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6月21日載於《南華早報》）
香港特區自1997年成立至今20年，經濟表現如何？與回歸前的20年相比，經濟增長明顯地放緩，經濟不均亦比前惡化。
本地GDP與人均GDP每年平均增幅，在1977至1997年期間分別為6.6%與4.8%；但於1997至2017年期間，兩項增幅分別降至3.2%與2.6%。
參照政府發表的家庭住戶入息統計資料，戶主年齡介乎20至65歲的組別中，住戶收入分佈的堅尼系數（未計算各類福利轉移）由1976年0.432增至1996年0.477，在2016年更處於0.507的水平。
在上述兩段時期內，香港經濟增長與經濟不均出現如此重大變化，到底原因何在？期間經濟表現又應如何解讀？
1997年後的經濟表現差勁，坊間的普遍解說包括：香港經濟先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拖累；經濟政策仍以「積極不干預主義」為原則（然而，Uber、Airbnb、海外醫生，甚或一些企業或專業人員要打入本地市場，都遇到諸多阻撓）；1979年中國對外開放後，香港經濟結構急速轉型，由原本以出口製造業為主，變為服務業經濟；租金與樓價持續飆升。
原則上，部份上列因素不無道理，但難以實證方式顯示其對香港經濟表現不濟的累積效果。其實無論任何行業，不管規模有多大，對整體經濟來說，亦只佔一小部份，能夠造成的負面影響，未免被過份誇大。
香港經濟增長放緩，經濟不均加劇的主因，應在於人口和勞動力兩方面的變化。在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勞工就業往往佔GDP一半至三份之二，世界各地的堅尼系數大都以住戶的工作收入為依據。
香港經濟近20年來表現不濟，根源在於二戰後的人口結構，造成整體人口中不同年齡組別數目激增及銳減。
不同世代所生育的子女數目大有分別。二戰後各世代中，以1950年代出生的子女數目最多，1970年代次之，2000年代則更少，每隔十年數目遞減（【表1】），縱然由1981至2011年，隨着中國對外開放，跨境婚姻日趨普及，20至29歲女性遞減數目大大低於男性。
表1 香港人口按年齡組別及性別每隔10年變化
| 年齡組別 | 性別 | 1961-71 | 1971-81 | 1981-91 | 1991-01 | 2001-11 | 2011-21 | 2021-31 |
| 20-29 | 男 | 84,000 | 272,700 | -66,900 | -56,100 | -14,400 | -55,400 | -36,800 |
| 女 | 72,800 | 240,700 | 7,900 | -4,600 | 8,000 | -53,700 | -25,100 | |
| 30-39 | 男 | -9,300 | 129,000 | 209,300 | -14,900 | -108,300 | 4,500 | -59,600 |
| 女 | -29,000 | 93,300 | 259,800 | 137,900 | -44,600 | 81,100 | -15,600 | |
| 40-49 | 男 | 64,300 | 36,900 | 71,600 | 241,100 | -67,900 | -70,400 | 6,500 |
| 女 | 56,900 | 600 | 74,400 | 301,200 | 73,900 | -42,600 | 50,300 | |
| 50-59 | 男 | 82,700 | 70,100 | 25,200 | 82,100 | 204,000 | -41,500 | -72,000 |
| 女 | 56,400 | 53,200 | 6,300 | 88,600 | 257,200 | 66,700 | -65,000 |
註：2011–2031年為預測數字。
人口按年齡組別的數目激增與銳減之勢，對就業人口的數目與結構影響至大。
雖然基於學校教育擴展，人口中受教育的平均年數得以改善，但未能抵消人口下降的負面影響。1971至1996年，25至44歲就業男性及女性的總計教育年數高速增長（【圖】）；但就業男性的總計教育年數增幅則大為放緩。
這情況解釋了香港的緩慢發展，以及為何在經濟表現方面落後於新加坡。反觀，新加坡進取地發展及提升勞工的規模及教育質素。
香港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亦即全面考慮到勞工、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經濟生產力指數，以往一直領先新加坡：領先幅度計1970年代為7.7%，1980年代13.8%，1990年代46.8%，2000年代則大幅收窄至5.9%；到2010至2014年，更反而落後5.7%。
25至44歲的年齡組別，通常是工作人口中最具創意的一群，在我看來，其人數與人力資本增長緩慢，正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年以來，拖慢GDP及人均GDP增長的最核心因素。此乃期內經濟不均情況惡化的原因之一，而人力資本的分佈失去平衡，正正就是由於人口與教育政策失誤所致。這當然不排除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但若未能針對人力資本投資及其分配問題加以補救，則恐怕難以有效改善整體經濟發展與經濟不均情況。為年青一代作出投資實在是香港經濟前景所繫的最重要契機，但這當然是要假設香港的「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