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世界各地均似有收入不均加劇、跨代收入流動性減弱等現象。所謂「跨代收入流動性」，指的是下一代相對於上一代在整體收入分配中的向上流動機會。一般人往往會直覺地以為收入不均與跨代收入流動性之間存在必然關係，又或跨代收入流動性日降，則收入不均即隨之趨升。對於箇中關係，從世界各地到香港本土，可有明證？
世界各地均通過調查及人口普查等方式，收集個人、家庭收入分布情況的實證數據，有關各地收入不均趨勢的資料可謂翔實豐富。近三十年來，實證顯示不少經濟增長迅速的社會中，收入不均現象正在加劇，家庭收入不均加劇程度尤甚於個人收入不均；不但北美洲及歐洲發達國和地區如是，新興國家及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亦如是，香港自然也不例外（【圖一】）。
實證研究別具啟示
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充分數據可供研究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期內各地跨代收入流動性並不明朗。本年初由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及美國財政部經濟學家合作發表的研究報告，結合政府檔案、人口普查及相關調查結果，就美國跨代收入流動性搜集得至今最為充足的實證數據（2014年Chetty等合著），下文將詳細介紹其中要點。
香港的情況比較複雜。2013年年初，我從報上讀到有關周基利教授研究香港跨代教育流動性的報道，結果顯示從1991至2011年二十年間，本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出現下降的情況；研究聚焦年齡介乎19至20歲本地年輕人的教育流動性，為香港社會跨代貧窮趨勢提供首項實證估計。但我根據1976至2011年本地人口普查資料所作的研究卻得到不同結果。我的結論是：期間沒有充分證據顯示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動性有所減弱。
跨代流動不減當年
Raj Chetty等美國經濟學者採用美國於1971至1993年間出生的5000多萬名子女及其父母的相關政府檔案，研究結果主要基於兩方面的估計：一、父母與子女之間「收入百分位數等級」（income percentile ranks）的相關程度；二、子女能否在整體收入等級中達到頭五級乃受父母收入等級影響的或然率。
值得注意的是，Raj Chetty等根據「收入百分位數等級」而非直接以收入衡量跨代收入流動性，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與同輩中人加以比較，然後把父母收入按0至100排列等級，子女收入亦按同一方式加以比較及分級。根據父母及子女各自在整體收入分布中的級別，就能界定其收入流動性，例如子女收入等級從最低五分之一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的機會。
此一方法可避免因平均收入趨升或人口中收入不均日益加劇影響量度問題。假若收入流動性以低收入家庭（如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子女達到高收入門檻（如10萬美元）的機會為計算準則，則隨着平均收入持續增長，收入流動性定將有所增加。
不過，收入不均程度日增卻會把低收入（例如最低五分之一）家庭子女與高收入家庭（最高五分之一）子女之間的預期收入差異放大，在這個前提之下，由於子女收入依賴父母收入在整體收入分布中等級的程度今勝於昔，子女的收入流動性因而下降。以收入等級計算跨代收入流動性，可避免這些問題，因而較能準確衡量跨代收入流動性的趨勢。
Chetty等美國學者以收入等級所作等級相關研究發現，近數十年來美國社會的跨代收入流動性一直變化不大，父母與子女的收入百分位數等級之間亦一直維持高度穩定的關係。他們的實證估計顯示，父母收入等級對子女收入等級的量化效應，一直處於0.34左右的水平，而這個數值可詮釋為最富有家庭子女與最貧窮家庭子女之間的平均百分位數等級（mean percentile rank）差異。
換言之，最富有家庭子女的收入約較最貧窮家庭子女高出34個百分點，期間流動性不可謂不大；而這一現象亦與近數十年來跨代收入流動性有所減弱的觀感背道而馳。由此看來，從整體收入分布中最低五分之一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的機會，美國今時今日為人子女初入職場者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情況相比，並無今非昔比的迹象。
舉例來說，生於1971年而父母收入屬整體收入中最低五分之一者，其躋身收入分布中最高五分之一的或然率為8.4%；生於1986年而收入背景相同者的或然率則為9%；1984年生於最高收入之家者，享有大學教育機會較生於最低收入家庭者高出74.5%。1993年出生者的差異為69.2個百分點，看來美國近期出生者的跨代收入流動性在略有提升。
