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金融危機和衰退再度激發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質疑；這個自由經濟思想潮流的學派被指是「市場自會調節，政府最好無為」的思想根源。
芝加哥學派成型於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和Lloyd Mints等經濟學者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時期，其後的擔綱人物包括Milton Friedman（中文慣譯「佛利民」）、George Stigler、Gary Becker、Robert Lucas等理論大師；四人先後於1976年、1982年、1992年、1995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學派特色 主要有三
芝加哥學派有三大特色，但三者須要區分開來認識。一是在方法論方面，完全使用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的方法來論證，令經濟學成為可驗證（empirical）的科學；二是偏向「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經濟制度，以自由為最高的道德價值；三是治學嚴謹，教研有口皆碑。本欄接下來這三周將會逐一探討這三大特色。今天先回顧芝加哥學派1940年代在芝大的崛起。
並非所有芝大經濟系的師生都是學派的成員，反過來，學派有不少追隨者從未在芝大進行過教研或學習的工作。此外，不少成員就算認可芝大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但並非完全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亦未必篤信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
芝加哥學派是自願的團體，對所有經濟學者開放，與芝大的關係並非入會條件。但由於學派的看法在芝大居於主導地位，芝大教授很自然地起到核心的作用，因此，「芝加哥學派」的稱呼又不能說名不副實。擔綱人物的造詣、風格和學說的感染力，造就了學派的誕生和發展。
自從1930年代後期，芝大經濟學者就以學術論辯的激情和頻率而著稱。一般學術機構都有演講、作坊和研討，但芝大比重特大、熱度特高。系內教授每周一次藉午飯碰頭，話題並非社交閒談，而是談論學術和經濟政策。對芝大學者來說，在大學擔任行政高位或獲邀出掌政府部門都不足以彌補中斷學術研究的遺憾。
美國有名的大學當初創辦的目的，主要是培養社會上層的後裔或培養神職人員，芝大是第一所作為研究中心，以增進和傳輸學問為宗旨的美國大學。這是首任校長William Rainey Harper的遠見。他在任內大力網羅專注追求學問、成就傑出的教授，務求客觀探究世間的學問，無所不包。
發展先驅 貢獻重大
芝大經濟學派的源頭可追朔至1930年代，那時的芝大經濟系比較多元，教授對課程和發展的方向各有不同的想法。上述的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和Lloyd Mints可視為芝加哥學派的先行者；同樣值得一提的是，John U Nef、ChesterWright、Simeon Leland和H A Millis。後四位學者都很傑出，但並非芝加哥學派，甚至並非專長經濟。他們代表了美國經濟學中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t）這個在1940年仍然是非常強勁的傳統。
此外，還有第三組學者，人數不多，但大大促進了學派日後的發展，這就是數量經濟學者或者計量經濟學的開創人Paul Douglas、Henry Schultz和Oscar Lange。
芝大的「舊」經濟系在1938-39年間遭到三大變故，促使了學系的重組。這就是數學導向的Cowles委員會在1939年加盟、Henry Schultz在1938年離世，以及Paul Douglas在1939年當選公職。另一個問題則是未能趕上當時經濟學理論的新發展；而Oscar Lange正是在1938年獲聘。
Oscar Lange獲聘，顯示當時經濟系有意發展凱恩斯派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和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Lange對經濟學有一套完整的看法，與芝加哥學派的觀點截然不同。Mises和Hayek（哈耶克）抨擊社會主義的經濟效率；Lange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如何以價格制度分配資源的研究，公認為最權威的回應。他1944年的論文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價格靈活性與就業〉）對芝加哥學派提出挑戰；佛利民兩年後撰文尖銳還擊。
