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法的歷史說來話長。首見於1824年的澳洲和紐西蘭，繼而英國於1910年採納，美國於1938年跟進。縱使弊多於利，卻全球風行，至今超過八十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近乎涵蓋全民的法定最低工資；香港決定今年5月加入。
經濟學者普遍反對最低工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國經濟評論》）1979年發表文章稱，九成受訪的經濟學者認為，這只會令更多低技術工人失業或較難找到工作，令窮人雪上加霜；經濟學者在這方面的共識僅次於贊同自由貿易。
最低工資 減少就業
不過，非經濟學者大都相信，立法可以保障勞方免受僱主剝削，減少貧窮；他們通常認為，所有受僱者都有權賺取基本的生活，但總有些「無良」僱主拒絕支付這個水平的工資。其實，經濟學者一如各行各業的朋友，大都很想幫助窮人，這正是他們修讀經濟學的原因；但讀了經濟學才明白，立法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會為自己樂於幫助的人帶來不必要的困境。
就這個疑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46年的一篇文章一語中的：法律能規定最低工資，但不能確保有工作。立法後，低技術工人可能因為這個工資水平而遭逐出市場。如果所有人依法必須獲得最低工資，那麼，非技術工人，特別是最年輕和最年邁的，會很難找到工作。這相當於對求職者說，除非你能找到不少於最低工資的工作，否則不准打工。若有非技術工人因此而失業，貧窮只會惡化。
近數十年，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十分蓬勃。在Google Scholar鍵入「minimum wage」即可得知，過去這二十五年，以此為題的論文約有兩千篇，上溯至一百年則有三千篇；但這兩個數字肯定都低估了實數。
有關的研究涵蓋不少國家和地區，總的來說，發現提高最低工資會減少就業機會。據美國方面估計，最低工資提高10%，低技術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1%至2%。而且按人口組別區分，非洲裔青少年由於技術水平較低，所損失的工作機會也較多。加拿大的最低工資若提高10%，青少年失去的工作機會更高達3%至5%。
改變付酬 不利員工
不過，1990年代初期，提高最低工資會減少就業的經濟學共識曾一度出現反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兩位知名經濟學者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對兩個鄰近州份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的合共四百一十家快餐店進行電話訪問。以賓夕法尼亞州的樣本作為控制組（control group），發現新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後，就業似乎有所增加；經濟學界為此展開大辯論，多位諾獎得主參與其中。
就這項發現，有人根據類似的食肆樣本，仔細分析同期內的發薪記錄，發現與賓夕法尼亞州的控制組相比，新澤西州快餐店的就業機會其實在提高最低工資後有所下降。兩位普大學者後來收回原先的立場，承認提高最低工資可能對新澤西的整體就業並無影響。
撇開薪酬記錄的研究不論，這兩位學者的結論也很有限，因為只統計全美知名的快餐連鎖店，而忽略了鄉鎮的薄餅店、三文治攤檔等小食肆。按經濟學者的一般預測，提高最低工資後，有些小店會結業，就業機會減少，快餐業另一端的零售（retail）食肆業務會更集中於幾個大型連鎖集團。
這些預測可信，也適用於香港。除非對違法事情熟視無睹，又或者由家人包辦所有工作，令當局難以執法，否則不出幾年，街坊最愛光顧的茶餐廳可能「買少見少」。
除了難找工作，最低工資法也會改變僱主付酬的方式，最終不利員工。最低工資上升時，僱主為了控制整體開支，難免削減福利。對大多數低薪工人來說，有薪假期、每天的小息、公司提供的食宿、托兒津貼、交通補助、在職培訓……都是重要的報酬；在極端的情況下，僱主甚至撤銷帶有福利的低薪全職崗位，改聘無福利的高薪兼職工。長遠來說，削減在職培訓的影響特別大，因為此舉亦同時削減了非技術性初出道工作者建立人力資本的機會。
為最低工資立法的理由是扶貧，但經過數以百計的研究後，找不到證據顯示它可以紓緩美國和加拿大的貧窮。最低工資法無助於扶貧，是經濟學其中一項最強烈的共識。
加國研究 數據確鑿
加拿大有人分析過安大略省（2004年）和魁北克省（2006年）的低薪人士和貧窮家庭，發現這兩省分別有89.3%和86.5%的低薪人士（也就是預計會賺取最低工資的人士）並非身處貧窮家庭。換言之，貧窮家庭並非靠幾個低薪成員支撐，而是靠一個工資高於最低標準的成員維生。賺取最低工資者反而多見於那些不只一人出外工作的非貧窮家庭，這些低薪者只不過恰巧是全家最低薪的成員。
| 安大略省2004 | 低收入家庭 | 低收入線以上的家庭 | 所有家庭 |
| 工資低於法定水平低薪者 | 10.7 % | 89.3 % | 100 % |
| 所有賺取工資者 | 10.3 % | 89.7 % | 100 % |
