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6月28日載於《南華早報》）
上周末沈聯濤在《南華早報》撰文，論述亞洲面對市場下一輪調整有何前景，觀點準確到位：「歸根究柢，發展命脈取決於人口分佈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備亞洲最健全的市場機制，同時佔盡地利，有利於在變幻不定的世界經濟氣候中締造契機，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虧。
香港位處全球最高速增長地帶。1990年至2010年，全球GDP的20%比率盡由亞太區取得。香港位處區內中心，所佔優勢實在無與倫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於就業人口日減之餘，其質素提升進度亦緩慢。根據政府估計，就業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將減少3.9%，2026至2036年則減2.2%；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預計25至44歲的年輕就業人口，於此兩段時期內將分別減少10.4% 與7.3%。
教育投資若缺乏增長，香港人力資本（平均教育年數乘以就業人口）總值將停止增長。事實上，自1990年代中開始，25至44歲組別的教育年數增長已顯著放緩。
就業人口不斷下降及老化，將引致投資和職位流往別處。為保高增值職位的投資，年輕一代必須大大提升教育水平。
教育投資回報需時，擴大教育投資的規模、步伐以及範疇，實屬政府當務之急。
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教育投資無疑至關重要，卻難望及時見效，容易錯失經濟良機。比較進取而持續的方法，須靠輸入外來技術和人才，從而保障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
引進人才與技術並不會令本地僱員工資下降，皆因隨着投資擴展，會提供更多新職位，待遇亦會更高。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全賴投資，人才短缺卻足以令投資者卻步。
東歐和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後，大批猶太移民湧進以色列，事實證明人才技術有助帶旺經濟，惠及全民。回溯二戰後的香港，亦可見外來移民對造就新行業功不可沒。
但是，若未能及時對症下藥，解決房屋及基建問題，實在難以吸引足夠外來人才；其中尤以房屋問題最為廹切，本地人亦對此極之不滿。
政府實有必要徹底改革公營房屋政策。現屆政府僅以增闢土地、加建房屋為對策，是為應付同一挑戰的兩個階段：土地好比麵粉，房屋則是麵包，為求擴大房屋供應，唯有增闢土地；這種思維不盡正確。
香港房屋市場頗為複雜，且受嚴厲規管。2016年，居於資助出租房屋的住戶佔全港住戶30.4%，居於資助自置居所的住戶佔15.9%；租住私人樓宇的住戶佔13.0%，自置私人物業的住戶佔36.2%。
公營房屋與私樓市場分別很大：公營房屋單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轉名亦受嚴格限制。只有私人樓宇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轉讓，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房屋市場緊張，導致私樓「劏房」出現，以滿足市場所需。目前，就面積相若單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環境反不如私樓擠迫，皆因規模較小的私樓出租市場，要承受由全港公屋租戶帶來的衝擊，而受歡迎的劏房地點就更形集中。
不幸地，這情況只會令更多人輪候公屋，公營房屋住戶會愈來愈多。
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單位數目節節上升，佔住宅數目的大多數，對招徠外來技術和人才絕非好事。
置業能力是市民大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首要途徑；經濟日趨繁榮，樓價自然水漲船高。一個城市若置業者多，等於分享經濟成果者眾；但若大部份屬公屋租戶，則容易滋生「資源重新分配」主張與妒忌心態，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損經濟增長，更會產生經濟共衰的觀念。
社會上一旦公營房屋住戶佔多，容易因懼怕外來技術和人才來到會掠取其所享福利而產生抗拒情緒。相反，自置物業者居多的社會，會視外來人才技術帶來共榮而非共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