Oscar Lange在1940-45年於芝大經濟系任內為重建經濟系起到帶頭的作用，堅持聘用緊貼時代但看法與系內其他教授大不相同的理論家，留下了重大的影響。但他在1945年戰後給當時的蘇聯領袖史太林說服，離開學術界返回波蘭出任公職，最終擔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會主義者」Lange如果留在芝大，主張自由經濟的芝加哥學派極有可能壽終正寢，或移往其他大學（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應是當然之選），此推測決非天方夜譚。
Knight與兩大弟子Mint和Simons通常被視為芝大經濟系傳統的始創者。Knight與英國學者A C Pigou有關公路收費的社會成本開展論辯，在學術界成為佳話。Knight認為公路塞車並不能證明政府應該設置收費的道路，私有的公路為了減少塞車，反而可以定出更具效益的收費水平。但Knight其實很少參與政策辯論，他在經濟思想上的貢獻與芝大傳統只是擦邊的關係；Knight真正的貢獻作為系內的智者多過開創研究計劃的推手。
Knight在芝大經濟系研究生裏不乏崇拜者，但跟從他讀博士的學生不多。不過，為數有限的弟子裏，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師，包括佛利民、George Stigler、Allen Wallis和1986年諾貝爾獎得主James Buchanan。Knight通過對學生的教化，間接引領了經濟系的航向。Knight與弟子互敬互重，彼此間如魚得水，成就了各弟子後來共同的偉業。
1930年代中期，Knight的弟子在系內構成一個非正式的「小圈子」，對芝加哥學派其後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核心成員包括佛利民和後來成為他妻子的Rose Director Friedman（芝大第一位女經濟學博士）、George Stigler、Allen Wallis、Aaron Director（Rose的兄長）和Henry Simons。正如其他經濟學界的成員，Knight的弟子吸收了老師的看法，但並非以老師的觀點作為研究出發點。Knight形成了學生的思想，但並沒有左右他們研究的方向，更沒有參與研究。
薪火傳人 序言洩「密」
芝大另一具影響力人物為Jacob Viner。他的學術風格其實遠較Knight更接近今天的芝加哥學派學者，Viner除了精通歷史研究工作，追求學問時務求實證，甚為嚴謹。Knight「小圈子」的治學方法接近Viner多過Knight。芝加哥學派這些人偏重實證完全是受Viner影響。
但原來Viner後期才得悉「芝加哥學派」的存在，他在致Don Patinkin的信裏說：我1946年離開芝加哥之後，才聽到什麼「芝加哥學派」投入有組織的戰鬥，捍衞自由放任和「貨幣數量理論」，反對「不完全的競爭」理論和「凱恩斯主義」。……（要到1951年後）我才開始接受「芝加哥學派」的存在（但該學派應不限於經濟系內，也不包括系裏所有人），而且早在我離校之前好幾年，這個「學派」已在運作，頗有能人追隨。
不過，Viner不像Knight，沒有留住學生。Viner熱心政府事務，忙得透頂。在芝大讀學士的Paul Samuelson說，他當年請教Viner，要站在辦公室半開的門外，往門縫裏講話。
因此，芝加哥學派最早的「薪火傳人」是Knight而不是Viner。Knight文集Ethics of Competition（《競爭的道德》）的前言透露了這方面的時間。1935年3月1日執筆的前言說：「出版Knight論文集的想法始於一小群人出席1934年11月7日Knight教授四十九歲生日的晚宴。但直到一切就緒、內容選定，Knight教授才獲告知這個計劃」。前言署名的是佛利民、Homer Jones、George Stigler和Allen Wallis。由此足證，薪傳治學風格的核心是Knight而不是Viner。
惡鬥出現 持續十年
這些學者裏較為年輕的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能言善寫，很有說服力，在這方面猶勝老師Knight一籌。他們年富力強，以Knight的地位為後盾，迅速形成一個有力的「小圈子」，由芝大以至整個經濟學界，廣泛地推介他們的學術理念；其餘較年長的成員Lloyd Mints、Aaron Director和Henry Simons，也善長此道，Aaron尤其善於激發思想。
Henry Simons有一系列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1948年的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積極方案〉）。他在芝大講授的「經濟201」和他為這些科目制訂的課程，對芝大經濟系的貢獻甚至大過他的學術論文。
