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4月6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大多數經濟學者都認為，家境屬基層與中下層的年青一代，生活水平將遜於父母一輩；反之，上層及中上層家庭中的年青人，生活水平將勝過父母。社會日形分化，此一趨勢將延續至下一代。但對於造成這趨勢的成因，經濟學家則見解不一，這對於整體社會和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世代差異問題，其實極為重要。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seph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屬左傾民主黨學者，在最近發表的著作中指出，大西洋兩岸年青一代的投票模式與其父母輩有很大區別。香港亦有類似現象。
Stiglitz將這項差異歸因於日益加深的世代間鴻溝，兩代之間不但生活方式有別，即使人生經歷以至未來展望，也各自不同。
人力資本根基
這言論未免過於誇大。Stiglitz所歸納出的世代間差距包括就業機會、生活保障與及自置居所能力三方面，下文將逐一剖析。
首先，Stiglitz表示父母輩所處的時代機遇處處，不愁出路，但今時今日的年青人動輒需經多月始能覓得職位，且多數沒有經濟能力遷離父母居所，即使大學畢業生也不例外。
待遇優厚職位減少，也就是說社會不均現象日見嚴重：收入愈高、增薪速率愈快；收入愈低、增薪速率愈慢。近三四十年來，全球各地都有充份數據顯示這種情況，究竟原因何在？
我認為收入不均情況惡化，原因在於人力資本投資（human capital investment）效應有變。隨着科技發展，教育水平上升，收入愈多，亦即回報率愈高。現今年青一代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實較父母一代為高。
若能增加高教育水平一群的人數，便可補救問題。人力資本投資既可透過加強就業者的生產力而直接提高其收入，與此同時亦即減少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數量，而達至間接提升其收入。是以收入不均現象惡化，其實是社會及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失敗所致。
觀乎低下及中下階層的年青人，父母往往已經離婚，人力資本投資極度不足。在單親家庭兼有欠理想的環境中長大，子女難望有好的學習與模仿對像。隨著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具高教育水平的男性選擇與具高教育水平的女性結婚，亦即所謂擇偶通婚，更加削弱了生於教育水平較低家庭的年青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機會。他們遠在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已經比別人落後，縱使往後如何努力，仍不易扭轉弱勢，換句話說，他們早已輸在人生起跑線上，而現今的人生起跑線，是在出生那天。
至於出身上層及中上階層的一群，父母較少離異，；早於幼年時期，即已獲大量人力資本的投資。
Stiglitz指出在時下年青一代心目中，其際遇所以不及父母輩，非因在學業和事業上不夠用功，卻在於經濟遊戲規則不公，即使金融風暴由銀行界害群之馬一手造成，他們離職反獲優厚花紅獎賞，大部份更毋須為過失承擔後果。
因此，儘管政治精英承諾將有前所未有的社會繁榮，可令人人受惠，但年青一代只看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只會令處於收入分佈最上層的百份之一的人士得益，使其更加富裕。年青一代對政治精英信心盡失。Stiglitz提出「認清問題才有望解決問題」之說，又謂「年青人能夠認清問題所在，且認為世代之間未有公義，是有理心存憤慨的」。
若所指只限於一小部份年青人，則Stiglitz的這一論點可說不無道理，只是「憤怒政治」並非只限於政治左翼，而亦存在於政治右翼。美國有「茶黨」支持者，提倡宗教覺醒、家庭價值、個人責任、反對墮胎、有限度政府；亦有「特朗普」支持者，主要來自白人低下以及中下階層。
Stiglitz認為貧富經濟差距日增的政治問題，是由於收入分佈中最上層的1% 才能因投資較多於人力資本而獲益。這論點並不正確。從數據可見，最高1% 的收入增加速率較最高5% 為高；最高5% 的收入增加速率又較最高10% 為高；最高10% 的收入增加速率也較最高25% 為高，餘此類推，影響範圍遍及收入分佈的所有層面，根本就是深層社會、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
世代平衡關鍵
第二，Stiglitz指現今年青一代的父母輩不愁就業、早婚、有能力自置居所、退休生活有保障甚至可安枕無憂，而生活水平亦普遍高於上一代。至於時下年青一代則要終生為就業保障徬徨，更要擔憂要維持安逸生活以及為退休作好安排的積蓄所需。
這裡牽涉一連串問題，但最關鍵者莫過於錯誤的社會退休金制度，以及日趨昂貴的醫療與市區住屋費用。
社會退休金儲備不敷應用，促使年青人為退休保障拼命積蓄，同時渴求優厚待遇和就業保障，可惜部份人因缺乏人力資本而難以得償所望。單就這一方面而言，由於父母一輩曾支持通過過度優厚的社會退休金計劃，而現今退休金儲備不足，年青一代則將遠較上一代長壽，日後退休保障不足自是意料中事，他們為此大感不滿，也就不無道理。
