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3月29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知識型經濟
未來社會勢將由知識主導。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佔發達國家工作人口一半，增長速度更將成為工作人口中之冠，這將如何改變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對未來政治又將有何影響？
若與經濟相比，這對整體社會的影響較大。知識工作者具有專業知識作為「人力資本」，本身即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互惠基金及公積金的股份，知識工作者佔大多數，亦屬資本家身份。
此輩在工作上與工作夥伴合作，只論資歷之深淺，而無上級與下屬之分。歷史上，不少職業的工作崗位都有性別劃分，但知識型工作則無分男女。與性別相關的固有優厚待遇，在知識型經濟中較為次要。
知識無分界限，跨越疆界，原則上，任何人只要具備知識，都有望出人頭地。在知識型社會中，機構或個人均須面對激烈競爭，即使以地方市場為服務對象的機構，但由於顧客易於搜羅世界各地知識，亦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
隨着教育日漸普及，知識工作者須與知識水平相當者競爭，各地政府為保障本國知識工作者的利益，往往採取發牌或限制外來移民等措施，以但科技逐漸發達，將有利於電子網絡平台的交易，要保障此輩利益毫不輕易，畢竟顧客流動趨勢已成，不能逆轉。
知識雖然有助員工履行某些職責，卻無法保證工作表現合乎理想；須知掌握知識不難，但有知識不等於定能成功，知識工作者各有優劣成敗的表現，並非單靠擁有知識或技術知識。
種種「軟性技能」（soft skills），諸如是否開朗積極，善於與人合作，以至毅力、常識、解難及克服逆境的能力，全都至關重要，此等條件從前統稱「德行」，從前哲學家相信可透過鍛鍊而獲得，一如培育個人品格。
適者生存世代
高程度知識工作者古已有之，例如醫生、律師、科學家、神職人員、教師等，然而放眼未來，知識技術專家（knowledge technologists），仍須依靠雙手工作，及運用大量透過正規教育（非學徒制）所獲知識的一類工作者，勢將在工作人口中佔主導地位。
縱然人手作業佔大部份工作時間，這類工作者自視為專業人士，而非任由上級驅使一族，由於知識無分階級，他們自然期望獲得應有尊重。他們對工作的自覺性與專業知識使他們構成團結及組織完善的群體。
他們對自己確認的身份往往令同行之間關係宻切，看重彼此關係尤甚於工作本身，是以雖有轉工現象，卻甚少改行，對同行口碑的重視程度尤甚於僱主。
知識容易過時，這類工作者須靠持續進修更新知識。既以知識為本，即使技術高度專門，在行內的流動性也極高。知識技術專家固然看重金錢，卻未至於凌駕工作表現和成就感，個人專業也被視作其終身職志。
只要達至教育普及，知識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足以帶來無限機會，任何阻礙向上流動的事物，都會被視為一種歧視現象。而良好表現和成就，更可兼得金錢報酬與社會地位。
競爭造成壓力，卻是知識型社會向上流動性的代價，在學習階段已經出現，令人產生抗拒。要在充滿競爭的社會中促進競爭，保持學習興趣和熱誠，無疑是一大挑戰。
自從1970年代以來，新科技發展傾向惠及知識在握的一群，教育程度較高者工資升幅遠高於程度較低者。目前經濟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學生與年輕工作者面對的競爭日趨白熱化，背後主因即在於此。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一書正好一語道破，指出白種美國人所以陷入經濟困境，源自破碎家庭與單親家庭的趨勢。出身這類家庭的子弟，日後的社會向上流動性看來將大打折扣，在低收入以至中等入息家庭中尤其嚴重；高收入家庭所受影響遠低於此，子女表現較為優異，平步上進。
富有兼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較能為子女籌劃未來，形成富豪政治（plutocracy）的不良影響。近年有關跨代流動性議題，例如芝加哥大學赫曼教授（James Heckman）對幼兒教育的專題研究以及美國史丹福大學Raj Chetty教授對鄰舍環境的學術研究，均特別強調這兩方面對促進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
餘暇自主新風
近兩個世紀以來全球的經濟繁榮，一直有賴各地生產力持續增長之勢，市場帶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更有助改善人類健康，延長壽命，並促進自由和流動性。知識型經濟壯大的特點，就是人們工作賺錢的時間日短，而用於追求知識和享受餘暇的時間日長。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William Fogel）曾對1880至1995年期間，美國一般男性戶主每年日常生活的時間分配作出估算（【表1】）。睡眠、飲食與個人衛生、日常雜務、上下班交通、生病等方面大概變化不大，至於工作賺錢的時間，1880年每日平均為8.5小時，1995年之際則銳減至4.7小時，預計2040年更進一步減至3.8小時（註：平均以一年365日計算，其中包括週末及公眾假期）。
表1 每年時間分配趨勢：一般男性戶主平均一年365天每日時數分配
| 1880年 | 1995年 | 2040年 | |
| 睡眠 | 8.0 | 8.0 | 8.0 |
| 飲食與個人衛生 | 2.0 | 2.0 | 2.0 |
| 日常雜務 | 2.0 | 2.0 | 2.0 |
| 上下班交通 | 1.0 | 1.0 | 0.5 |
| 生病 | 0.7 | 0.5 | 0.5 |
| 工作 | 8.5 | 4.7 | 3.8 |
| 小計 | 22.2 | 18.2 | 16.8 |
| 餘暇活動 | 1.8 | 5.8 | 7.2 |
可供餘暇活動的時間則由1880年每日1.8小時，增至1995年每日5.8小時，預計在2014年進一步增至7.2小時。不過餘暇一詞也許未夠貼切，皆因其中時間未必都用於享受與（結伴）學習，部份或會用於照顧別人或義務工作方面。工作多屬無償性質，改用「無償志願工作時數」（voluntary work hours）相信較為合適。