1939年，又一個新經典派堡壘進駐芝大：《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一個東主的兒子Alfred E Cowles III出資，帶來了「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Cowles經濟學研究委員會）。戰後，Cowles名下的芝大教授包括Kenneth Arrow和Tjalling Koopmans在內的九位未來諾貝爾獎得主。Cowles委員會提倡的一種經濟學，比主導當時經濟學界的理論派更「科學」，但在經濟政策上傾向中央集權（statist），與自由經濟有別。
但自1944年起，Knight和弟子與Cowles委員會派陷入惡鬥。爭持得最激烈的是研究方法，鬥爭持續將近十年，引起了大量的怨懟，直到1953年Cowles委員會遷往耶魯大學。
Robert Maynard Hutchins先於1929-45年擔任芝大校長，繼於1945-51年擔任校監（chancellor）。他對美國政府在二戰結束後，提供大量科研經費所帶來的影響，深感困擾。他特意物色反集權的思想家加入芝大，經過一番努力，法律學院請來Aaron Director，經濟系禮聘佛利民，商學院徵得Allen Wallis加盟，「社會思想委員會」則收納了Hayek（因經濟系拒絕聘用他）。
二戰頭兩年，Hutchins反對美國參戰。但日本突襲珍珠港後，他轉而向政府提供芝大的資源，百萬美元計的政府合約湧到；發明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只是其中一項戰時芝大為政府進行的研究。及至二戰後期的1944年，Hutchins再次呼籲和平，原子彈的問題令他的呼籲顯得格外迫切。戰後，他加入「構建世界憲法委員會」（Committee to Frame a World Constitution），推動世界政府的理想。
Hutchins在任內捍衞學術自由，堅守原則不肯妥協。1935年，經營藥房連鎖的巨富Charles Walgreen控告芝大鼓吹共產主義，他的姪女遭到洗腦。Hutchins力撐教員有權選擇教材，反駁稱共產主義不會經得起公眾的審議。Hutchins與Walgreen不打不相識，其後反過來說服後者資助一系列民主講座。1949年，芝大再見紅帽子官司，被指教唆和助長共產主義，Hutchins仍然拒絕低頭。他扳着臉說：我毋須告訴你，公眾怎樣看待大學，你和我都知道，公眾錯了。
善用方法 提升地位
拜Hutchins孕育的學術環境之賜，芝大重視獨立思考，不畏政治強權。這對一些傑出的學者具有極大吸引力，間接造就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勃興。
經濟系的重建給二戰拖慢。戰後，Viner轉到普林斯頓大學。系內的制度學派實力更因為Millis在1940年退休和Leland在1946年轉到西北大學而大大削弱。
芝加哥觀點得以發揚光大、主導經濟學思潮，關鍵在於經濟系一舉網羅了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佛利民接過了經濟系思想領袖的棒子，他能言善辯、論據有力，奠定了經濟系其後至少二十五年的調子和公眾形象。芝加哥學派在上世紀第三個二十五年的驕人成績，首先是善用科學方法，提升了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同時以論據強化了政治保守主義。
1979年諾貝爾獎得主T W Schultz和他的學生D Gale Johnson為重建芝大經濟系起到了帶頭的作用。Schultz本來在農業州份的Iowa州立大學任教，就撤銷政府對農產價格的支持到國會作證開罪了農民，遭校方辭退，在1943年轉投芝大，加入時帶來了學生D Gale Johnson（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博士論文導師）。其後的三十多年，師徒兩人先後擔任系主任。經濟系大旺，網羅了許多有才華的師生，其中諾貝爾獎和經濟學Clark勳章得主的人數，至今仍遠遠超越其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同一時期正是佛利民治學生涯的高峰。佛利民後來結合學術研究和政策建議，推動美國改革社會經濟制度的論辯（他最著名的建議包括：負入息稅、用公帑學費券資助私校來代替公立學校、將社會安全也就是退休保障由強制變成自願、撤銷醫生註冊制度、用募兵也就是自願入伍代替徵兵）。
所有這些改革都涉及充分利用價格制度、用私營生產代替公營生產、用自願—經濟誘因—私營協作或三者的結合來代替靠立法強制推行。佛利民思想的力量最終由芝大校園擴至全球各地，由校園到政府都不乏追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