每一世代都有責任為下一世代著想，但在發達國家中，父母輩卻已違反對下一代福祉作出承擔的契約。要恢復世代之間的平衡狀態，必須採取以下兩項措施。。
首先，當局應馬上削減所有政府開支X%，並將之定為常設減幅；其次，立刻提高所有政府稅率Y%，並將之定為常設增幅。X和Y的數值在不同國家會有所差異，但一般都會訂於雙位數水平。
上述措施若非馬上執行，則用以恢復世代平衡所需的削支和加稅幅度，只會隨年月上升。可惜有關決策者卻反其道而行，不斷提升開支和降低稅率。年青一代已不信決策者有志解決問題，是以怒火愈趨旺盛，以至受蠱惑民心的民粹政客操控。
至於醫療費用日增，則屬科技發達的產物。醫療科技日益發達，帶來的後果卻頗出人意表：醫療服務推陳出新、費用漸趨下降，需求收入彈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和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均相當高，社會對醫療的需求日增。醫療消費，及其相對於收入的所佔比例均有所增加。
醫療開支可視為一種帶來安康生活的費用，但亦同時有助為年青一代改善生活兼享長壽，是世代間可共享的好處，即使弱勢社群中的年青一代，亦不見得會因這種社會開支而導致他們較其父母輩吃虧。
樓價飆升對策
第三，Stiglitz指出，使父母輩喜出望外的是，其置業收益比打工收入更佳。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往往得以承受父母名下物業，從中獲益自然更大。至於其他階層的下一代，大多數即使要達至最基本的中產階級生活也有困難，置業夢想就更是遙不可及。
至於住屋費用趨升的原因有何影響，現已愈見清晰。縱然Stiglitz認為樓價日增無非是投機活動帶來的意外收穫，事實上這卻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大城市的普遍現象。一個城市愈繁榮，趨之若鶩者自然愈多；市區居住密度高，既是樓價偏高的主因，亦釀成貧窮與不均。
近期發表的大批歐美研究著作，顯示土地用途發展與建築營造規管僵化，更進一步削減房屋供應，這實在是帶動國際大都市樓價飆升的首要因素。
芝加哥大學謝長泰教授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Enrico Moretti教授，對美國1964-2009年間220個大城市進行研究，發現樓價偏高導致都市之間勞動力流動減慢，使美國GDP銳減13.5%，主因乃在紐約、三藩市、聖荷西等高生產力城市之中，房屋供應規管一一僵化。
兩位教授在結論中點出，此等都市若降低房屋供應的規管門檻至一般城市的中位水平，當能增加勞動人口，並令美國GDP提升9.5%。由此可見，令年青一代揮之不去的樓價高踞問題，並非因自由市場失誤，而是由於規管過嚴，窒礙市場正常運作。
Stiglitz在其近期著作中作出如下結論：「前所未有的的社會不公、各式各樣的不均，以及選民對精英信心盡失這三種現況，足以概括當前政治現狀，亦可說自有其原因⋯⋯因此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的黨派在政壇同告失利。」此外，他不認為更放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有效對策，並指「假如社會主義的用意是令人人互相關懷，又關心環境，則有何不可。」
環球金融風暴結束八年以來，在經濟衰退嚴重，經濟增長緩慢，樓價高不可攀，收入不均惡化，弱勢社群陷於貧困而缺乏流動性之際，不但年青一代深感挫敗，社會上不少人亦有同感。然而Stiglitz對此的解說是否正確？我倒認為未必。至少根據大量相關研究，實情並非如此。對於世代間鴻溝的產生背景，已知甚詳；至於應對之策，亦已有所掌握。
世代觀念更替
來自民間的憤怒咆哮足証Stiglitz的有關觀點欠妥，它們既有要求大政府，亦有要求小政府。年青一代的不滿之聲各自不同，其中擁護社會主義者有之，擁護資本主義者有之，甚至包含一大堆難以歸入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其他主張。
我認為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後現代」一詞首先出現於於1930年代，但以「後現代主義」作為廣義文化現象的代詞則於1970年代始普遍受到注意，是以父母輩較少受其影響。「後現代主義」旨在超越「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知性探索項目，藉以解開宇宙之謎，掌握大自然的奧秘，從而為人類謀福祉，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根據「現代主義」觀點，進步是必然的，知識則有助人類免受大自然擺佈，脫離一切社會枷鎖。「而後現代主義」則認為知識並非必然恩物。為免陷入「現代主義」的必然進步迷思，「後現代主義」以縈繞不休的悲觀情緒取代上世紀的樂觀心態。「隨著時與事的演進，我們會變得愈來愈好」的信念，從此一去不返。
現今年青一代已不相信人類有能力解決全球所面對的重大難題，甚或自身的經濟境遇有望勝過其父母一輩。在他們眼中，生命脆弱不堪，而人類存亡與否，乃繫於社區合作而非個人競爭的新姿態。
一年半之前，香港有不少年青人晚間前往金鐘，一同共享和衷共濟的時刻，暫時放下日間的工作（個人競爭的其中一種形式），反映出他們已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