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1月25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Sandel在哈佛教授有關政府議題的課程，蜚聲國際；以「正義」為題的課程不但有約一萬五千名哈佛生曾經修讀，並製成一套共十二集的電視節目，據稱他在中國內地更擁有大量「粉絲」。
我曾拜讀他於2013年所著《錢非萬能：市場道德界限》（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一書，看看對一個我教授幾近四十年的科目是否有所啟發，結果大失所望！儘管作者在道德和政治理論方面的學問登峰造極，但全書內容卻出奇地淺薄，其中所主張的道德含義更叫我難以認同。
由於近期有一位好朋友心儀此書，有意互相切磋探討，而在整理讀後感之際，念及當前草根政治在社區結集以及活躍程度日增，我想在此與讀者一同分享。
不公源於不均
Sandel聲稱此書旨在顯示：市場如何敗壞、如何貶損 (corrupt or degrade)被分配的種種財貨，是以「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理應共同思考各種財貨、關係、活動的真正意義和目的，而且應如何加以評價。
但他沒有明示「我們」是指什麼人–– 究竟是某一地區、某種族或宗教團體、某個國家、抑或全球男女整體？
在我看來，書中論點既難以成立，其中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政治哲學也毫不吸引，但此書的成功之處在於極富挑釁性，令讀者對以利用政治權力謀私，亦即我所謂的「政治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產生極度抗拒傾向。
「市場」是一個用作進行財貨及服務交易的平台，通常以金錢作為交易媒介。經濟學家所以對市場有所偏好，皆因在特定條件下（例如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市場往往有利於創新和有效分配資源。
事實上經濟學家也是批評市場的先鋒，他們發現市場有效運作的條件未必都能符合，而一旦未能符合，例如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另類制度安排可能發揮較佳作用。
道德哲學家有別於經濟學家，前者往往著眼於市場制度是否公平，其中涉及的不同層面包括不均和剝削。由於市場在資源分配方面基於支付意願，而支付意願又與支付能力息息相關，在市場競爭的副作用下，或會產生財富不均現象。
不公平現象亦來自政治剝削，或濫用權力不對等，個人或企業利用財富、法定權益、資訊、或擁有稀有財貨（例如某種珍貴藥物）等基本不均的情況，從而提供令弱勢者難以抗拒的選擇。很多時候通過改革市場甚或深化市場各種機制，往往有助於撥亂反正，但若不對等現象源於政治權力來源不平等，則不易矯正。
但Sandel針對的並非公平或效率問題，而是根據另一種考慮，質疑市場作用或會敗壞財貨本身意義。那麼何謂敗壞？他在書中指稱「所謂敗壞一種財貨或社會習俗，亦即加以貶損，而未能恰如其份予以評價。」因此，Sandel提出，炒賣免費公眾音樂會門票圖利、名牌大學取錄捐款人的子女，以及向外來移民兜售居民權等行為，都有損有關事物的本質，當作貨物交易之舉，只會褻瀆其價值。
市場造成腐敗？
這位哈佛學者批判市場敗壞價值的論點，並無建立任何系統化的論析；書中一味列舉大堆「財可通神」觀念深入民心的例子，例如為免排隊之苦而花錢疏通，機構透過為僱員購買保險圖利，有錢人花錢獵殺瀕危動物取樂，窮人在臂上紋上賭場網址等等，令讀者鄙視此等行徑。
可惜所舉例子並未能印證其所謂市場敗壞交易事物之說。首先，此等事物與市場大都並無任何關係；其次，有關例子亦稱不上是敗壞事物本身的價值。
市場乃某種特定制度安排，並非如Sandel在書中所指，以為單憑金錢運作，其實他所舉例子大都超出市場範圍，只牽涉到行政決定，無關市場後果。以金錢誘因為例，答應孩子每讀一本故事書就可獲２塊錢，其實與市場無關，而只可視為操控行為的一種手段。
書中提及有關管理辦法的例子，雖然確在道德層面有可商榷之處，但貫串其中的主題並非市場又或價格，而是管理權問責性蕩然無存。
書中臚列的例子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與敗壞價值似乎關係不大。看來作者只在乎惹起讀者對例子中的醜惡作風產生反感，令其感覺其中的財貨及活動受到貶損。不過在我看來，作風醜惡不可與敗壞本質混為一談–– 畢竟低俗與道德淪亡之間實有天淵之別。
分清兩者之間的分別所以至關重要，皆因Sandel引導讀者只著眼於外表（金錢攸關），其實無助釐清甚或防止事物本質遭到敗壞。
在現實世界中，敗壞道德的行徑本就不一定涉及金錢。Sandel指出，在大教堂向參加彌撒的信眾兜售原本免費的入場券，無異褻瀆天主教會。我倒認為教會隱瞞性侵犯個案的醜聞，雖然非涉及金錢交易，其敗壞道德的程度更為嚴重。市場經濟中人人皆勞而有獲，即如教師培育人才而收取報酬，難道會敗壞教育？難道食品會因為是花錢買來，並非自己栽種而變得不美味？Sandel之說流於表象。
隱性保守政見
