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經典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面世後，經濟學正式分為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和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兩大領域；競爭達致供需均衡的市場論失勢，被指不足以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石。
在凱恩斯派主導下，宏觀經濟學不再從價格調整論出發，而是反過來假設市場並不會趨於均衡，價格也從而失卻平衡供求的關鍵作用。一時間，歐美經濟學界的領袖人物建構宏觀模式時，改為假設不論供還是求過剩，價格都不會自動調整。
但微觀經濟學仍然主要從市場論出發，認為價格會調整達致供求均衡，也就是假設微觀市場仍趨於均衡。宏觀論和微觀論的這項矛盾，由1940年代到1960年代約有三十年的時間，令經濟學界猶如陷於「精神分裂」狀態。
長久理念 面對挑戰
價格會調整令供求達致均衡的概念，可以上溯到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經濟學以至Alfred Marshall的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均衡論是經濟學一百五十多年的智慧結晶。《一般理論》一出即打破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理念，凱恩斯派自然大為興奮。
宏觀經濟學自此改從市場無法自行調節的假設出發。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所造成的廣泛失業被視為箇中明證。這個假設後來更用來研究微觀市場，以審視競爭行為實際上是否並不完全、不足甚至失靈。其中最著名的是劍橋大學教授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競爭論和哈佛大學教授Edward Chamberlain的壟斷性競爭論。
對芝加哥學派的鼻祖Frank Knight和他的弟子來說，凱恩斯經濟學提出了三大挑戰。其一是價格若無法令市場達致均衡，也就是說市場論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有所不足甚至有誤。說白了，市場論根本就是錯的。其二是市場若不能自行調節，則政府大力干預經濟，不但有理而且有必要，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的基石最終難保。其三乃經濟學一分為二後，微觀與宏觀各持一套理論，彼此存在分歧，不符合科學理論的基本原則。
芝加哥學派就凱恩斯派對經濟學的詮釋作出三項回應。第一項回應是，凱恩斯派把市場論變成一種錯誤的實證（positive）理論。第二項回應是規範性的（normative），也就是反對凱恩斯派主張政府干預。第一代的凱恩斯派尤其傾向中央集權。二戰後初期，有些成員甚至醉心於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第三項回應是針對方法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真正的實證科學，只應有一套理論。價格到底是可以自行調節還是不可以，應只有一個答案，而不是時可時不可，隨情況改變。本文主要涉及方法論的問題。
判斷「假說」 須經驗證
芝加哥學派有關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詳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53年的宏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佛利民認為，實證經濟學是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所講的是「怎麼回事」（「what is」），而有規範的科學是探討「應該如何」的準則（「what ought to be」）。兩者截然不同，不應混為一談。
