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1月18日載於《南華早報》）
香港與各地發達國家近年政局走向分化，其實可追溯至三、四十年前開始的經濟不均。
經濟不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力資本的投資。父母生活貧困，難有條件投資於人力資本上。政府所以撥款資助教育和醫療，在於提供平等機會，以利人力資本投資。
研究香港的人力資本分配，最佳辦法莫如分析可資衡量其回報的工資分佈。在1976至2016年期間，本地男性每年平均工資增幅為3%至3.7%，女性的增幅則為3.5%至4.2%，所得結果有三方面較為突出。
首先，在較高工資分佈百份位數，平均年工資增長率亦較高，可見工資分佈日趨不均。長遠來說，中產階層工資增幅一旦逐漸貼近低薪階層，將產生「瀕窮」日增的趨勢。從政治角度而言，這遠比低薪階層貧窮率上升來得嚴重，因中產階層人數遠多於低薪階層，而且一般教育水平較高，在政治上亦較活躍。
第二，在男女工資分佈皆日趨不均的大前提下，家庭收入將會逐漸變得更加不均。基於門當戶對的慣性匹配傾向，高薪女性每與高薪男性結合，而低薪女性則每與低薪男性結合，更催化了家庭收入不均現象；這種慣性婚姻匹配傾向在香港尤其普遍，因低收入男性易於北上覓得低收入伴侶。
第三，1976至1996年，平均年工資增長遠高於1996至2016年。1976至1996年期間，男性工資增幅為4.7%至5.5%，女性工資增幅為5.2%至6.6%；1996至2016年期間，男性與女性工資增幅則分別為1%至2% 以及1.1%至1.8%。
1996至2016年期間工資增長顯著減慢，部份原因在於全球經濟整體放緩，另一因素為香港得享中國對外開放的優勢，已於1976至1996年的20年期內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取得收成。
隨着新移民（主要乃來自中國內地的女性）大批流入香港，繼而投入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的生產力大為「稀釋」。
勞工收入不均現象日益嚴重，主要源於整體人口中，勞動人口技術分佈的惡化趨勢。投資教育及幼兒護理，長遠而言雖對減輕工資不均至關重要，卻難望在短期之內收效。在來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政綱中，恐怕不會受到重視。
大城市住宅樓宇價格與租金上升已成為發達國家經濟不均的一大根源。這亦使置業成為保值的最佳方法。
在香港，擁有私樓不但是家庭財富狀況的一大關鍵，相對於人力資本或物質及金融資本，更是造成經濟不均的更重要成因。
樓價升勢持續，卻無礙市民的置業動機，反而樓價遠超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才釀成怨聲載道。
問題的核心所在，是規管機關為保銀行免受風險，而要求巨額按揭首期，買家因而遇到周轉困難。無產一族欠缺可資貸款的抵押品，處境更為不利。
不少觀察家已明白到，所謂「房屋階梯」（housing ladder）概念現已失靈。租住公屋的低收入住戶，即使成為中等較低收入住戶，亦未能購買居屋單位，即使成為中等收入住戶，亦難望購買私樓。「房屋階梯」被打破，主要是由於規管當局要求按揭首期奇高，弄致資本市場失靈。
解決此一問題，將可大大改善經濟不均及打破政治分化的僵局。
上述目標其實可在未來五年即下任特首的任期內達成，通過制訂明智的政策，即能將公屋及居屋單位價值解封。
要實現此一目標，政府應增建可供合資格住戶購買的公屋單位，把公屋售與現時租戶，並修訂居屋單位的補地價政策。除了銀行貸款之外，政府亦應為準買家提供長遠的融資安排來配合。
若能專注於收窄房屋財富鴻溝，相信可於未來五年內，顯著減輕經濟不均現象，但若未能就公共房屋改革制訂新策略而取得顯著成效，則在目前分化的政治環境中，勢難在政策上作出其他重大改變。改革公共房屋政策不力，有令政治分化形勢進一步惡化之虞，那時恐怕再多五年也難以挽回了。
放眼美國，奧巴馬總統八年任期即將屆滿，為二千萬先前不獲醫保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是其內政上的最大功績；但其實在一個總人口達三億二千萬的國家而言，只屬小恩小惠，更也有可能被來屆政府推翻。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會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經濟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