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四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我敬愛的老師嘉利．貝加教授（Professor Gary Stanley Becker）於5月3日在芝加哥與世長辭，享年83歲。這位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生前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及社會學教授，2007年獲頒美國總統自由勳章，在諾獎經濟學得獎人中堪稱巨擘。他一向身體健康，原定今年8月往北京講學，9月來港為芝加哥經濟學家協會亞洲分會主持開展禮，突然傳來死訊，有如春末驚雷，認識貝加教授的人，莫不有驚聞噩耗之感。
我對恩師突然辭世深感哀傷。小兒柏林去年秋季上過貝加教授的價格理論課，寄來下段引文與我同表哀思：
「何謂哀傷？」這個我一直迴避的問題，最近終於向心理學家Steven Stosny提出。
他答道：「這是一種愛的表現，哀傷讓人可重溫愛的體驗。」
「哀傷如何體現？」我再問。
「自己活得充實，就是對亡者的最好紀念。」
貝加教授一生豐盛充實，身為學術泰斗，性格和藹寬厚、待人謙恭有禮，自然廣受景仰敬愛。教授畢生鍾情經濟學，日常閒談亦三句不離本行，在其六十年學術生涯之中，憑藉天賦異稟屢發創見，年復一年，幾乎從未間斷。
天資聰慧 盛名早著
我在本文先談貝加教授的教學及生活點滴，下周將詳談他對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的重大貢獻。
貝加教授1930年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波茨維爾（Pottsville）鎮，舉家遷居紐約後入讀James Madison中學，不但成績優異，數學及體育方面表現尤其出眾。其妹Natalie於2011年為文提及幼承庭訓的軼事：「我們素來用功讀書、專心致志、未雨綢繆，而且思考獨立，不隨波逐流，喜歡動腦筋。哥哥除了是紐約巨人足球隊（New York Giants）球迷之外，還熱愛乒乓球、棍球、手球、解決數學難題，以至力量、競賽和「ringolevio」（筆者按：一種講求團隊高度合作性的捉迷藏遊戲］；對於宗教、政治、藝術、詩歌卻不感興趣。」
他十七歲考入普林斯頓大學修讀數學，三年後以一級榮譽（summa cum laude）成績畢業，期間選修過一些經濟學課程，但最初對此學科的形式主義頗感抗拒；又曾涉獵過於艱深的社會學，而哈佛大學社會學者Talcot Parsons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術語令他望而卻步。後來決定上研究院研習經濟學，在芝大與哈佛兩所學府之間，他選擇了芝大。
貝加教授讀大學時縱然主修數學，但得凡勒教授（Jacob Viner）指導，寫了一篇有關貿易理論的高年級生論文，又與William Baumol教授一起完成了另一篇研究貨幣理論的論文。因此，他在普大畢業之時已在著名經濟學期刊發表了兩篇論文。名重一時的凡勒教授更在推薦信中對貝加教授大加表揚：「他是我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一個。」
這樣的評價實在非比尋常，因為凡勒教授在任教普大之前，曾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George Stigler、Paul Samuelson三大名家在芝大的業師，他顯然對這位來自小鎮的小伙子另眼相看。足堪玩味的是，貝加教授繼承了凡勒教授的教學作風，以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問艱深的自由發揮題（open-ended questions）見稱，學生答對了，他會繼續追問，直至出現錯誤答案時即詳加解釋。即使在課堂以外單獨面談，他也會令學生時刻保持警覺，因他認為學生應不時反省自身想法。
名師高徒 惺惺相惜
2010年，貝加教授來港在香港大學主持公開講座。翌日我和袁天凡陪他到深圳主持另一場公開講座，回程時我問他可有興趣順道到澳門一遊，他問當地有何可觀之處，我提出澳門既有類似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亦有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建築，而澳門政府在保存歷史文物方面勝過香港。他聞言馬上問道：「這對當地人來說是否較為有利？」我們於是圍繞有關政府、保育、經濟發展等問題深入詳談，隨着話題一轉，也就把澳門置諸腦後。
