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2月17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年初二（2月9日）清晨旺角發生暴動，被警方拘捕的64人之中，有37人在2月13日在法庭被控以參與暴動罪；撇開其中一名大概已退休的70歲長者，被捕者年齡介乎17至47歲，大致可分三組：七名學生、12人無業、17人從事低技術工作，三涸組別的平均年齡各為：學生20.6歲、無業者27.2歲、就業者26.4歲。
換言之，在這群人中，不工作者約佔33% ，若不計算學生在內，則近41%並無就業；鑑於香港失業率一向偏低，不工作者佔如此比例可謂極高。事實上，1996至2011年期間，沒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年輕人所佔不工作人口百份比，已由0.6% 急升至4.0%（見2015年10月28日本欄文章《打破貧窮率飆升的假象》）。
被捕者中又有19人（佔總數53%）屬「九十後」，撇開學生不計，則有12人屬「九十後」（佔總數41%）；正是成長於本地離婚率與單親家庭激增時期的一代（見2016年1月20日本欄文章《公屋戶家庭破碎、貧窮與不滿現狀困境》）。
社會動蕩的端倪
同為非學生的兩組人，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特質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們都來自社會較底層，亦即多數離婚及單親家庭且聚居於公共屋邨的租戶的集中層面。
對於這一階層，馬克思（Karl Marx）就曾創出一個頗有意思的稱號，亦即其1852年發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論文中所稱「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指工人階級中難望有「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既缺乏社會生產力、又難對階級鬥爭有所建樹的一群，甚至是實現「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的障礙。
馬克思認為「流氓無產者」屬於被離棄、陷於墮落及社會底層困境之輩，大多居於工業中心區，其中包括長期失業或缺乏獲聘條件者，或被拒諸工業生產門外，以至社會上的各類邊緣份子。
馬克思在上述論文中，把「流氓無產者」形容為1848年之際（Louis Bonaparte）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他筆下的「流氓無產者」不但並無特殊動機參與革命，反而寧願維持階級現狀，因為他們普遍須倚靠資產階級和貴族以維持生計，所以馬克思視之為一股反革命力量。
馬克思認為路易波拿巴憑藉「流氓無產者」的支持而得以凌駕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故把「流氓無產者」視為專制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
邊緣份子的牢騷
當代社會學家都把社會邊緣份子歸入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者」之列；時至今日，這個名詞已成了現今社會中受害者的代號，他們有部份甚至脫離受薪勞工行列，以行乞或以旁門左道手段謀生，但日常生計則仍須依賴正路經濟，被稱為「低下階層」。有社會科學家認為大部份「低下階層」透過收入及實物轉移方式，由社會福利制度供養甚或因之而誕生。
若論「流氓無產者」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潛力，十九世紀著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Mikhail Bakunin的觀點，與馬克思幾近背道而馳，Bakunin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喪失了革命本色，革命中堅除了具長遠起義傳統的農民外，還包括受過教育的無業青年，以至強盜、匪賊、貧民，以及社會中各式各樣的邊緣份子；一言以蔽之，皆為「流氓無產者」之輩。
馬克思否定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堅稱國家面對的真正危險並非源於貧苦大眾，屬「流氓無產者」之列的貧苦大眾雖被招攬並參與革命，但卻並非革命的策動者。真正的危險來自「降格」（déclassé）知識份子，亦即在社會上進身無門的高學歷中產男女。
他們所處的困境，好比苦無畫室的畫家、苦無課室的教師、苦無當事人的律師、苦無病人的醫生、苦無報社的記者，因經濟環境每況愈下而漸與低下階層同病相憐，在本屬精英的階層與備受壓迫的民眾之間，築起聲氣互通的橋梁，這亦正是足以觸發革命的火藥引。回顧中外革命史，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列寧曾當律師，毛澤東則曾為圖書館助理員。
被控以參與暴動的學生多為大學生，過往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但今非昔比，部份大學生為社會流動性低而抱怨，出身低下階層的一群，可還有望借助大學學歷改善其社會和經濟前途？無論香港抑或全球工業發達國家，面對中產收入停滯，都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找到解答這條棘手問題的答案。
毫無疑問，社會今後須就此一問題著力探討、深入研究。
懷才不遇的隱憂
我常聽聞觀察家和政府官員擔憂大學畢業生過多會有損社會流動性，但我一向抱持不同觀點，正正由於大學畢業生太少，本地高等教育回報才會如此高。香港正朝向高增值服務型經濟方向邁進，對高技術和專業人才需求殷切，可惜本地工作人口增長緩慢，縱使具備優秀的經濟基礎及制度，投資者及新創企業未能羅致所需人才，錯失不少經濟機遇。
正當高技術工人及人才短缺，非技術勞工卻充斥勞動市場，若能多培訓具教育水平的高技術工人，自能相應降低非技術工人的比例，提升此類工人工資及收入，同時減輕整體經濟不均現象。香港作為高增值服務型經濟體，物價高昂、非技術工人過多使其工資及收入下降，更感生活不勝負荷。
不過，本地高等教育令人擔憂的趨勢，實不在於大學畢業生過剩，而在於研究院畢業生過多（尤其是研究式研究生，而非授課式研究生），皆因直至目前為止，在香港以至亞洲區內的大學，待遇優厚而可供他們一展所長的職位殊不足夠，致使他們的事業發展前景黯淡。
從學科角度出發，一般學生都不會奢望研究式研究生將來的事業發展會平步青雲，但修讀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學生，倒仍相信憑藉所學以追尋自由、實現自我。無奈不少研究生歷經長年在擠迫的辦公室孤軍作戰，不斷超時工作，最終只能寄望在十年內得以保住導師或兼職講師的職位，前途從何談起？
我認識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在旺角租住劏房，他們往往在該處遇到了「流氓無產者」；他們自己雖飽讀Rousseau, Marx, Nietzsche, Kierkegaard, Heidegger, Marcuse, Sartre, Althusser, Lukács, Gramsci, Lyotard, Foucault, Derrida, Lacan, Žižek等以及其他後現代主義者的著作，但卻弄不清他們自己究竟是在研究社會，抑創作文學，抑推行革命。
1970年代，我是一名研究式研究生，為完成研究論文，在偏處一隅的地庫辦公室努力拼搏，當時我和其他幾個研究生就曾將Andre Gunder Frank（以「依附理論」聞名）所創的「流氓資產者」（lumpen bourgeoisie）一詞信手拈來，聊以自況。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我輩博士生乃屬資產階級一份子，但一如「流氓無產者」，我們只處於金字塔的底層（部份較激進的同輩研究生認為，以「食物鏈」取代「金字塔」更為貼切）。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何去何從，我們實在茫無頭緒，對前程每感不安。
以「流氓資產者」形容我們當年的處境，的確十分貼切；我輩學生仗賴獎學金過活，住的是學生宿舍，病了就到校內診所看病，一應所需服務和物品，全靠大學薪津支付，即使不屬受薪勞工體制一份子，然而日常生計得靠正規經濟。身為中產知識份子，日後若在專業及事業上進身無門，即有淪為降格知識份子之虞，而較富於理想及浪漫激情的一小撮人，說不定會萌生策動抗命的念頭。
身處香港、活在當下，何以竟然傾力深化社會矛盾，而非攜手致力化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