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5月1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特朗普、桑德斯（Bernie Sanders）於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得以從政治主流以外異軍突起，實因美國生產力增長偏低、經濟嚴重不均，以致整體經濟表現疲弱，右翼與左翼民粹相繼坐大，乘勢而起。民粹主義於美國以至全球的興起，經濟因素縱非唯一原因，亦肯定是箇中一大關鍵。
今時今日，一向推行共產主義的中國，反而高唱世界自由經濟秩序，其國家主席向資本主義美國的總統宣揚自由貿易的優點，實在不無諷刺。事實上，中國目前仍為經濟新興強國，受惠於自由貿易，而美國則憂心經濟下滑，有成為全球開放經濟秩序受害者之虞，此發展實在不足為奇。
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全球經濟融合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拖累經濟表現之說大行其道，且在傳媒、公共政策議論中受到廣泛認同，但此是否有根有據？
我對此說不敢苟同。全球經濟融合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浪潮，在1980年後才出現，但西方經濟（尤其是美國）卻早在1970年代已轉趨疲弱，此緩緩下滑的現象，背後的因素至今仍存。
從「中間偏左」到「中間偏右」
將全球自由市場經濟表現欠佳歸咎於資本主義，始於20世紀上半葉；19世紀下半葉的全球經濟融合，廣被認為在1930年代出現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崩潰，經濟極度萎縮令人對資本主義信心大減，加上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取得成果，蘇聯的工業化亦迅速進展，資本主義備受嚴峻考驗。
受到上述發展所影響，主流知識份子思想傾向社會主義多於資本主義。西方知識份子大都採取「中間偏左」立場，經濟上主張政府介入市場，結合凱恩斯（Keynesian）經濟學觀；至於政治範疇，社會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紛紛成為主流思潮。
1960年代，「中間偏左」立場主導北美與西歐學術界，被視作標準「中間」立場之餘，更成為20世紀自由主義的新面貌。相對而言，佔少數的持「中間偏右」立場的學者在大學界遭受敵視，難免感到被邊緣化。
經過1973年與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之後，學術界這種風氣才有所轉變。當時的主流凱恩斯經濟學觀，已不足以解釋「滯脹」（stagflation）新現象，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與芝加哥經濟學派卻另闢蹊徑，提出較佳論據，令經濟界信服；公共政策輿論轉向維護市場政策的「中間偏右」立場，再得以打穩基礎。
1979年戴卓爾夫人成為英國首相，兩年後列根出任美國總統，維護市場的政策得以冒升。其實意義更重大、更具歷史性的影響，是1979年底鄧小平銳意對一向由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進行改革開放；1980年代，全球經濟融合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新浪潮隨即展開。
科技主導經濟表現
哈佛大學Andrei Shleifer教授將1980至2005年稱為「佛利民時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可謂一語道中，換句話說，「中間偏右」政策觀在1980年代末以前的影響微不足道，反而科技發展放緩為經濟表現帶來負面動力，早於1970年代就已有跡可尋。
芝加哥大學Kevin Murphy教授研究顯示，男性實質工資增長率在1940年代為19.4%，1950年代為29.7 %，1960年代為24.1% ，1970年代只增加5%，及至1980年代則處於-7.8%的水平【圖1】；可見生產力增長在1970年代開始遞減，至1980年代則出現負增長。
Robert Gordon於2016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的漲落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顯示美國勞動生產力的增幅在1920至1970年期間為2.82%，處於巔峰，但在1970至2014年期間大幅下滑至1.62%，印證了前述Murphy教授的研究結果。書中亦指出，勞動生產力變化，主要由於「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改變，亦代表創新與技術發展方面的變化。
增長放緩是由於自1970年以後，大部份科技發展只局限聚焦於娛樂、通訊，以及收集和處理資訊等少數活動層面，未能在整體經濟上產生全面提升生產力的效應，僅令少數行業或掌握高技術的工作人口受惠。
美國經濟放緩現象，早於傾向中間偏右市場經濟政策的趨勢之前十多年已出現；事實上，若非有賴全球經濟融合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放緩必會更迅速。即使蘋果電腦等大集團，若非可轉而在中國內地大量生產和組裝，亦難望有如此可觀的盈利增長。
若科技發展自1970年代起已集中於少數行業，那是否亦令不均現象惡化？1979至1990年期間，全球經濟融合根本未成氣候，美國大學畢業生每週工資增幅達2%，高中畢業生卻錄得超過16% 的減幅。
大學畢業生比高中畢業生的工資溢價，由1979年的42個百份點跳升至1990年的71個百份點，期間美國男性整體工資不均現象顯著惡化。1980年代，美國男性工資分佈的頂層與底層比較，前者的工資增幅比後者高出18%。
回顧1939至1989年間，該國的經濟不均模式有如此變化：1940年代，男性工資不均現象一度大為改善，1950年代、1960年代維持穩定，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則轉趨惡化，到底原因何在？
正如Kevin Murphy教授在研究中發現，1980年代及1990年代，科技發展傾向令工作人口中的高技術者受惠；1950年代、1960年代在高技術與非技術工人之中，未見傾斜；1940年代則傾向令非技術工人受惠。
簡而言之，1970年代及1980年代，科技發展對高技術人員需求較大，勞工市場樂於為高技術服務付出較高代價，導致工資不均現象惡化；1940年代，科技發展需要較多非技術員工，勞工市場自然給予他們較佳待遇，工資不均現象隨之減輕；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科技發展未見向任何一方傾斜，是以工資不均現象保持穩定。
近半個世紀以來，科技發展模式產生的變化，更能解釋其對工資不均、生產力增長變化的影響，而非關全球經濟融合。若未能真正理解生產力增長放緩和工資不均惡化的背後成因，則難免於推行政策時發生失誤，不但未能解決社會問題，甚至會令有關問題惡化。
科技發展並非可加以控制，使其傾向對高技術或非技術工人有利，最佳政策莫過於從平衡兩者的供應量入手，以達至維持生產力增長，改善工資不均。說到底，錯判形勢的策略又怎能對症下藥呢！
意識形態上的爭辯總會持續不斷，然而必須透過科學分析和實證數據，正確找出問題所在以解決之；意氣之爭實在無濟於事。當今之世，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可惜被利用作為同一陣營者用以壯大聲勢的「回音壁」，壁壘分明、針鋒相對，如此只會令成見日深，無助尋求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