貝加教授當年選擇芝加哥大學的決定，不但關乎其個人前途，對芝大以及經濟學的影響也非同小可。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芝加哥學術界風起雲湧、瀕臨巨變的時期，佛利民當時正着手創建的嶄新課程與研究綱領，更為後來的芝加哥學派奠定基石；他以經濟學假說的嚴格實證測試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點，認為賴以建立理論模型的各種假設均屬次要，關鍵在於理論模型是否與實證數據吻合，以及能否提供對效果的評估。佛利民當時設計的研究綱領反駁凱恩斯系統的核心思想：一、消費作用；二、貨幣政策失效之說；三、勞工市場中實質工資的膠着狀態。
教學方面，佛利民一改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面貌，使之從高級知識分子的鬥智遊戲變為洞悉世情、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重新突顯價格在經濟系統中的主要功能。雖然佛利民以研究宏觀經濟現象見稱，並憑藉有關研究獲頒諾貝爾獎，但他的實質貢献乃在於重建在凱恩斯革命中遭摒棄的微觀經濟學，而這正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佛利民素以學習價格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一直在芝大教授廣受稱頌的價格理論課程，直至1976年退休為止；我有幸在1972至1973學年旁聽他這個課程，得以一睹大師的教學風範。
貝加教授進芝大之初，挾普大高材生兼發表過兩篇論文的盛名而志得意滿，不過，他首天上佛利民價格理論課就受到教訓。佛利民教授向班上學生提出問題，貝加教授率先舉手回答，佛利民教授隨即指出他只是以另一方式把問題重複一遍，並沒有解答問題。貝加教授後來經常複述是次經歷，還告訴我儘管感到丟臉，但卻明白老師是對的；當天歸家途中他對自己說：「別再只顧寫論文，應重新鑽研經濟學。」
短短一年半後，佛利民為貝加教授寫獎學金推薦信時大加讚揚：
「貝加年紀輕輕已獲頒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學位，畢業後獲該校諸師推薦申請本校的學系獎學金，信中形容他為『普大十年來最優秀學生』，以及個別老師心目中『歷來最佳學生』，此等溢美之詞，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從近一年半以來個人對其緊密觀察所得，我亦不禁以同樣溢美之詞予以表揚：此子天資聰穎，實有望成為經濟學大家，是我任職芝大六年以來所未見……
「貝加天資聰敏，分析入微而創意出眾，對經濟學思想史了然於胸，且珍而重之；他深明政經議題之間的相互關係；對價格系統的功能及其對保持個人自由的重要性瞭如指掌。正因如此，貝加若獲頒獎學金乃屬實至名歸；我但願每年都能遇上像貝加一樣的英才，卻也自知過於奢望。」
鍥而不捨 誨人不倦
貝加教授醉心於芝大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倒早已深明研究經濟學的主要目的在於減貧、了解個人及國家致窮原因，以及如何構建減貧政策，這些都是經濟學研究者的首要動機。他無意仕途，亦婉拒所有出任企業董事的邀約，畢生專心致志地從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工作，包括公眾教育，這一方面，他似佛利民多於凡勒。他學識異常淵博，對各種議題每能道出趣味盎然而又別具卓見的分析，同事遇有工作難題都會向他請教。他對別人提問亦都認真對待，但不喜別人空談胡扯，虛耗光陰。
貝加教授的敏捷思路、銳利觀察以至世界觀都別具一格，堪稱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對萬事萬物的詮釋方法，均以植根於價格理論的深層理論架構為依據。雖然一般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中價格主導選擇的關鍵作用都有所認識，但貝加教授更能洞悉影子價格（shadow prices）在非市場環境中對選擇的主導作用。在以錢易物的市場中價格顯而易見，但在非市場交易中，影子價格卻隱而不見，未能直接察覺，須根據交易者的行為及其選擇結果加以推斷。
