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1月2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一書指出，美國白人中產階層正逐漸衰落，不過從事高技術職業的大學畢業生卻有不錯的生活。1960至1980年期間，白人勞工階層的離婚率由約5% 升至大概15%，且不斷上升，至2010年間更升至35%。
高學歷一族的離婚率，自1960至1980年同樣出現顯著升幅，由約1% 增至約7.5%，這並不稀奇；但1980至2010年間一直維持平穩，倒教人意料不及。勞工階層與高學歷一族子弟在破碎家庭中長大的比率，亦反映出兩個階層之間的分別：前者有持續上升之勢，後者則一直偏低；據Murray書中的數據顯示，期間美國高學歷一族婚姻美滿的比率大幅反彈，同期勞工階層的相對比率卻一沉不起。
階級鴻溝的美國經驗
Fishtown和Belmont是Murray書中的兩個虛構市鎮，前者居民多屬工人階層，後者居民則以高學歷一族為主，兩鎮兒童成長的社區環境大有分別，童年生活截然不同，又各自承襲父母的經濟和社會特性。在不同社區環境長大，人生際遇亦迥然而異。
Murray認為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日益擴闊。從事高技術行業的大學畢業生不但經濟條件較佳、婚姻關係較穩定，而且生活和工作上較勤懇，宗教方面也較虔誠；相反，勞工階層的境況則每況愈下，工資難望增長之餘，生活上更無任何成就或意義可言，不少人在2007至2009年經濟大幅下滑之前早已退出職場，跨代貧窮隱患隨之加深不在話下，難望翻身的低下階層亦逐漸形成。
對於Murray有關美國白種勞工階層衰亡的研究結論，我並不感到意外，事實上其中最發人深省的論點，是家庭破碎比率偏高，才是低技術、低收入家庭貧窮及跨代貧窮根源；它叫勞工階層子弟吃盡苦頭，亦使貧窮在這階層中世代相傳。
反觀大學畢業生不但經濟條件較佳，家庭生活也較理想，其子女在童年時期獲適當培育，生活安穩，長大成人後亦往往能學以致用、事業有成、人生豐盛。貧者家庭破碎而社區環境欠佳，富者家庭和睦而社區環境理想的大形勢，正是導致跨代不均的一大主因。
破碎家庭的香港背景
Murray有關美國白種國民社經境況的研究結果，堪與香港現況互相輝映。近三十年來，香港高收入與低收入階層之間的社經鴻溝不斷擴闊，更受樓價飆升所催化，社經鴻溝日益加深，破碎家庭與日俱增，低收入家庭所受打擊比高收入家庭更加嚴重，政治怨懟與兩極化隨之加劇，社會更形分化。
中國對外開放，以及香港的租住公屋政策都是引起此等趨勢的主因；前者導致跨境婚姻（包括再婚）大增，令香港的低收入戶的家庭破碎比率升幅加劇；後者引致低收入家庭聚居於出租公屋，其中包括破碎家庭及新移民家庭。若將Murray書中的虛構市鎮借以自況，位於偏遠地區的公共屋邨可喻為香港Fishtown，而樓價偏高的私人屋苑，則可視為香港Belmont。
香港的跨境婚姻（包括再婚）現象實在非同小可。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佔20698宗，其中（至少一名配偶）屬再婚者佔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計達680635宗，佔期內整體婚姻數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計129927宗，佔期內再婚總數46.2%。
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屬香港單身、經濟條件較低的年長男性從內地娶妻之類。單程證配額制之設，導致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延誤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響；最終得以團聚之後，又往往出現不少家庭問題，這些家庭大都居於偏遠的公共屋邨。
