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有史以來，以上世紀變動得最厲害。發達經濟體的農民人口縮減、家庭傭工消失、產業工人先興後衰，帶領世界進入知識時代。這些變遷不但在質和量上改變了勞動和勞動力的性質，更改變了發達國家自古以來社會和政體的特性。這些重大的變遷暫時還未見頂。
不過，上世紀並沒有因此而動盪。史書強調產業工人壯大的過程中常見工人罷工、警察鎮壓，原因可能是「革命」和「暴力」是當時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主旋律。
其實，產業工人可說是「和平崛起」。上世紀真正的暴力，特別是兩次大戰、種族清洗等，都是在高位者造成的，與下層無涉，與社會的變遷無關；我們現在不會像五十年前的馬克思派那樣，把上述的社會變遷看作資本主義的危機。
1800年以前那幾千年，全球幾乎所有人都務農。直到1900年，除了英國和比利時，歐美主要的人口仍然務農，但發展到今天，農民最多只佔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的2%。
當年工人 毫無保障
1900年前後，歐美社會第二大勞動力仍是與主人同住的家傭，與農民同屬社會上最低的階層，當時少過三個傭人的家庭，被界定為「lower middle class」（下中產）；1980年後，發達地區只有香港和新加坡還有進口的家傭。
時至今日，發達社會已基本上沒有農民和家傭。但這個「淘汰」的過程並沒有引起動盪。直至1900年，社會仍然倚重藍領工人；美國大蕭條後，喜劇巨匠差利卓別靈在默片《摩登時代》（Modern Times）裏扮演受機器「壓迫」的流水作業工人，令世人深表同情。產業工人在1900年雖然只佔整體勞動力的六分一甚至八分一，遠比農民和家傭少，卻是一股支配性的力量。
當時最受剝削的其實是農民和家傭，這是由於他們散居在農場和民居裏，公眾看不見，也無法形成組織；反之，產業工人集中在工廠上班，聚居城市，公眾看得見，且容易組織。
身為首個形成組織的低下階層，產業工人成了1900年的「社會問題」。所謂「產業工人」，基本上是指大工廠僱用的機器操作員，他們也的確是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不論社會地位、政治權力還是經濟力、購買力，都近乎零。
1900年的產業工人全無保障與福利可言：沒有退休金、有薪假期、醫療和老年保險（除了1889年後的德國）、失業補償（除了1911年後的英國）；星期天和晚上加班也沒有補水。
五十年後，也就是1950年代，產業工人成為發達國家最大的群體。大規模生產的製造業廣設工會，成員待遇優厚，晉身「上中產」（upper-middle-class）。除了廣泛的就業保障、退休金、全面的失業保險或終身就業保障，還有大量的有薪假期；更重要的是，手持大批選票，具有政治影響力。
又過了四十年，也就是1990年，發達國家的產業與工人轉趨邊緣化，工會連帶退潮。到了2010年，產業工人最多只佔八分一的勞動人口，不比1900年產業起飛時多，工會隨之式微。歷史上，沒有一個階級升跌得這樣快。
產業工人不會就此消失，但主要靠手操作的工種已經過時，代之而興的是手腦協作的「technologist」（技術員）。1980年以來，物理治療師、電腦、X光、醫療化驗、呼吸輔導等等各種專長的技術員，合計是發達經濟體增長最快的勞動力。這些新型的產業工人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另一個壓力階層。
與馬克思預言的動盪相反，產業工人的勃興是上世紀最能穩定社會的發展。農民和家傭雖然消失，但並非被排斥或取代，而是自願離開農地和住家，走進工廠。農民和家傭爭相拿起螺絲批，因為當時的工廠工作簡單，農務和家務的技能高過操作機器。
1900年的產業工人雖然工資低、工時也長，但仍然好過務農或當家傭，而且工作時間固定，公餘可照顧家庭；務農和當家傭可沒有這個好處。
早期的工廠又黑又髒，剝削嚴重，工人很窮，居住環境又差，史書都有記載。但相對仍比住在農場和主人家好。
農民和家傭把工廠工看作機遇。這是人類第一次不必遠赴他鄉，就能改善生活。因為正如上述，當時的工廠操作簡單，農民和家傭有轉行的技能。中國內地自1980年開放以來，不就為二十世紀末期的人類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廉價勞工 無法依靠
上世紀，手工作業的生產力增長了五十倍，而產業工人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好處。其中一半好處在於工時縮短、在職年限加長；另一半是實質工資增長了二十五倍。正因如此，產業工人的崛起很平和，幾乎不涉及暴力。同樣地，他們近期的淡出也很平和，絕少抗爭、動盪或嚴重的錯位（dislocation）。
只不過，產業工人淡出後，後繼階級興起的過程中，沒有留給前者轉工的機會。知識型工作者這個新興的主導階級，在美國至少佔五分之二的勞動人口，高於製造業工人巔峰期所佔的比例，而且待遇大都不會差過製造業工人最好景時。不過，這些新工作通常要有專業資格，涉及大量的正規教育，要懂得運用理論和分析性的知識，連工作和思維方式都不同，特別是要不斷進修和學習。這關乎工作的態度、價值觀和信念。產業工人既不具備這些條件，也不容易補修，不像早期農民和家傭走進工廠那樣方便。
發達地區的產業工人過氣，對其他地區造成深遠的影響。產業轉型後，需要的是知識型工作者，不再是手持螺絲批的傳統工人。發展中國家無法再靠廉價勞動力，即經濟上所謂的勞動力相對優勢來繼續發展。
世人普遍相信——尤以政客、工會為然——發達國家的產業工人失業，主要是生產線外移到非技術性勞動力大量供應，因而工資偏低的地區，美其名曰 「離岸作業」；但這樣說有違事實——取代傳統產業工人的並非外國的廉價勞工，而是本國的知識型工作者。