貝加教授的特殊天賦，在於能在知識層面洞悉一般人選擇中的內藏玄機，其直覺性令人嘆為觀止。他能長時間專注於同一問題，不惜連續花上多個小時、多天以至多個星期，直至參透箇中元素為止。直覺性與專注正是他學術天賦中最強而又最歷久不衰的元素。
有緣親炙 前緣待續
有時，貝加教授會質疑某一命題在極端情況下是否依然成立，否則有關命題便不能當作真確。若某一命題在極端情況下出現矛盾，那就較易作出分辨；以數學等式為例，若代入極大（如無限大）或極小（如零）數字，就可知有關等式是否成立。直覺性可透過極端狀況去推斷會否出現矛盾和不合理結果，快速判斷命題是否成立。
我早年在芝大求學之際，跟貝加教授的接觸都在嚴肅的氣氛下進行。1972至73學年曾修讀過他教授的價格理論課程，其後當過他的研究助理兩年，也曾連續多年參加過他的經濟學應用研習班，後來更在他悉心指導下完成哲學博士論文。貝加教授在課堂上準備充足，根據手寫筆記講課，說話有條理，不苟言笑。研習班上的同學也都不會談笑，因為教授認為這有礙專注與嚴肅討論。要見貝加教授須先行預約，我們都會在他辦公室外的一排座椅候見，其中更包括助理教授；要認識教授為人可真不容易呢！
即使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跟貝加教授的交往亦是氣氛嚴肅。我在他主持的研習班上宣讀我的論文初稿，隨後跟他單獨見面共兩次，每次半句鐘，面見前他都事先給我傳來兩頁手寫評語作討論之用，雖然只得短短兩頁，卻令我更全面地理解自己的論據，而教授也會指出我所作研究的貢獻所在，並提點我毋須力求交代所有研究發現，以免過度解讀實證結果。
我在大學四年級修讀英國經濟史課程時首次獲貝加教授青睞，我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格蘭及威爾士犯罪與刑罰為題寫了一篇論文，請他過目。他說他的研習班剛好有段空檔，可讓我在班上宣讀我的論文；我雖然受寵若驚，但明白機會難逢，也就戰戰兢兢地欣然答允。後來他問我可有興趣根據同一題材再寫一篇論文，更表示可代為尋求資助。由於我對人口問題較感興趣，故婉拒了教授好意。二十年後，我把那篇舊文重新整理付梓，寄了一份給他。他回覆時表示已久候我寫該文多時，並敦促我再細考十九世紀上半葉，且看從中有何發現。我收到教授提示後會心一笑，暗忖這樣子正是我的老師貝加教授啊！也許遲些會與這篇舊文再續前緣吧。
赤子摯誠 洞燭入微
我在芝大畢業後，貝加教授先後多次造訪香港和中國內地，我得以跟他深入接觸。1978年，乘他來港出席Mont Pelerin Society會議之際，我陪他到香港仔一遊。我明知他不會熱衷在海鮮舫上用膳，於是如一般遊客那樣，與他一起乘舢舨同遊香港仔避風塘，雖然看似是一般的旅遊項目，但卻有不同的感受。貝加教授對女艇家接載遊客的小生意、她之前的工作，以至家庭狀況均極感興趣，更提出不少我不懂如何作答的問題，我只能憑猜想回答，頗有回到從前與他在課堂的感覺。他顯然很有興趣知道傳統生活形式如何與現代社會融合，對這次舢舨暢遊樂在其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貝加教授偕伊朗裔的妻子Guity Nashat（二人於1980年成婚）訪港，期間我帶他倆遊覽重新發展的沙田，一睹該區剩餘的舊有農村面貌。Guity對農村生活甚感興趣，而教授遇上小販售賣中式小吃，乍見一串串泡在水瓶中的馬蹄，馬上問我到底是何種美食、取價若干、是否美味，未待我答完，他已隨手取出兩串馬蹄，一串遞給妻子，另一串放進口中大嚼起來。Guity顯然對街頭擺賣未經煮熟的食物有所保留，來不及制止教授，惟有任由我倆飽嘗馬蹄滋味，但在她勸喻之下，是次一行三人的沙田遊再也沒有機會嘗到小販美食。
我們又相偕到太平山頂一遊，Guity拿起相機給教授和我合照。觀光之餘，貝加更挑戰Guity在山頂公園的環迴小徑上來一次賽跑。夫妻倆各自向相反方向跑，看誰先跑回原地，由我當裁判，倒數三聲便起跑。Guity腳踏一雙高跟鞋，行動自然不便，所以我倒數一聲，她已拔足起跑。賽後貝加教授恰似稚氣未除，連聲抱怨Guity不守遊戲規則，我也注意到，他明知太太偷步也乖乖等我數完三聲方才起跑。後來貝加教授伉儷再來訪多次，我親睹夫妻恩愛之情。
我和教授多次暢論中國發展情況，他深信中國定能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取得成果，只要此泱泱大國能一直保持市場競爭性，有效分配資源以刺激經濟增長與創新的誘因就會繼續存在，而制度改革自會適時出現。他又認為日本未能改善市場競爭狀況，正是其經濟持續增長的絆腳石。我感受到在貝加教授眼中，中國的經濟成就可視為全球減貧的重大突破，一如香港在市場競爭帶動社會繁榮方面為全球樹立楷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