離婚趨勢的雙重惡果
本地離婚數字持續增加，由1986年的4257宗增至2014年的20019宗，期間累計總數達365229宗。跨境婚姻之中，亦漸多屬香港較年輕、低收入的離婚男性從內地娶妻之類。由此引致下列兩方面的嚴重後果。
第一，在低收入家庭之中，已離婚的單親以女性居多，所佔比率有逐漸增加之勢。第二，不少低收入男性在離婚後隨即再婚，從內地娶妻，取得申請租住公屋資格並獲分配單位。位於偏遠地區及較新落成之公共屋邨已漸成離婚家長與子女，以及再婚者與新移民兩類住戶的聚居之處。
已離婚住戶、單親住戶，以及新移民住戶在收入最低四分位數中愈來愈多，他們大部份居於公共屋邨（見【圖1】與【表1】、【表2】、【表3】）。
資料顯示，在公屋租戶中已離婚而又屬收入最低四分位數一組者，由1976年的1000名增至2011年的66000名；收入最高四分位數中，其他類型房屋住戶中的已離婚人數，同期由3000名上升至25000名，增幅比較溫和。兩者分別頗大。
已離婚的公屋住戶而屬收入最低四分位數者之百份比由1976年的1.6% 飆升至2011年的31.1%；其他類型房屋住戶中的已離婚戶而又屬收入最高四分位數者的百份比，同期則僅由1.8% 增至6.3%。
公屋住戶的單親人口中，又屬收入最低四分位數者，由1976年的3000人增至2011年的34000人；其他類型房屋住戶中的單親人口，又屬收入最高四分位數者，同期則僅由2000名增至6000名。兩者增幅差距頗大。
與子女同住的住戶中的單親住戶，而又屬收入最低四分位數者，百份比由1976年的6.0%增至2011年的33.7%；同期的其他類型房屋與子女同住的住戶中的單親住戶，而又屬收入最高四分位數者，百份比則變化不大，分別為2.4%與3.3%。
公屋政策的社經禍根
住戶中包括甚多於近20年才來港的新移民， 1996年約達440000個，2001年減至397000個，但2011年又回升至483000個。2001年以前，此等住戶多屬單身男性跨境娶妻之類，其中又有不少家庭成員中包含「抵壘政策」於1980年結束前18個月來港的移民。
2000年以後，離婚率與及跨境再婚急升，來港新移民人數隨之回升；1998年，新移民租住公屋的編配準則放寬，同樣促使這一趨勢。此後，公屋住戶中的新移民人數由1996年的129000名增至2011年的203000名；其他類型房屋住戶中的新移民人數同期則由310000名減至280000名。
公屋中的新移民住戶百份比由2001年的27.5%增至2011年的39.3%，同期其他類型房屋住戶中的新移民百份比則由23.3% 減至20.3%。新移民住戶在收入最低四分位數中，尤其在公屋租戶之中，所佔比例普遍偏高。
通過公共房屋計劃容納大批來港新移民本屬德政，但可惜已婚住戶（不論首次結婚或再婚）可獲優先編配公屋這條捷徑反成了低收入住戶離婚並再婚的誘因，況且跨境再婚的機會遠較本地為多。
離婚且再婚者得以再獲分配公屋；公共房屋計劃、跨境婚姻機會，加上家庭破碎趨勢，結合成為本地經濟不均的強大誘因，同時導致公共屋邨社群環境進一步惡化，降低公屋貧困戶的向上流動性。
接近三份之一的公屋戶主為年過65歲的長者，在這種社群中成長，每多缺乏學習的對像。不少破碎家庭的兒童由母親（有些需依賴公援）獨力撫養，鮮有機會見到父親（有些也許已再婚而與跨境配偶同住於另一公屋單位）；有時更可能為方便雙方另行申請公屋單位，而把子女監護權分判父母，使兄弟姊妹被迫分離。
由此看來，在貧窮而破碎家庭中成長的痛苦經驗，與政府的公屋政策及跨境婚姻趨勢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更在童年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香港的繁榮和祖國的崛興，對於在如此環境中成長的新一代來說，固然難言感到自豪，反只會有疏離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