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談的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科學創新。芝加哥學派以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治學,但並非奉為教條。用美國科學哲學家Thomas Kuhn曾說實證經濟學屬於「scientific paradigm」(科學典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匈牙利裔哲學家Imre Lakatos則形容為「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科學研究計劃)(《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1978)。

 

不論稱為「典範」(Chicago Paradigm)還是「研究計劃」 (Chicago Research Program),芝加哥派經濟學以「競爭令決策者有效分配資源,市場從而達致供求均衡」的假說(hypothesis)為出發點。這個概念來自  —  市場一旦均衡,就再也無法在不損及他人的情況下改進任何人經濟地位  —  的「價格理論」。這當然就是「帕累托最優化」(Pareto optimality)的定義。由18世紀中葉Adam Smith(亞當斯密)的時代直至1930年代凱恩斯的《General Theory》(一般理論)面世,這一直是經濟學界的共識。

 

認識經濟 公民要素

 

認為市場會趨向帕氏最優化,需要作某種假設。這種假設是「良好的近似值」(good approximation),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精確」的。與凱恩斯典範相反,芝加哥典範認為,帕氏最優化與現實的差距純屬隨機性的干擾,不影響我們對經濟的瞭解、以及其作為基本假說的作用。

 

芝加哥學派治學的標誌是,堅守上述「良好近似值」的假設。實證研究結果若與理論的推論不符,則視為異常,在下列四途徑中擇一糾正之:

(i)         覆驗數據,看能否把異常逆轉;

(ii)        改善模式的變數,看能否解釋這些異常;

(iii)       修訂理論,收納不符合理性行為的假設;或

(iv)       將這種異常列人研究議程,再作探討。

 

在這四種途徑裡,芝加哥學派先試用(i)和(ii),無效則再用(iv),但很少用(iii)。相反地非芝加哥學派四種兼用,不會漠視(iii)的可能性。芝加哥學派繞過(iii)並非囿於教條,而是認為其研究方式成效較小。

 

芝加哥學派凱恩斯用(iii)來解釋美國大蕭條的嚴重失業率是繆誤的;這並非單為捍衛研究須跟循正確的理論,更關係著需在教育學生或其他界別人士時建立及維持經濟學的智識楷模,幫肋公眾認識經濟學的正確模式,作出「恰當」的假設和提問。

 

認識經濟學是良好公民質素重要的一環,經濟學界,尤以芝加哥學派,素傳授正確的經濟學觀念重要天職。凱恩斯的《一般理論》從根本上挑戰市場論,芝加哥學派覺得有必要舆之正面交鋒。

 

緊縮貨幣 加深衰退

 

凱恩斯的主要分岐是提出可以非充分使用資源的「新均衡觀念」,從根本上挑戰市場論。換言之,市場已失却供求均衡功能。有些失業者即使生產力等同在職者、接受同等甚至更低的工資,也還是無人聘用。對於凱恩斯的這個說法,芝加哥大學的Knight和Viner都表示難以苟同。

 

芝加哥學派處理了三個具體的挑戰。(1)佛利民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反斥凱恩斯憑空提出「總消費函數」的概念並無理論依據。佛利民從基本原則出發,構建消費理論,他並發現當經濟衰退時,政府增加開支以刺激經濟的作用不大。即是說凱恩斯式的財政穩定政策難以帶動經濟。可惜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們太健忘,三年前仍然以此來應付衰退。

 

(2) 佛利民推翻了凱恩斯有關「金錢幻覺」 (money illusion) 的假設,也就是認為世人會錯將口袋裡錢多等同真正的財富,忽視其後因為錢多帶來的通脹。佛利民與同工Anna Schwartz有關美國貨幣史的研究發現,長遠來說,貨幣供應與價格之間存在穩定的一對一關係,反而貨幣供應和實質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缺乏類似的關係。

 

他們的研究也證實了緊縮貨幣政策加深了1929開始經濟衰退,並使之惡化成為大蕭條,佛利民認為聯邦儲備局緊縮貨幣使經濟衰退惡化成為大蕭條實在無必要以凱恩斯的理論去解釋。。

 

佛利民認為長遠來說失業與通脹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問題;他主張政府採用固定貨幣規則(fixed monetary rule) 去穩定經濟方為上策。

 

