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金融危机和衰退再度激发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质疑；这个自由经济思想潮流的学派被指是「市场自会调节，政府最好无为」的思想根源。
芝加哥学派成型于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和Lloyd Mints等经济学者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时期，其后的担纲人物包括Milton Friedman（中文惯译「佛利民」）、George Stigler 、Gary Becker、Robert Lucas等理论大师；四人先后于1976年、1982年、1992年、1995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派特色 主要有三
芝加哥学派有三大特色，但三者须要区分开来认识。一是在方法论方面，完全使用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的方法来论证，令经济学成为可验证（empirical）的科学；二是偏向「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经济制度，以自由为最高的道德价值；三是治学严谨，教研有口皆碑。本栏接下来这三周将会逐一探讨这三大特色。今天先回顾芝加哥学派1940年代在芝大的崛起。
并非所有芝大经济系的师生都是学派的成员，反过来，学派有不少追随者从未在芝大进行过教研或学习的工作。此外，不少成员就算认可芝大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并非完全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亦未必笃信十九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
芝加哥学派是自愿的团体，对所有经济学者开放，与芝大的关系并非入会条件。但由于学派的看法在芝大居于主导地位，芝大教授很自然地起到核心的作用，因此，「芝加哥学派」的称呼又不能说名不副实。担纲人物的造诣、风格和学说的感染力，造就了学派的诞生和发展。
自从1930年代后期，芝大经济学者就以学术论辩的激情和频率而著称。一般学术机构都有演讲、作坊和研讨，但芝大比重特大、热度特高。系内教授每周一次借午饭碰头，话题并非社交闲谈，而是谈论学术和经济政策。对芝大学者来说，在大学担任行政高位或获邀出掌政府部门都不足以弥补中断学术研究的遗憾。
美国有名的大学当初创办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社会上层的后裔或培养神职人员，芝大是第一所作为研究中心，以增进和传输学问为宗旨的美国大学。这是首任校长William Rainey Harper的远见。他在任内大力网罗专注追求学问、成就杰出的教授，务求客观探究世间的学问，无所不包。
发展先驱 贡献重大
芝大经济学派的源头可追朔至1930年代，那时的芝大经济系比较多元，教授对课程和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的想法。上述的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和Lloyd Mints可视为芝加哥学派的先行者；同样值得一提的是，John U Nef、ChesterWright、Simeon Leland和HA Millis。后四位学者都很杰出，但并非芝加哥学派，甚至并非专长经济。他们代表了美国经济学中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t）这个在1940年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传统。
此外，还有第三组学者，人数不多，但大大促进了学派日后的发展，这就是数量经济学者或者计量经济学的开创人Paul Douglas、Henry Schultz和Oscar Lange。
芝大的「旧」经济系在1938-39年间遭到三大变故，促使了学系的重组。这就是数学导向的Cowles委员会在1939年加盟、Henry Schultz在1938年离世，以及Paul Douglas在1939年当选公职。另一个问题则是未能赶上当时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而Oscar Lange正是在1938年获聘。
Oscar Lange获聘，显示当时经济系有意发展凯恩斯派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 Lange对经济学有一套完整的看法，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Mises和Hayek（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率；Lange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以价格制度分配资源的研究，公认为最权威的回应。他1944年的论文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价格灵活性与就业〉）对芝加哥学派提出挑战；佛利民两年后撰文尖锐还击。
Oscar Lange在1940-45年于芝大经济系任内为重建经济系起到带头的作用，坚持聘用紧贴时代但看法与系内其他教授大不相同的理论家，留下了重大的影响。但他在1945年战后给当时的苏联领袖史太林说服，离开学术界返回波兰出任公职，最终担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社会主义者」Lange如果留在芝大，主张自由经济的芝加哥学派极有可能寿终正寝，或移往其他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应是当然之选），此推测决非天方夜谭。
Knight与两大弟子Mint和Simons通常被视为芝大经济系传统的始创者。 Knight与英国学者AC Pigou有关公路收费的社会成本开展论辩，在学术界成为佳话。 Knight认为公路塞车并不能证明政府应该设置收费的道路，私有的公路为了减少塞车，反而可以定出更具效益的收费水平。但Knight其实很少参与政策辩论，他在经济思想上的贡献与芝大传统只是擦边的关系；Knight真正的贡献作为系内的智者多过开创研究计划的推手。
Knight在芝大经济系研究生里不乏崇拜者，但跟从他读博士的学生不多。不过，为数有限的弟子里，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师，包括佛利民、George Stigler、Allen Wallis和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James Buchanan。 Knight通过对学生的教化，间接引领了经济系的航向。 Knight与弟子互敬互重，彼此间如鱼得水，成就了各弟子后来共同的伟业。
1930年代中期，Knight的弟子在系内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圈子」，对芝加哥学派其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核心成员包括佛利民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Rose Director Friedman（芝大第一位女经济学博士）、George Stigler、Allen Wallis、Aaron Director（Rose的兄长）和Henry Simons。正如其他经济学界的成员，Knight的弟子吸收了老师的看法，但并非以老师的观点作为研究出发点。 Knight形成了学生的思想，但并没有左右他们研究的方向，更没有参与研究。