這幾位美國學者同時發現，雖然根據等級衡量所得的收入流動性數字一直維持穩定，收入不均情況卻增加了，與以往有關美國收入不均趨勢的研究結果脗合。其研究亦顯示，按25至30歲年輕人個人收入分布量度所得收入不均已日形加劇，而大學畢業生與高中畢業生之間的收入差額也日益擴大。換言之，在個人收入一環中，家境效應今勝於昔。
Raj Chetty等學者在研究中以梯子圖形代表收入分布，梯級則為各百分位數等級（【圖二】）；圖形中的梯級日漸拉闊（收入不均加劇），但子女向上攀升的機會卻並未改變（等級流動性維持穩定）。
上述結果或會令直覺地以為收入不均與收入流動性必然相關者出乎意料。不過，近數十年來，收入不均增加往往在於收入頂層（如最高的1%），而此一群組卻與收入流動性關係不大。事實上，亦有日趨充分的證據顯示，即使在同輩之中，收入最高1%之中的流動性極高，短短幾年之間進進出出的個人成員大不乏人。
Chetty等學者的研究更發現，美國不同地區的向上流動性差異甚大，背後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一、種族隔閡，二、收入不均：，三、教育水平，四、社會資本，五、家庭結構。
學校教育流動指標
由於未能如Chetty等美國學者般掌握所需的政府檔案，我無法根據良好收入資料估計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情況，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父母與子女的教育程度構建其間聯繫以估算向上流動性，並按照美國學者的原則，以父母及子女同輩的「教育百分位數等級」（schooling percentile ranks）為量度個人相對經濟狀況的準則。事實上，經濟學者早已明瞭教育為個人未來收入的可靠指標。
為估計父母教育等級對子女教育等級產生的量化效應；我採用本地人口普查數據集，以1976至2011年期間本地25至29歲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所得實證估計與Chetty等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頗相近。
【圖三】顯示，1946至1956年出生者，父親所受教育等級的量化效應推算的相關估計數値由0.441降至0.327，顯示這期間的社會向上流動性雖然在開始時偏低，但卻在十數年間大幅改善。至於1971至1986年期間出生者，相關估計數値平穩，約為0.31至0.32，與1956至1961年出生者的0.33相若。由此可見，1971至1986年間出生者的向上流動性，與1956至1961年期間出生者大同小異；這些估計數字與Chetty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亦頗接近。
【圖3】中可見，隨着1961至1971年間出生者的跨代教育流動性相關估計數値跌至0.255及0.259，這一年期出生的人口向上流動性大為改善，原因有二：首先，在1997年政權移交臨近之際，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產大舉移民，為數估計高達416500，以致留港子弟的升學機會大增；即使父母學校教育程度偏低，子女入讀大學的機會亦有所增加。再者，八十年代之際，面對中產大舉移民海外，香港政府為求恢復市民對前景信心而擴充大學學額，本地學子升讀大學的機會迅速增加。
由此可以推斷，1986至1996年期間，本地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動性大幅提升僅屬過渡現象，其實由於升學競爭減低，尤其以入讀大學為然；對於這段已成過去的時期，我們應該重新解讀周基利教授的研究結果，要說1991至2011年間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性有所減弱，未免流於片面，事實是1971至1981年期間出生者運氣特佳，適逢本地人才外流及大專學額大舉擴充，盡得其利，後來出生的一群可沒有如此走運呢！
對有關現象更恰當的解讀，在於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只對1946至1956年期間出生者而言曾經大為提升，隨後則一直保持平穩，而1961至1971年出生者適逢其會，受惠於臨近1997年中產移民潮，得享向上流動性激增的機緣。自此以後，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又回復至一貫的平穩狀況。
參考文獻：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再創香港奇蹟」系列．之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