佛利民由此復興了David Hume(休謨)1748年提出的「貨幣數量學說」(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佛利民根據休謨的說法指出,增加貨幣供應雖然可短暫帶動實質GDP,但難以確定需要多久才能見效。因為這首先視乎公司與個人對經濟的預期,而這又受他們對政府穩定經濟對策看法所影响。  

 

佛利民的看法啓發了一連串最終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包括:Edmund Phelps(2006年諾奬得主)的通脹與失業消長、Robert Lucas(1995年諾奬得主)的理性預期理論、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2004年諾奬共同得主)以及Thomas Sargent與Christopher Sims(2011年諾奬共同得主)的宏觀經濟動態。

 

西方其後在石油危機中陷入通縮,失業與通脹並存。凱恩斯學派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佛利民的學說獲得証實。2008年華爾街觸發金融海嘯後,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採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避免銀行集體倒閉、重現1929年之後的大蕭條。可以說佛利民學說使美國不致再遇1930年代25%的失業率,挽回了大量財富、就業以至生命。

 

(3) 芝加哥學派第三個挑戰,是平反被凱恩斯主義攻擊的價格理論。自亞當斯密以來,「競爭性市場呈現單一價格」的命題一向是價格決定論的典範。但George Stigler (1982年諾奬得主) 的研究發現,市場即使達致均衡,也不會只有一種價格,而是可以多種價格並存,上下價的分佈視乎取得搜尋資訊(或找工作)的成本。因此,當存在搜尋成本時,多價並存方合乎效益,而效益也會造成多價並存的局面,一價市場並非市場論固有的成果。至此,價格理論不但獲得証實,更大大開拓了經濟學在搜尋(search)、轉換(turnover)、過渡期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等多方面的應用。Stigler證實,當勞動市場達致均衡時,仍然可以存在可見或可以測量到的失業。搜尋理論更啓發了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 與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年諾奬共同得主)有關勞動市場過渡期失業的研究。

 

高斯定理 改變深遠

 

芝加哥學派的創新屬於「保存典範」或「延伸典範」,因為大大增加了市場論的應用範圍,將很多此前難以進行經濟分析的行為納入了研究範圍,例如:

 

(1) Coase(高斯)定理 - 經濟學界在1960年之前,普遍接受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對受損者造成的損失慣常大過施損者從中的得益。但Ronald Coase (1991年諾奬得主)的一篇論文指出,當各方都為己謀求最佳效益時,若無其他交易成本,受損者又未能誘使(即賄賂)施損者放棄加損,則施損者放棄加損的邊際成本會大過受損者免受損的邊際收益。

 

高斯定理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只是重新界定何謂交易成本,但自此改變了經濟學者看待界外因素的方式。現在大家都認識到,界外因素其實是與正產出並生的負產出。其承受者如何得到補償,應由產權所屬和侵權責任法去界定。

 

高斯擴大了交易和商品的概念,納入了買賣雙方均享的避免蒙受損失權利,令經濟學得以用標準價格論來分析另類產權分配(以及侵權責任)的經濟後果,甚至可以解釋這些權利(或侵權責任)的客觀既定分配。

 

高斯的成果令經濟學得以廣泛應用在其他領域,例如法律學的經濟分析、有關管治和組織的經濟學(Elinor Ostrom 與Oliver Williamson因這方面的研究分享2009年的諾獎)、機構和制度及其歷史演變的經濟理論(Douglass North因這方面的研究獲頒1993年諾獎)。

 

(2) 人力資源 -Gary Becker(1992年諾獎得主)完善了教育與培訓可視為一種資本的觀點。此後,就學和累積工作經驗所用的時間被視為人力資源投資的替代品,得出一套個人收入與教育程度掛鈎的理論。

 

(3) 時間分配及對非經濟行為的應用 - Becker有關時間分配的理論特別引入「時間」作為一種額外的資源;從而開發出家庭消費分析的新方法。很多此前未能用經濟分析方法探討的現象納入了研究範圍。

 

Becker主張將個人的偏好視為穩定。這相當於假設行為上的變化或差異來自科技變革或所藴含的資源,令相對的要素價格(factor price)產生變化,無關乎偏好變化的外因。他這樣做排除了使用“偏好已經改變”作為解釋人類行為的理由或藉口。Becker據此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涵蓋面廣,適用於所有人類行為。

 