薪火传人 序言泄「密」
芝大另一具影响力人物为Jacob Viner。他的学术风格其实远较Knight更接近今天的芝加哥学派学者，Viner除了精通历史研究工作，追求学问时务求实证，甚为严谨。 Knight「小圈子」的治学方法接近Viner多过Knight。芝加哥学派这些人偏重实证完全是受Viner影响。
但原来Viner后期才得悉「芝加哥学派」的存在，他在致Don Patinkin的信里说：我1946年离开芝加哥之后，才听到什么「芝加哥学派」投入有组织的战斗，捍卫自由放任和「货币数量理论」，反对「不完全的竞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 ……（要到1951年后）我才开始接受「芝加哥学派」的存在（但该学派应不限于经济系内，也不包括系里所有人），而且早在我离校之前好几年，这个「学派」已在运作，颇有能人追随。
不过，Viner不像Knight，没有留住学生。 Viner热心政府事务，忙得透顶。在芝大读学士的Paul Samuelson说，他当年请教Viner，要站在办公室半开的门外，往门缝里讲话。
因此，芝加哥学派最早的「薪火传人」是Knight而不是Viner。 Knight文集Ethics of Competition（《竞争的道德》）的前言透露了这方面的时间。 1935年3月1日执笔的前言说：「出版Knight论文集的想法始于一小群人出席1934年11月7日Knight教授四十九岁生日的晚宴。但直到一切就绪、内容选定， Knight教授才获告知这个计划」。前言署名的是佛利民、Homer Jones、George Stigler和Allen Wallis。由此足证，薪传治学风格的核心是Knight而不是Viner。
恶斗出现 持续十年
这些学者里较为年轻的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能言善写，很有说服力，在这方面犹胜老师Knight一筹。他们年富力强，以Knight的地位为后盾，迅速形成一个有力的「小圈子」，由芝大以至整个经济学界，广泛地推介他们的学术理念；其余较年长的成员Lloyd Mints、Aaron Director和Henry Simons ，也善长此道，Aaron尤其善于激发思想。
Henry Simons有一系列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1948年的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积极方案〉）。他在芝大讲授的「经济201」和他为这些科目制订的课程，对芝大经济系的贡献甚至大过他的学术论文。
1939年，又一个新经典派堡垒进驻芝大：《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一个东主的儿子Alfred E Cowles III出资，带来了「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Cowles经济学研究委员会）。战后，Cowles名下的芝大教授包括Kenneth Arrow和Tjalling Koopmans在内的九位未来诺贝尔奖得主。 Cowles委员会提倡的一种经济学，比主导当时经济学界的理论派更「科学」，但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中央集权（statist），与自由经济有别。
但自1944年起，Knight和弟子与Cowles委员会派陷入恶斗。争持得最激烈的是研究方法，斗争持续将近十年，引起了大量的怨怼，直到1953年Cowles委员会迁往耶鲁大学。
Robert Maynard Hutchins先于1929-45年担任芝大校长，继于1945-51年担任校监（chancellor）。他对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提供大量科研经费所带来的影响，深感困扰。他特意物色反集权的思想家加入芝大，经过一番努力，法律学院请来Aaron Director，经济系礼聘佛利民，商学院征得Allen Wallis加盟，「社会思想委员会」则收纳了Hayek（因经济系拒绝聘用他）。
二战头两年，Hutchins反对美国参战。但日本突袭珍珠港后，他转而向政府提供芝大的资源，百万美元计的政府合约涌到；发明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只是其中一项战时芝大为政府进行的研究。及至二战后期的1944年，Hutchins再次呼吁和平，原子弹的问题令他的呼吁显得格外迫切。战后，他加入「构建世界宪法委员会」（Committee to Frame a World Constitution），推动世界政府的理想。
Hutchins在任内捍卫学术自由，坚守原则不肯妥协。 1935年，经营药房连锁的巨富Charles Walgreen控告芝大鼓吹共产主义，他的姪女遭到洗脑。 Hutchins力撑教员有权选择教材，反驳称共产主义不会经得起公众的审议。 Hutchins与Walgreen不打不相识，其后反过来说服后者资助一系列民主讲座。 1949年，芝大再见红帽子官司，被指教唆和助长共产主义，Hutchins仍然拒绝低头。他扳着脸说：我毋须告诉你，公众怎样看待大学，你和我都知道，公众错了。
善用方法 提升地位
拜Hutchins孕育的学术环境之赐，芝大重视独立思考，不畏政治强权。这对一些杰出的学者具有极大吸引力，间接造就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勃兴。
经济系的重建给二战拖慢。战后，Viner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系内的制度学派实力更因为Millis在1940年退休和Leland在1946年转到西北大学而大大削弱。
芝加哥观点得以发扬光大、主导经济学思潮，关键在于经济系一举网罗了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佛利民接过了经济系思想领袖的棒子，他能言善辩、论据有力，奠定了经济系其后至少二十五年的调子和公众形象。芝加哥学派在上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骄人成绩，首先是善用科学方法，提升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同时以论据强化了政治保守主义。
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TW Schultz和他的学生D Gale Johnson为重建芝大经济系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Schultz本来在农业州份的Iowa州立大学任教，就撤销政府对农产价格的支持到国会作证开罪了农民，遭校方辞退，在1943年转投芝大，加入时带来了学生D Gale Johnson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导师）。其后的三十多年，师徒两人先后担任系主任。经济系大旺，网罗了许多有才华的师生，其中诺贝尔奖和经济学Clark勋章得主的人数，至今仍远远超越其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同一时期正是佛利民治学生涯的高峰。佛利民后来结合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推动美国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论辩（他最著名的建议包括：负入息税、用公帑学费券资助私校来代替公立学校、将社会安全也就是退休保障由强制变成自愿、撤销医生注册制度、用募兵也就是自愿入伍代替征兵）。
所有这些改革都涉及充分利用价格制度、用私营生产代替公营生产、用自愿—经济诱因—私营协作或三者的结合来代替靠立法强制推行。佛利民思想的力量最终由芝大校园扩至全球各地，由校园到政府都不乏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