若加入人口預期壽命自1880年以來的增長數字，則人人終身可支配的時間，整體上亦有增加。其中有部份乃非自主支配時間（non-discretionary time），皆因睡眠、飲食、個人衛生和日常雜務方面，均是必須撥出的一定時間，然而個人一生之中的自主支配時間，則可望大幅增加（【表2】）。
表2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時間分配的預計趨勢
| 1880年 | 1995年 | 2040年 | |
|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時數 | 225,900(100%) | 298,500(100%) | 321,900(100%) |
| 一生中賺錢工作時數 | 182,100(80.6%) | 122,400(41.0%) | 75,900(23.6%) |
| 一生中無償志願工作時數 | 43,800(19.4%) | 176,100(59.0%) | 246,000(76.4%) |
一般美國人一生之中可自主支配總時數，估計由1880年的229500小時，增至1995年的298500小時，2040年預期進一步增至321900小時；此等數字仍有可能低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生中賺錢工作時數將由1880年的182100小時，減至1995年的122400小時，預計於2040年更大跌至75900小時。估計一生中無償志願工作時數，由1880年的43800小時增至1995年的176100小時，2040年將進一步跳升至246000小時。
將來，一般人每日可自主支配的時間分配，僅有四份之一用來工作賺錢，而四份之三則在無償志願工作，下一世代更為關注賺錢工作以外的個人興趣，精神上滿足感的重要性，勢將等同於物質上的滿足感，甚或尤有過之。
人到中年，知識專業人士往往在經濟上停滯不前，在努力工作賺錢一環，大概已臻頂峰。若這類工作者無法另闢個人與群體天地，培養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則會出現問題。對志願無償工作的興趣，令他們有機會於個人或精神層面再作發展，甚至作出貢獻，獲得成就感。
多元社會政治
社會上最終權力來源只得一個，亦即中央集權政府，這是現代社會與政治理論宣揚的道理。社會上普遍視一切社會問題與難關，都可以亦應由政府處理，這一信念在1960年代亦普遍獲得認同；20世紀的前半期，由單一的政府機關獨攬大權已成主導。
然而中央集權之勢現已逆轉。Moisés Naím在其所著The End of Power一書中，作出如此觀察：「從會議室到戰場，從教堂到國家，為何主持大局已今非昔比。」知識型經濟產生出全新的多元社會（pluralist society），由專門知識工作者主導，而他們在個人與精神層面各有信念和興趣。
這類工作者的權力，部份源於其完善的組織與聯繫。其中很早出現，且具備完善組織的非政府群體，就是商界企業，他們透過市場經濟建立起良好的聯繫。各大學也日趨自主，儼如一座座生產知識的獨立城堡；社區組織（主要為非牟利組織）則形成社會上的第三部門(third sector)。
組織的力量，在於其單一目標的特性，若要現代多元社繼續進步，則必須保存這個優點，進一步分工，加強其專門特質，才能不斷提高其生產力。無論大學、醫院、教會、企業、慈善團體，或任何協會等等，均須自主經營，專注本身任務及使命，方有動力。
歷史證明，近150年來，論業績表現，向以任務為本的自主機構獨佔鰲頭。一旦脫離營運焦點，優秀業績就難以持續。「萬能」政府表現所以每況愈下，正因凡事必管，缺乏焦點。
對於商界組織，市場的作用在於通過價格機制，處理矛盾沖突。價格能夠提供信號兼誘因，將資源導向社會所需的途徑；但對於調解非牟利組織之間的矛盾沖突，除非資源來自其服務的顧客，否則政治必然是唯一的化解機制；非物質利益不經市場交易，自然無共同貨幣可言。若政府為非牟利機構的主要資助者，採用顧客代用券不失為更明智的安排，勝過直接向機構撥款。
單一議題利益團體日漸主宰政治過程，加上為求自我膨脹和壯大實力，不惜將本身價值凌駕於公眾利益。要防止多元特性對社會造成破壞，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非牟利組織的特殊目標，乃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先前出現的各個多元社會終歸毀於一旦，無疑是忽略公眾利益的結果。為免歷史重演，所有相關機構的主事者，必須冲破機構樊籬，從整體社會領袖的角度去辦事。
因時制宜之道
在知識日趨密集的同時，未來新社會將變得更為專門化、多元化，有可能再衍生出眾多機構團體，或多或少各具自主特性，各設領導、管理層，以及特定工作範疇。這是機構的實力泉源，社會亦須趨向多元，其中主要挑戰，在於如何保障實力，免受自身的破壞力拖累。
以史為鑑，足見利益分歧的破壞力。自從各地社會實行工業化以來，農業漸走下坡，引起廣泛保護農業主義，製造業亦如是，衰退更勢將持續，亦引起了相關保護主義，一般透過補貼、配額，以及種種規管措施加以保護。因此，在向知識型經濟過渡期間，可以預見各國將大舉推行規管措施，保障沒落行業。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
當知識技術專家當道，將形成社會上一股政治勢力。他們既為學成專門技術而付出重大投資，成為人力資本家（human capitalist），自然渴望保障其投資價值，但面對全球競爭，他們不會抗拒當局制訂保護主義的規管措施與法規，結果削弱有助調解各團體與組織之間的矛盾的市場機制。
在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當政者的目光必須超越機構以至國界局限。活在21世紀，必須具備環球視野，箇中要求已超越「在自利的同時避免損害他人」的基本社會責任；新世代的多元性更講求公民責任，亦即在追求自身利益之餘，亦須為社區作出貢獻。
究竟要實施何種嶄新政治模式，方能平衡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至今尚未分曉。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政局卻已每況愈下，還須假以時日才有望擺平。
參考文獻：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Basic Book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