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2月8日載於《南華早報》）
有關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在香港失蹤的新聞，在本地及國際社會均有廣泛報導。有未經證實的報導指稱這位人稱「千億莊家」的金融鉅子，懷疑因在內地涉及與權貴生意往來，成為反貪腐行動的打擊對象，從香港被挾持返回內地。
這宗失蹤事件再度惹人疑慮，認為北京政府罔顧香港自治權和司法獨立的情況日趨嚴重。
然而，對內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這並非關注重點。所謂「挾持」回內地之舉，關鍵信息在於：各地富商若與內地掌權者有生意上不規範的合作，均存有危險性。
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或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富商巨賈無不忌憚當政者，在業務上每多步步為營，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顧慮。
商界首項顧慮：諸多規管和被徵重稅，大大削弱營商的靈活性。
一般而言，規管會增加固定成本，對小企業造成較沉重負擔，加稅則對大商家影響較大，商界自然傾向支持對規管營商知所節制的有限度政府。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報放寬規管和減稅，股市隨即應聲上揚。
商界第二項顧慮：政府在決策上肆意妄為。各地歷代富商大賈，莫不擔心被君主、蘇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財產，甚至慘遭羅織罪名。
工業化時代前的社會，富有人家均儘量保護財產，務求財產不被國家染指。例如，伊斯蘭國家的富商例必將其名下不動產交由伊斯蘭信託基金管理，稱為「瓦合甫」（waqf）或「奉獻基金」，指定專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獻，例如清真寺、校舍、燈塔等等。
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視為神聖，統治者為免負上瀆神之名，亦甘願尊重有關財產的私有權，予以保障。
商界第三項顧慮：成為統治者的生意夥伴。與國家合作營商無疑是雙刃劍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壟斷特權、謀取厚利，但同時受制於統治者；更堪虞者在於引起貪污，為謀特權而鼓吹尋租，令商家淪為政治說客或政客附庸。
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處年代，正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盛，商貿活動旨在富國，商家就是與國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務一概以國家頒授的專營權形式進行。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阿當史密斯抨擊壟斷作為營商之道，主張以競爭取而代之。
時至今日，一般經濟學課程都會講授競爭有助促進創新、提升生產力、善用資源，從而惠及消費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張，在於指出國富繫於消費者的富足，而非統治者之富貴。布爾喬亞（Bourgeois）價值遍地開花，同時為改善物質及精神世界帶來新機遇。
現今世代的經濟大事是中國、印度開始接納阿當史密斯的經濟觀和香港經驗，並且對久被否定的布爾喬亞重新賦予尊嚴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經濟增長。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經濟轉型總會荊棘滿途。縱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國重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前路，難免曲折漫長。
假使香港的布爾喬亞價值得到認同，商人受到尊重，未來發展將維持繁榮；若仍繼續享有一貫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懼於肖建華失蹤事件，畢竟其發跡主要乃是國家與內地市場關係持續轉型的副產品。
政府若繼續保持規管寬鬆、稅率偏低，則商家應無懼於上文所述的首項顧慮；若政府不會任意充公商家財富，則第二項顧慮自然消失於無形。
不過第三項依然存在，也就是阿當史密斯在其身處時代所擔憂的商業活動，亦即商人與國家合作營商，而卻不獲以法治為據，相信這亦是發生市民失蹤事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