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2月15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綽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宣佈將會爭取提名，參加來屆行政長官選舉，獲得議會內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陳志全四名議員支持；基於原則問題，他要求泛民選委不應支持任何親建制的參選人。
梁氏一反其在過去兩屆特首選舉的一貫立場：「不投票、不提名、不參加小圈子選舉」，他的參選標誌著對現行政制安排的譴責，鼓吹在政治、道德層面對建制毫不妥協，鬥爭到底；他代表著政治左派對資本制度的深深痛恨。
梁氏聲言聯同一眾盟友，秉承2014年「佔領運動」（他稱之為「雨傘運動」）精神、港人的呼喚，並代表長期受壓迫的基層發聲。他認為以大規模社會運動作出的政治對抗，是表達反對現行制度的必須手段，關鍵在於透過策略性手法鼓動群眾不斷參加社會運動。
作為政治左派的活躍份子，梁氏行動目標只在反叛、不在管治，政治主張著眼革命、並非改革，其參選原因在於他心知非建制派現已掌握特首選委會四份之一選票，今年內又或2022年之際有望左右選情，影響結果，帶來轉變；市民縱然仍未有投票權，卻也抱持類似期望。
回顧過往兩屆特首選舉，泛民陣營在選委會中代表性偏低，中、左、右三股力量之間的政治分歧易於文過飾非，在泛民同一旗幟之下，三方尚能求同存異；建制派穩佔壓倒性優勢，在選戰為先的大前提下，亦令泛民不同政治力量間的分歧變得次要。
然而在立法會選舉情況自然大有不同。泛民陣營內中、左、右三股力量之間，從五區公投運動，以至2012年、2016年兩屆立法會選舉，幾年來一直內訌不斷，中間力量不敵左、右兩股力量，頻頻失利。
梁國雄份屬政治左派，驚覺泛民陣營為達影響特首選舉的目的，認真參與提名及投票過程，更恐怕大部份泛民成員會積極參與其事，令邁向革命目標的動力頓減，日後難望在陣營之內培植左翼勢力，反而引領群眾步入改革之途。
「佔領運動」之後，以年青一輩為骨幹的本土主義運動以及由年長一輩主導的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同時乘勢而起。隨着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未成氣候的本土主義嚴重受挫，反而左翼一眾憑藉深入社會各階層的根基，繼續站穩陣腳。
梁國雄的參選舉動，無疑旨在爭取主導泛民陣營的道德，而非政治層面上的話語權，是為了銳意為左翼運動爭取曝光、保持聲勢，亦為了在特首選舉中表露年輕世代的政治影響力及其民主傾向，撄取其心智。
社會空想局限
這些年輕人將來會成為中間派、左派，抑或右派呢？
右派是否民主派？追溯歷史，希特拉、墨索里尼、佛朗哥之流，均為與民主勢不兩立的死敵。
左派又是否民主派？我對此深表懷疑；歷史上罕見有成功奪權的左派保持民主初衷。話說回來，左派影響力歷久不衰，其許下的承諾也別具誘惑，委實不容忽視。
「左派」的「左」，源於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的座次安排，當時貴族坐在國王之右，第三階級則位於國王之左；第三階級的理念包括Michel Foucault等無政府主義者、Louis Althusser等教條馬克思主義者、Slavoj Žižek等虛無主義者，以及Andrea Dworkin和Richard Rorty等美式自由派學者的各種思想，其共通觀念則始終如一，就是對市場經濟（即馬克斯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大加撻伐。
左派認為世界財貨分配不公，非人類天性使然，應歸咎統治階級以篡奪手法謀取私利。此派中人以反對建制權力作為本身定位，認為是致力為自洪荒世界以來一直備受壓迫的一群建立新秩序的領頭人。
左派提出兩大理據支持其目標：「社會公義」和解放。
時至今日，「社會公義」目標不再只限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或公民權利人皆得以享之；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激進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無復大行其道之勢。當前左派呼籲「一視同仁」（respect as an equal），而非「同等尊重」（equal respect）。
所謂「社會公義」，並非在自願情況下個人交易的公義，而是在計劃強制下，而是包括個人透過從市場公平交易所得收穫也要剝奪的「公義」，左派的目標在於全面重整社會，所有特權、等級，甚至財貨及機會的不平等分配，一一被克制或受到挑戰，推而廣之，社會中個人欲為自己或子女爭取的一切，除非能夠證明符合「公義」，否則一概視為不公不義。
如此的「社會公義」論，其是擴大社會怨忿及使之合理化。這種理念絕對錯誤，無論站在那一方，怨忿並非正面情緒；社會的事業應是推行正面社會生態，以排除怨忿。怨忿之於社會猶如痛楚之於身體，感受痛楚固然並非好事，但若無痛感，卻又不曉得有需要消滅痛楚。
由此可見，不應以心存怨忿為憾，而應視之如苦樂參半的人生處境，以平常心將其克服。但若被怨忿的情緒主宰，甚或訴諸社會運動，便會失去具體目標，只是平白把矛頭指向整體社會，這正是左派運動成為主導所帶來的後果。
在這個前提之下，胸中積怨已不再是不忿別人非份成就的自然反應，而演變成一種存在主義姿態，一種「天下人負我」的姿態；取態若此，亦即拒絕於現行建制尋求解決方法，而是要奪權以推翻現行制度。
此輩敵視一切調解、妥協、辯論方式，敵視任何有助異見者發聲、賦予普通人自主的法律及道德規範，以消滅敵人為己任，認為一切建制主宰世界，一概視為敵人，必須轉而控制之。所有建制或團體，以至在政治程序中維護建制或代為傳聲的前度盟友，亦統統成為殲滅洩憤的對象。
這種取態乃是社會大亂的核心問題，這種針對現狀而發的反對呼聲，所代表的未來卻不可知。
求同存異契機
左派提出的另一出路何在？
說到底，十居其九是只求反對和負面！至於「解放」、「平等」，或「社會公義」等遠大目標雖或偶爾提及，卻口惠而實不至，始終流於抽象層次，有待認真考究。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家Eric Hobsbawm爵士，亦曾一度對社會主義的往績心生疑問，寫下如此評語：「即使左派須對新社會加倍研究思量，也絲毫無損新社會的吸引力和必要性，而反對社會現狀強而有力的理據亦不會減弱半分。」一言以蔽之，此乃左派承諾的局限所在，對於社會主義的前景，除了其「必要性」和「吸引力」，根本一無所知，關注只在於反對及摧毀現狀的「強而有力」理據，卻又不知如何取代遭摧毀的現狀。
聚焦香港政局，泛民曾以「公民提名」此一民粹式口號，堅拒就特首選舉的政改安排提出具體建議，結果左翼得以騎劫整個泛民陣營，香港至今仍陷於為特首選委會而爭論不休。
過去三年的政局發展，無疑令市民大失所望，大眾寄望平息政治分化，在社會各界重建可行的合作關係。事實上，要改善現狀，必需先化解行政與立法機關的矛盾。
先決條件在於改善管治的共同利益，千萬不可以鼓吹政治僵局證明現行政制有欠公義，甚或以打倒政敵為最終目標。泛民陣營若能加強團結，免受制於左派，為衷心推行政改者創造條件，降低參政門檻，全民普選便有望在可見的日子內落實。
正如Acton男爵的名言：「真正忠於自由者素來罕見，而自由亦全靠少數黨派與政見每多不同的夥伴合作，方能有成。雙方的合作關係向來後果堪虞，間或悲劇收場。」
選委會內的新委員可會作出明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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