佛利民認同哲學家Karl Popper界定「科學」的看法。實證科學最終的目的是建構一套「理論」或者「假說」（hypothesis），足以預測尚未觀察到的現象。一般來說，這種理論集合了兩種成分，一是「語言」，方便我們有系統和有條理地推論、闡述；二是一套具實質內容（substantive）的假說，可以從複雜的現實中抽提出相關的特質。
理論作為一種語言，本身並無實質，而只是一套同義反覆（tautology）的規則、一種處理實證材料以方便也解問題的檔案系統（filing system）。由於數學作為一種語言，簡潔準確、邏輯分明，科學上常用數學模式來處理數據資料。
另一方面，理論所裝載的是有實質的假說，應以其預測待解釋現象的準確度來衡量。惟有事實可判斷一種理論是對是錯；說得準確些，應否暫時列為可「接受」，視之為有效，還是說就此「否定」。判斷一種假說是否有效，唯一恰當的測試是用其預測與經驗作比較。預測與經驗若有矛盾（更常見的是較另一種假說的預測發現更多的矛盾）則否定之，否則接納之；若經過多次測試都沒有矛盾，則可視作可信性甚高。
單靠事實永不可能「證明」某種假說，而只能說無法否定之。也就是說我們一般形容某種假說獲經驗「證實」，其實並非百分百準確的描述。
佛利民據此認為，判斷實證經濟學的某種假說（hypothesis）是否「正確」，必須看其預測是否經得起驗證，而不是有關的假設（assumption）是否「有可能成立」（plausible）。他事實上是說，「假設」無關痛癢，預測方見真章。
「理性」定義 分歧頗大
這種主張十分重要。市場自會平衡供求的概念，乃基於個人和公司透過競爭，自會調節市場的假說。當求過於供抬高價格時，理性的公司會被促使增加供應。反之當供過於求壓低價格時，理性的公司會受促使減少供應。競爭背後的動力自然是公司求取最大利潤而個人尋求最大效用（utility）的假設。
但如何解釋「理性」（rational），經濟學界一度有很大的分歧。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過時的心理學觀念、高速計算、享樂主義，以及另一些不太實際的行為等。凱恩斯經濟學實際上是假設人類行為並非常屬理性，進而假定人類帶有「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和「動物衝勁」（animal spirits）。批評人士以往慣性地嘲諷經濟理論「以理性追求最大化」的假設。他們從整體上否定經濟理論，而在具體上否定競爭達致均衡論，認為其有缺陷甚至根本有錯。至今仍有甚多這類批評。
讓我以枝葉在樹上的分布為例，看能否說明問題。為了讓葉子有最多的光照，促進光合作用，生物學者會為樹構建數學模式；樹要生長得好，枝葉就要以這種數學方式生長，電腦會得出一個最佳的枝葉排布，然後與真樹作比較。
這種生物學模式最終獲證實還是否定，視乎其預測有多接近事實。這種模式經過調整，還可以發展出兩個版本，分別用來預測南北半球的樹木，與一南一北的事實相驗證。在現實中，真的樹木沒有「思想」，卻能解決數學模式裏的最多光照問題。
另一方面，相信沒有人會挑剔說，生物學者竟然用這種假設來構建模式。模式若真能預測樹木的枝葉分布，我們會視為有關樹木「行為」的良好科學模式，不介意生物學者就樹木的行為作出這種「不可思議」（implausible）的假設。
就經濟活動而言，我們所能觀察到的事實必然有限，但可以作出無限的假設。若有一種假設符合已知的證據，則也必然存在着無數同樣符合這些證據的假設，而在與證據相符的眾多假設中採用哪一個，也就具有隨意的成分了。雖然一般認為，一種假設會否獲得採用，「簡單」與「成效」是兩大考量，可見，居間難有完全客觀的標準可言。
即使是真正有份量的假說，對現實世界的一些「假設」也可能極不準確。而且一般來說，一種理論愈有份量，背後的假設愈不實際。理由很簡單。一種假說若三言兩語就能「解釋」大量事實，無疑是有價值的。說得具體些，現實縱使極其複雜，但這種假設能抽絲剝繭，為有待解釋的現象得出關鍵的共同要素，進而有效地作出預測。因此，一種假說（hypothesis）要稱得上有價值，內含的假設（assumption）在描述上必須為偽（descriptively false）。這種假說用來處理有待解釋的現象既有成效，也就毋須再考慮和解釋周圍其他的現象和情況，因為後者是無關痛癢的。
芝加哥學派採用以理性最大化行為（rational maximizing behavior）的假設來支持其市場論，認為這種假設能夠相當可靠和「富有成效」地預測廣泛的經濟現象，而且本身很「簡單」。
