幾乎可以肯定會與其子女繼續住在原有公屋單位；若子女依然年幼需她照顧，就更可因無法工作而獲社會福利署援助。在這些破碎公屋家庭中長大的兒童，往往難以在經濟及社會上出人頭地。
失婚的男方須另覓居所，大多只能租住劏房，或因內地租金較低而北上。離婚男性終會悟到若要改善居住環境及社交生活，唯有再婚一途，而循此途徑申請租住公屋也較易成功。
過去，失婚男性難望再婚，往往面對下半生淪為籠屋（劏房先驅）居民的厄運。時至今日，跨境婚姻機會已為本地低收入男性帶來再婚希望。
2011年，香港58,369宗婚姻中，有39,979宗為首婚，18,268宗為再婚；離婚個案共19,597宗。共有離婚女性176,000名，離婚男性92,000名，可見男性再婚機會遠較女性為高。離婚人數由1971年平均每千戶只得9.5名增至2011年的117.4名。香港在社會及倫理上瀕危的現象已極為明顯，對年輕一代的經濟前景無疑將構成威脅。
公屋租戶中，離婚男性及女性分別佔六萬名及111000名，居於自置物業的相對數目則分別為33000名及65000名，比例遠較公屋租戶為低。至於每千戶的平均離婚人數中，租戶佔153名，業主則為78名。置業能力顯然有助維繫家庭關係。
今年婦女節，我恐怕並無什麼好消息與大家分享，在此只能向多年來為香港經濟成就及社會穩定作出貢獻的女性致敬，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中的婦女。她們相夫教子，維繫家庭關係，正是本地經濟及社會賴以欣欣向榮的磐石。
可惜前景並不樂觀，且需面對更多挑戰。四年前演說時，對未來的展望較為樂觀，皆因我尚未察覺香港家庭面臨如此重大挑戰。當年與我同場的另外兩位講者，目前對香港的前途舉足輕重，乃梁振英先生和林煥光先生，對於我在本文傳遞這並不樂觀的訊息，但願他們兩位能收到。
參考文獻：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YCR Wong, “Entrepreneurship, Marriage, and Earning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86
YCR Wong, “The Role of Husband’s and Wife’s Economic Activity Status in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pril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