部份左派自由主義者或會因為其中批判市場的內容而推崇此書，但這派論者應注意書中之論其實是保守派的反動觀點，其中含義對自由派所珍而重之的種種原則，更足以構成威脅。
首先，Sandel的批判論點，只適用於其自身所處的時空和地域，但回顧歷史，在社會上獲接納為可以買賣的事物，包括奴隸、公職（甚至稅收）、軍階、選票、婚姻，以至所謂的「天堂捷徑」等等；問題是他的道德層面分析，似乎始終只局限於某個時間地域的社會規範。
其次，他的腐敗論點，始終未能明確區別社會所能接受的規範與道德界限。假若他遲三十年才出生，則今時今日不少新事物，想必會被他視為合乎正道。由此可見，其論點實包含極重的保守派偏見，力求保存事物本來面貌，所依據的是靦懷童年心態，而非從道德上出發的論點。對「擁抱回憶一派」而言，靦懷童年心態自然深受歡迎。
再者，Sandel又假定市場交易安排，定必遜於另類「合乎道德」的關係，但自由派亦深明傳統社會即使表面上講求仁義道德，以社會團結為重，骨子裡卻同樣往往造成不公義及腐敗現象，根本無異於市場機制，更尤其易於造成窒礙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女性的個性和自由的沉重道德枷鎖。例如女性主義者就一直基於自由和平等，爭取女性從工作中賺取報酬的公民權。
以荷蘭政府提供的幼兒護理津貼計劃為例，國民可通過計劃付錢給其父母代為照顧家中幼兒，計劃的理念是祖父母所提供的護理應被視為正職，可理所當然地獲得報酬，計劃在該國大受歡迎，也屬意料中事。若從Sandel的論點觀之，付錢給父母代為照顧幼小，令祖父母對兒孫的愛變質，但這聽來完全不對。事實上，有關付費安排既可舒緩父母要求其上一代為其照顧子女的歉咎，亦可減輕祖父母似因道義責任所廹要照顧孫兒的壓力，對維繫三代之間的親情反而有益無害。
以道義為由、強人所難的行徑很多時候被稱為「利他主義」，往往由於不涉及金錢交易，不過如此定義實在荒謬，無異於告訴我們在情感上勒索親友幫助自己合乎道義，而付錢購買服務則被視為自私和敗壞情誼。
第三，腐敗概念早已與政治保守主義中的排斥異見傾向掛鈎，以此支持種族主義政治的做法即屬一例。自由派對任何「純粹」或「污染」之說應時加警剔，因為這種說法無非是濫權口實。對於付錢買明星簽名棒球被視為有損尊敬真義而應禁止的論點，實為中東神權政治國家的管治原則，而非自由派的世界觀。
最後，Sandel也在書中提出社群主義政治哲學。尤如一眾衛道之士，作者急於將一切關乎價值觀的問題加以政治化。他認為社會群體應撫心自問：「教育和棒球等事業究竟所為何事？」從而斷定如何予以評價以及如何對待。其論點中從未觸及此一政治層面，也許因為他心知肚明，讀者大都不願接受如斯有違自由派原則的政治觀。
自由派堅決將私人與公眾範疇分家，並不認為政治應決定社會上眾人應如何評價棒球，或禁止違反有關價值觀的行為。相反，自由派故意留有空間讓每個人透過自由互動，自發產生新規律和新價值，且樂見甚至決心維護多元價值，皆因即使理性的討論，總亦難免出現意見不合的情況。
Sandel似乎認為社會總能對有關價值問題決定唯一正確答案，並認為可透過民主政治去發現。本地以至海外政治活躍份子往往高呼到社群中提高意識和發掘意見，說道民主理應如此，其實多是以強制的說教方式取得政治認同而已。
Sandel的非自由主義作風也屬意料中事，畢竟他當初成名，靠的也是針對羅爾斯（John Rawls）政治哲學的論點，即使Sandel在評擊市場方面似是同道中人，但擁護自由的信徒，包括支持監控自由市場的人士，對他在書中揭示的路向亦應有所保留。
正視錯置焦點
Sandel認為應透過公開辯論，以決定應否容許大眾利用價格作為合作或分配有限資源的手段，問題是這似乎假定市場實屬貪婪之輩所構建的空間，而非自然形成的過程；他指出人體器官交易、棒球賽特權門券等種種令他不齒的作風，但他鄙視的不過是一般人的行徑、貪婪以至精英主義，而非交易機制。問題是：究竟是人造就市場，抑或是市場造就人。
Sandel認為是後者。他認為世界冷酷無情，貧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富者則利用經濟力量操縱世人，政府則屬備受貪婪之輩壓迫的忠良角色。正如書中所述：「要市場規行矩步，只能寄望公開與大眾探討我們所珍視的財貨和規範究竟意義何在。」
但究竟「我們」指的是誰？
社會上出現赤貧一眾是個道德問題。根據國際標準，2014年香港的貧窮線為四人家庭月入16400元（美國的相應貧窮線為15760港元），約相當於全球平均入息的水平，在印度則可視為家境安逸的中產家庭收入。此事為何如此重要？因為Sandel並未能解釋為何香港人不必理會孟加拉日賺只得一元的赤貧者，反而應關注炒賣免費公眾音樂會門票的「不公平」和「腐敗」問題。
把香港社會或天水圍、深水埗居民看得重於世界各地貧困者，包括孟加拉貧民，實為社群主義盲點之誤。可惜Sandel並不在意，若能為印度Sahil所出產的棉花引入自由市場，當大大改善當地人的購買力。
Sandel未能正視真正的道德問題，亦即貧窮以至赤貧如洗的問題，反而只顧建議從調整票價入手，以致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周年莎劇公演人龍不斷。我對社群主義從來不感興趣，視之為過於狹隘與保守。
參考文獻：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