對於芝加哥學派所論「市場有競爭時為何會自行調節」，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學者Armen Alchian從另一個假設出發，提出了「生存者原則」（survivor principle）。這有兩個版本。較弱的一個認為，不論做任何工作，只要有競爭，就可以找到成本最低的辦法。故長遠來說，最終存活的是成本最低的辦法。較強的版本則認為，不論何時，獲得採用的辦法，其預期成本最「接近」現實中可及的最低成本法。Alchian的假設被採納為芝加哥派「市場自行調節」論的一部分。
香港市場 未見歧視
「生存者原則」有許多不同的應用。例如，市場有競爭的話，私人公司的經營若帶有歧視性，也就難以賺取最大的利潤，因為無論歧視是出於性別還是種族，都令公司無法留住生產力強的員工。根據生存者原則，這些公司將會因為不採用成本最低的生產方法而給市場淘汰。市場競爭性愈強，這類公司也就愈快受淘汰。反過來說，歧視在非競爭性的市場中較容易生存。這兩種預測都可以透過實證來檢驗。
我在1976年曾就香港單身男女的時薪差距做過估計（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和工齡維持不變），以間接測試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問題，發現這項差距在統計上微不足道。但美國的類似估計往往發現，單身男性的工資高於單身女性，而且差距不小，統計上不能忽略。
這說明1976年香港不太可能存在性別歧視。香港當時不像美國，並未為此立法。那麼，性別歧視為何反而比已立法的美國來得輕呢？一個言之成理的猜測是，香港的勞動市場競爭性較強。因此，每逢有人說香港市場存有歧視時，我都會存疑。
不論是基於求取效益最大化的行為還是生存者原則，芝加哥學派都假設市場在競爭下會達致均衡。因此，供求自會均衡，市場自會調節。在驗證的過程中，萬一發現與市場自行調節的預測有異甚至有違，則持有高度的懷疑，不會輕易放棄這一假設。努力重建模式或擴展理論，務求協調實證與理論，更能解釋此前未能解釋的行為，。芝加哥學派認為理論創新應是「保存典範」（paradigm preserving）或者「延伸典範」（paradigm extending），而非「動搖典範」（paradigm shattering）。
再建理論 化解矛盾
凱恩斯派經濟學則屬於「動搖典範」的事件。由於這個原因，芝加哥學派認為有必要首先在方法論上應戰。芝加哥學派的方法論，首要是再建一個單一的理論，涵蓋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終止兩者的矛盾，同時也擴大實證經濟學的預測能力。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不少友人對我說，經濟學無法解釋市場的非理性行為。你看公眾恐慌莫名、失卻理性，理性行為的假設不可能正確；或許正常情況下是正確的，這次則不然，現在人人都瘋了，惶惶不可終日。很多人這樣說，給我寄來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理性市場的神話》）這類著作以為明證。很多友人大概很想說你錯了，芝加哥學派也錯了。
佛利民的方法論會怎樣說？對於一門預測科學，任何一種假設也不要緊。經濟學作為一門實證科學而言，它的失敗，是沒有預測到這樣重要的大事。顯然經濟學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這是經濟學專業一次重大的失敗，也是芝加哥學派必須共同承擔的科學失敗。但科學從來不是宗教或真理，只是尚未給推翻的理論和假說。
人類理性又浪漫
芝加哥學派雖然假設人類行為是理性的，但並非假設人只有理性的一面。學派鼻祖Frank Knight在1944年對人類行為就有相當複雜而細緻的看法：
「人是理性動物」這種有趣的陳述是毋須證明的。……同理，人也是一個瞎摸的笨蛋、蠢材，又是可憐的罪人，實在不值得救贖；（人類）互相違背的性格數之不盡，而且所有說法都可說是真確的，只不過程度不同、闡釋有別。
但同理，任何一條這類陳述又都可說是錯的，又或者說單獨來看，顯得誇大和過分簡化。人當然是浪漫的動物。
據一般的界定，他也許較少偏向於是homo sapien（智人），也就是知者，而更多偏向於是homo mendax（撒謊者），也就是大話精、騙子、偽善者、做騷者、裝腔者、作勢者。
其他動物對……，真理有興趣；惟獨人類當關乎世界，尤其是關乎個人時，寧要虛構不要事實。他以衣冠蔽體，但在語言和表露的行為上，處處隱藏和曲解本身的智能、感情和道德本性，令其楚楚衣冠顯得無關痛癢。
這不能說都是壞事。就以人聰明、良好的一面來說，他之所以獲得這種「性格」，主要是靠裝作比自己本來的要好，直至部分這種假裝習以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