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2月16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是政府近年來一項重大行政改革措施，在立法會中反對之聲不絕，最終能夠掙脫不同政黨的政治利益枷鎖，上月正式成立，殊非易事；但若要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產生預期作用，該局應儘早制訂開創商機的長遠政策。
要制訂成功的政策必須先瞭解近二十年來，規管障礙實為施政失誤的罪魁禍首，政府未能締造寬鬆的營商環境，為日趨僵化的制度拆牆鬆縛，阻礙通過創新及科技推動經濟增長，問題見於以下互為扣緊的三個環節。
科技創新 任重道遠
第一，科技發展首要得到以利潤掛帥的商界所採納，方能創造市場價值。凡是缺乏即時市場的科技，即使長遠而言終有所成，都無法產生經濟價值。Lenovo、華為、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中海、中遠等企業，其經濟價值均有賴科技所賜。
「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十多年來一直是本地商界的口頭禪，意思明顯，就是只有在市場中產生經濟價值的科技才會被採納。尖端科技無疑有利於企業推廣業務，例如金融、航運、貨櫃港、航空貨運站和供應鏈管理公司，都能藉科技把握市場機遇；但亦有不少企業毋需依靠新科技，也能大展鴻圖，它們的創新主要並非依靠科技。
第二，今時今日，科技之中以數碼科技和資訊科技最為重要，乃因可應用於各行各業，沒有規限；史上足以與之媲美的科技，唯有電力而已，電能初時雖僅用於取暖、照明，但隨著用途日廣，已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科技。正如早期發現電力的漫長過程一樣，現今新科技的未來發展將會路途遙遠。
鑑於科技發展的外溢效應，政府理應擔當重要角色，鼓勵適當的基建投資，以帶動數碼及資訊科技發展，現已實施的「數碼21新紀元」策略以及「政府雲端環境」，都是適當的相關措施。
第三，特區政府須採取開放措施，掃除障礙、增闢平台，讓各行各業運用科技開拓業務。為昔日社會設置的規管制度依然存在，有意推廣科技用途的企業難免面對重重障礙，當局必須檢討現行窒礙科技發展的制度，解除多餘關卡與過時的規管制度。由於舊有制度的規管範圍遍及各行各業，掃除障礙的任務異常艱巨，可能需時數年以至數十載，才可完成。
除非創科局能與其他政策局通力合作，把舊有的管制規條清除，否則數碼及資訊科技所蘊含的經濟價值，將難以全面釋放，例如數碼媒體雖與資訊科技融合，但規管制度往往只狹隘地著眼於對少數特定行業的擁有權加以控制；如金融業雖然在創新方面表現突出，又廣泛採用科技，但若未能解除重重規管，則未來的創新必受牽制。類似情況實在多不勝數。
關卡重重 積重難返
香港在以科技帶動創新方面一直成效不大，因為每受規管關卡障礙，未能進入巿場。創科局必須與其他部門緊密合作以解決問題；不妨借鏡廉政公署，效法該署三管齊下之道：一）通過調查科處理貪污罪案；二）通過研究部門審視及修訂現行法規、實務，以減低貪污機會及誘因；三）通過社區關係部門喚起社會支持防貪行動。
廉署的研究部門的功能尤其值得借鏡，它審查政府部門的條文規限，找出會助長市場貪污的法規，予以修訂；同樣，創科局應務求找出有礙創新企業創造經濟價值的所有法規，加以放寬甚至撤除。
不同政府部門的管轄範圍，容易出現交疊的規管現象，有些必須儘快抽出。例如人口急促老化問題，中國內地勢將緊隨香港之後，出現同樣問題，在數十年後將對本地受訓醫護人力的需求構成嚴重壓力。但現行條例則對解決問題與及有關的科技發展造成障礙。
政府不但須在本土人力培訓方面多作投資，還須放寬醫療規管措施，從海外輸入已受訓人才，只要匯聚足夠專業科研人才，就能加速醫療生物科學及相關科技行業的發展。事實上，人口結構變化會為醫療市場開創發展機遇。
上述範疇牽涉食物及衛生局、教育局、保安局等跨部門職能，各部門均需參與尋求解決方案；而規管關卡有礙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另一主因，在於尋租活動所衍生的政治經濟。
重新分配 利益傾斜
尋租可謂一種重新分配資源活動，須靠遊說、竊取、稅收、貪污等政治手法達到效果，由於徒然佔用社會資源，又未能帶來任何經濟價值，對經濟增長造成龐大負累，浪費資源，對創新帶來不利影響。