這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不能再靠低工資來發展，而要學會運用知識。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拉丁美洲不少國家，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更不在話下）都需要為數以百萬計教育及技術水平低、只能勝任藍領工作的年輕人解決就業問題。
但即使發達國家向知識型經濟轉型也是巨大的挑戰。就生產的社會關係而言，產業社會基本上仍然是傳統社會，但新興的社會以知識和知識型工作者為本，是歷史上第一個並非每個人都從事同一種工作的社會，不像農民或機械操作員。
而且，這不僅是社會變遷那樣簡單，更關乎人類生存環境的變更。目前甚至看不清楚箇中的意義，以及新社會將會帶來什麽挑戰，只知道世界必定大不同。
知識型工作者不會佔知識型社會的多數，但會是最大的一個群組和最大的一組勞動力。縱使人數不及其他組別，知識型工作者會為新興的知識型社會帶來特性、領導能力、社會構成（social profile）。他們雖然不一定會居於統治地位，但已成為領先的階級；而這個階級的特性、社會地位、價值觀和期望與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領先的人口組合都有本質上的差別。
首先，知識型工作者透過正規教育來取得工作和社會地位；知識型工作大都需要高度的手作技巧。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神經外科，神經外科醫生的工作表現既來自正規教育，又來自靈巧的「手勢」。
就所須正規知識的數量和種類而言，不同的知識型工作差別很大。某種知識看上去很簡單，但只有正規教育才能提供；教育將會成為知識型社會的核心。那麼，每個人必須具備哪些知識？什麽才是優質的教和學？這些問題必定成為知識型社會核心的關注、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我們免不了要重新界定，怎樣才算受過教育？以往，這是說擁有指定的正規知識，特別是文憑、學位；但如今要求我們懂得怎樣學習，而且願意終生不斷學習，持續地接受正規教育。
知識取用 競爭關鍵
不能否認的是，社會改以知識型工作者為主導後，產生了一種潛在的階級矛盾：佔勞動者少數的知識型工作者與佔勞動者多數、靠傳統方式謀生的非知識性服務業工人之間存在着差距。知識型工作的生產力水平為知識型社會帶來「經濟」挑戰——每個國家、行業、以至社會上每個機構的競爭力，都取決於知識型工作的生產力。非知識型服務業工人的生產力水平，則是知識型社會面對的「社會」挑戰——知識型社會能否為非知識性工人提供適當的工資、尊嚴和地位？
從前的社會面沒有這樣的挑戰，人類從此得享知識型社會發展的機遇，社會的領導權首次對所有的人開放。此外，知識的收集不再受年齡及教育制度所限，學習變成個人的隨身工具，但社會的不平等會因此而擴大，還是最終收窄？
人也好，組織、行業、國家也好，是否善於取得和運用知識，將會成為競爭力的關鍵。知識型社會必定較已知的社會都更具競爭力，原因很簡單：當全人類都能獲得知識時，再也無法為表現平庸開脫。當今發達社會的個人競爭力，與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更不要說是二十世紀以前。
知識型社會讓個人能夠以專門的知識型工作者身份發展事業，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在人類歷史上，我們首次要求有知識的人肩負起一項責任：讓缺少同樣知識的人明白自己在講什麽。知識型工作者必須能夠用別人聽得懂的話互相溝通。
中國開放 造就香港
當知識要高度精專才能發揮生產力時，知識型工作者也就須擇組織而棲，學懂與團隊工作，專門的知識獨自無法產生作用。舉個例，缺少其他醫務人員提供的診斷結果，外科醫生英雄無用武之地；診斷並非後者的工作，甚或不是他們的專長。他們需要組織的支援，組織可以提供適當的機制，讓知識型工作者得以盡展所長。只有組織才能將知識型工作者的專門知識轉化為成績。單打獨鬥成本很高，成績又發揮不出來，真正做出成績的是組織。但組織要懂得用不同種類的團隊來達到不同的目的。
馬克思認為，工人不可能擁有蒸汽機，而且帶着機器轉工，故蒸汽機只能由資本家擁有和控制。但知識型社會真正的投資偏離機器和工具，變成工作者所需的知識。缺少知識的話，機器再先進也不會有生產力。
外科醫生要有醫院作後援。但醫生真正的資本投資是個人的醫學訓練和知識，也只有這項投資可以由一所醫院帶到另一所醫院；沒有醫生的知識，醫院只是建築物和機器。知識型工作者所掌握的知識，不論高深如外科醫生，還是簡單如初級會計師，都是同樣的道理。
產業工人需要資本家遠遠多過資本家需要產業工人。但在知識型社會，組織需要知識型工作者遠遠多過知識型工作者需要組織。生產過程的臨界質量名副其實地掌握在知識型工作者手裏。以此角度看，他們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美國是第一個由藍領產業工人過渡到知識型工作者的國家，前後歷時五十年。中國內地自1949年起閉關，造就香港在1950年代末啟動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進程，令經濟和社會得以轉型。南來的廣東省移民不少出身農民，他們和在港成長的子女成為發展產業的勞動力骨幹，為香港帶來第一個黃金時代。1960年代一度有民怨和動亂，但這項轉型卻難以想像地平穩。1979年起，中國內地再次對外開放，香港產業內遷，在其後的十年內轉型為服務型經濟。我們對於這次意想不到的急速轉型曾否有足夠的準備，容後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