這項研究令人震驚。就算最低工資不會減少就業機會，上述數據也顯示這兩個省即使提高最低工資，也只能幫助安大略10.7%和魁北克13.5%有低薪成員的貧窮家庭；但這兩個省各有10.3%和13.1%的家庭在貧窮線以下。純粹為扶貧，提高最低工資比隨機給予全省的家庭派錢好不了多少。
| 魁北克省2006 | 低收入家庭 | 低收入線以上的家庭 | 所有家庭 |
| 工資低於法定水平低薪者 | 13.5 % | 86.5 % | 100 % |
| 所有賺取收入者 | 13.1 % | 86.9 % | 100 % |
美國2007年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88.7%的低薪者並非身處於貧窮家庭，故提高最低工資只會對11.3%有低薪成員的貧窮家庭有幫助。
| 美國2007 | 低收入家庭 | 低收入線以上的家庭 | 所有家庭 |
| 工資低於法定水平低薪者 | 11.3 % | 88.7 % | 100 % |
| 所有賺取收入者 | 10.8 % | 89.2 % | 100 % |
這類研究若一併考慮對就業的影響，結論只會更不濟。由此觀之，提高最低工資的好處微乎其微，為此立法而增加貧窮的可能性則更大。當我們明白到極大多數低薪者並非身處貧窮家庭，就不會覺得此等研究結果有矛盾之處了。
少在最低工資上糾纏，會更有助於扶貧。就反貧窮方案來說，提高最低工資說得最好聽也只是虛功。
政客角力 互相抵消
經濟學上的理據既然這樣強，實證的數據也具壓倒性，工會和政客為何仍然鍥而不捨？最低工資既然弊多於利，為何仍然風行全球？答案在於政客拉票。
我認為，美國這方面最具啟發性的研究來自諾獎得主James Heckman。他指出，最低工資的立法時間和下限水平取決於正反利益的角力。一左一右的工會和政客會權衡提高最低工資後，可能失業的人數和可能獲得加薪的人數等因素，對立的立場在立法過程中會互相抵消，最後溫和落墨。
Heckman的實證研究發現，最低工資的正反雙方雖然游說不遺餘力，但功效往往彼此抵消。及至新的最低工資生效、立法制定調整幅度，對工資和就業最壞的影響早已消除或變得無關痛癢。對於那些獲得保障的員工，法律所提供的工資增幅在統計學上微不足道，因此對非技術工人的就業影響不大。
最低工資立法變成莎士比亞所謂的「無事生非」，好處也許是工會和從政者得以按各自的解釋，對本身的選民高唱凱歌；當然，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高度發展。對於選舉作勢和立法過程中如何討價還價，既製造最大的聲勢，但又不致兵戎相見，政客早已駕輕就熟。Heckman的研究顯示，美國的最低工資基本上徒勞無功，但這或許正是好事。只不過，居間的游說和造勢仍屬浪費資源。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斯蒂格勒等知名的美國保守派和他們同樣知名的自由派對手薩姆遜（Paul Samuelson）和James Tobin等，在最低工資上英雄所見略同。薩姆遜在1973年寫道：「對一個黑人青年來說，如果知道僱主每小時必須付給他兩美元正是他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這個最低工資要來何用？」
一百多年之前，經濟學界就已譴責最低工資。為英國劍橋大學創立經濟學系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教授在十九世紀寫道：「可供生活的工資（living wage）這種信條很受歡迎；不妨讓政客歌頌，然後我們站出來批判。」這就是經濟學界的使命。
參考文獻：
J Heckman and G Sedlacek,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of Workers in South Carolina. In Report on Mini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 Vol. 4.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A Mascella, S Teja, and B Thompson, Minimum Wage Increases as an Anti-Poverty Policy in Ontario, Canadian Public Policy, Vol 35, No 3, September 2009.
Jean-Franc.ois Mercier et Martine Poulin, Les travailleurs au salaire minimum vivant sous le seuil de faible revenu au Québec, Regards sur le Travail, Québec, Volume 7, n°1 – Automne 2010.
J Sabia and R Burkhauser, Minimum Wages and Poverty: Will a $9.50 Federal Minimum Wage Really Help the Working Poor?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76, No 3, January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