企業盈利一般透過市場競爭取得，有時亦包括遊說政府，爭取特殊待遇或保障；大多數人以為從事尋租活動，往往離不開「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作風。事實上尋租活動在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體更加厲害，皆因在這些經濟體中，更多資源經由計劃經濟分配，在大政府的大前提下，企業通過尋租活動獲得更大得益。
尋租活動何以對經濟增長構成如此嚴重的打擊？原因有三：欠缺生產力活動的回報遞增（亦即經濟學所謂的「規模經濟」）、排擠具高生產力的活動、窒礙創新。
首先，尋租活動比生產活動易於產生遞增回報，因而更具吸引力。一旦尋租活動增加，整體經濟不斷屯積大量缺乏生產力的活動，經濟增長呆滯。
尋租活動有三重相關機制：一，設立尋租制度的固定成本，例如法典；確立以後，律師彼此可通過極低代價控告對方的當事人，否則根本無從提出訴訟。
二，有控方就定必有辯方，自動產生更多尋租活動，顧客透過律師提出訴訟，被控的供應商亦自然延聘律師，如此類推；這亦是「回報遞增」的現象。
三，尋租者的優勢在於人多勢眾；盜竊或掠奪者若是勢孤力弱，被捕獲的風險就較高，但若盜掠者眾，被捕風險則大減，盜掠所得回報也就較高。盜竊或掠奪在此僅比喻作缺乏生產力的資源重新分配，以別於富生產力的創造價值活動。
第二方面，縱然尋租活動未有帶來遞增回報，也一樣打擊經濟增長。尋租活動愈普遍，分配作尋租的社會生產性資源也愈多，造成生產回報日趨下降，而尋租活動回報也會減少。因何會有如此現象？
尋租活動盜掠其他生產性經濟活動回報而圖利。這種掠奪行徑驅使創業家遠離生產性高的經濟活動，因為從中所得回報易遭剝奪，反而選擇從事回報不易被剝奪兼生產性較低的活動。
尋租活動缺乏生產力，卻霸佔生產性高活動的空間，整體經濟因而受損，大眾但求回報免遭剝奪，容易爭相從事生產性低的活動，至此即使尋租活動亦變得無利可圖，整體經濟則陷入發展不足（underdeveloped）境地，大多數人傾向參與生產性低的經濟活動，這是產權欠保障的發展不足經濟體的典型狀況。
良性互動 致勝之道
最後，尋租活動對講求創新和科技的經濟活動，尤其有害。尋租活動可分私人及公共兩種：私人尋租活動包括盜竊、剽竊、訴訟，以及其他各種私人轉移方式；公共尋租活動則指資源由私營界別重新分配給國家（例如稅收），或由私營界別重新分配給足以左右私營企業成敗的政府官員及政客。
私人尋租活動主要對生產界別造成打擊，而非創新行業的空間，因其排擠生產性高行業。私人尋租者搶奪的是現有財富，如土地、產出、資本等等；即如土匪盜竊貨財、律師控告財力雄厚的大企業、軍隊侵佔經濟發達國家。
公共尋租活動衝擊創新行業，皆因創新者在創業過程中對政府所提供的財貨，例如許可證、執照、進口配額之類的倚賴程度實遠較根基穩固的企業為高。往往需要政府作彈性處理，予以支持。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所以能夠迅速冒起，亦多虧國家禁止外國企業加入競爭的保護措施。
現行規管架構，往往未有顧及新創產品及服務所需申領的許可證及執照。舉例來說，進口蘋果及芒果，固然各有相關法例規管，但對於蘋果及芒果混種的新式水果，卻無任何進口法例可依。假使所需許可證不獲批准，或遲遲未獲批出，有關創新及科技備受打擊之餘，經濟增長亦會受損，甚或導致公職人員乘機貪贓枉法。
新式產品生產者，往往易受公共尋租活動影響。創新者既缺乏遊說門路，也往往非政府結交的精英階層。反觀已具規模的生產商，多與政府關係密切。創新者即屬外人，容易飽受暴斂橫徵之苦，一旦創新與既得利益有所抵觸，更有橫遭政府扼殺之虞。
創新項目發展需時，風險極高，尤其易受尋租活動影響。即使業務發展順利，回報亦難免受到剝削，一旦創業以失敗告終，創新者更須承擔代價。至於長遠發展期間，尋租者大有從中獲利的機會，因此，遇到尋租活動猖獗之時，人們往往選擇短線貿易以免回報遭剝削。
上述論點說明公共尋租活動妨礙創新活動，導致更多資源落入具規模的生產者或公共尋租者之手，甚至削弱整體經濟增長。
創新及科技的反對者，不一定是政府官員、政客或大規模企業，倒可以是有共同目標或意識形態的廣義、鬆散的利益聯盟，例如本地專業人士反對輸入外來人才，教育界精英反對擴充學額，以免後起之秀與之爭奪職位，至於入境政策也是對外來人才設置的一重關卡。
創新及科技局若能避免只聚焦於科技議題，而亦著眼於降低創新企業的進場門檻，並致力為本地勞動力增添人才及技術，則有望取得應有成效。新加坡及以色列所以能發展成為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皆拜外來人才濟濟，得以支援政策產生良性互動效應所賜；畢竟致勝策略不在勉強發力，而在建立良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