將穩定偏好的假設用在芝加哥典範上,加強了芝加哥學派預測經濟的能力,卻也令其較容易遭到否定。Becker此舉令經濟理論得以廣泛涵蓋此前被視為非經濟的行為,例如婚姻、生育、離婚、意外、歧視、幼兒期發展、罪與罰、濫藥等。現在不僅芝加哥,其他各經濟學家都廣泛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壟斷定義 多有爭論

 

(4)生存者原則(Survivor Principle)-大量應用「生存者原則」是芝加哥典範的一大特色。Stigler用来解釋公司規模的分布。公司有大有小,各不相同,因其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各異。Stigler發現,行業只要有競爭,不同的公司選用的資源質素不一樣,因此由小到大各種規模,都可能有高效能的公司。而隨著公司數目增加、現存的公司成長、另一些公司退出,整個行業也就得以擴展。經濟學本來假設在完全競爭的行業裡,所有企業都必須相同。Stigler的研究放寬了這個限制。

 

由於有關工業組織的研究,Stigler較少針對壟斷的問題。他承認市場有可能出現壟斷,但覺得指控的成分遠多過事實。即使真的存在壟斷,通常也是暫時性的。只要競爭者得以自由入市,很快就會抵消壟斷體對價格和數量的影響力。芝加哥派學者反對壟斷,但覺得在現實中極為罕見,影響有限。因為,不少看似壟斷的行為,大都被自由入市所抵消;若未能因此而打破壟斷,那主要是因為政府立例保障,令監管變成入市的屏障。

 

「高效市場」(Efficient Markets Theorem)定理是基於Modigliani-Miller定理(1990年諾奬共同得主)驅動的金融研究計劃,是芝加哥典範的一種變調。其中激進版本認為,市場永遠有效,並無問題。這個立場比較極端,大部份芝加哥派學者都未必認同。較温和版本認為,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通常運作良好,投資者難以持續地跑贏大市。這個看法很有力,經濟學者至今仍然廣泛接受。

 

佛利民等芝加哥派學者一早認識到經濟泡沫的存在,有些現象除了看作市場泡沫,否則很難解釋。當初,宏觀經濟學者從理性行為和具前瞻力的假設出發,一直無法用經濟模式推論出市場泡沫。現雖已構建了這類模式,但仍是芝加哥典範經濟分析學的一項挑戰。

 

芝派學者 獲獎無數

 

(5)數量經濟史 - Robert Fogel (1993年諾獎得主)首創以標準價值理論和實證分析法檢驗各種有關美歐經濟史的研究,推翻了當時習以為常的說法。Fogel的研究採用了傳統史學此前未聞的技巧和標準,令歷史需要大量改寫。這項成就說明,即便在古時,市場一般也都運作良好。反過來,一些不熟悉歷史的經濟學者,也因而對經濟的運作有了新的認識。

 

Fogel和同工最富爭議的研究是重新解釋美國早期蓄奴的歷史。他們發現,當時南方利用黑奴耕作的莊園比家庭式農場效率高,若非南北開戰,莊園根本不會崩潰,黑奴也不會獲得解放。Fogel更發現,在美國廢奴後獲得自由的黑人,經濟地位反不如前,換言之,獲得自由并非没有代價。Fogel因此被指種族歧視、為奴隸制詭辯。幸虧這項研究夠科學,難以否定,才熬了過去。可能也因為他的妻子是黑人,而且他年輕時,有十年時間是活躍的美國共產黨員。

 

(6)傳統農業的過剩勞動力 -T W Schultz (1979年諾獎得主) 1964年的著作《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改變傳統農業)強烈衝擊了當時有關「傳統農業剩餘勞動力無限」的觀點。至今仍具影響的一種發展經濟學信念認為,農村由於勞力過剩,從事農業生產的邊際產量是零,因此可大量轉移到城市從事工業生產,不會對農業造成損害。Schultz以真實的自然例子證明,所謂農村勞力過剩只是城市學者五穀不分的幻想。勞力過剩的看法其實是假設,市場並不均衡。Schultz再度證明了,市場論的芝加哥典範亦適用於傳統農業。

 

自從1970年開始頒發諾貝爾經濟學奬到2011年,前後42次,合共67名得主。其中16次合共25名得主的成果可直接追溯到芝加哥典範所激發的研究。這在42年的經濟學奬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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