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角力是 一个古老的辩论，和政治学教授William Harrison Riker（1920- 93 ）以至现今香港政治都有关连的议题。
香港的公职选举有三个层次：区议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目前仍在逐步开放中，直到所有层次都做到一人一票。不少论者认为，民主政治难免和必然引发民粹主义。因此，香港历来的积极不干预和有限政府政策，最终必然让路予民粹。
我不敢说这种看法没有道理，但总觉得就逻辑上来说，「民主」与「民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已故英国自由派大师Isaiah Berlin（伯林）认为，民粹式民主必然导致暴政而不是自由；希特拉就是在1930年代德国的民粹式民主气氛中当选的，与希特拉同期的前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亦然。
从近年区议会和立法会参选人的竞选承诺里，市民已经嗅到不容忽视的民粹倾向。五年后的行政长官普选，是否也会洋溢民粹的味道？对于我们这个见称于世、头上什至因而带有一点点褪色光环的有限政府来说，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理想，是否正逐渐由民粹主义（populism）取代？
Riker深具远见，擅长用数学来研究政治。他借助博弈论（game theory）和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论，自创一套政治分析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实证科学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的基础，便于以预测性的测试（ predictive tests），以及借助实验、历史和统计数据来验证。
对Riker来说，民主既是理想（ideal），也是手段（method）。他假设这两者并无二致，但就两者如何做到一致，视乎其侧重面，形成了自由派（liberal）或者说麦迪逊派（Madisonian）和民粹派（populist）或者说卢梭派（Rousseauistic）两种不同的阐释。民主派（democrat）人士都认为，以投票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核心，但民主派内部对投票的行为有不同的阐释。投票的目标是什么？意义在哪里？箇中争议十分尖锐，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上述两大类。
投票作用 管住官员
自由派（liberal）认为，投票的作用是管住官员，「只此而已，再无其他的意义」。美国建国早期，带头高举自由派民主路线的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这样界定「共和国」（republic）的：政府所有的权力直接、间接都来自人民，交由公职人员按照人民的喜好，在有限的任期内和行为良好的期间内代为管理。 「民众票决」（popular vote）是民主的首要条件。
接着的第二个条件是选举和有限的任期。在麦迪逊看来，这两大条件已足以界定自由派民主，此外毋须另加其他条件。他从未提到过民众票决结果的质素问题。麦迪逊认为，政府官员有可能剥夺公民的自由，也可能未起到人民代理人的作用，从而威胁到自由；一旦出现其中一种情况，自由派会用再次选举来补救。选举是唯一要做的事，已足以保障自由，此外毋须增添其他办法。
以自由派角度看，更换官员是唯一可用的工具。自由派担心，政府手握大权，很容易用来对付公民，迫令其支持不得民心但官员认为必须的政策。英国十九世纪的政治学家Acton勋爵「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的名言，就反映了这种恐惧。自由派希望，官员担心下次落选，因而自律检点；选举对官员起到鞭策的作用，从而保障了自由。
麦迪逊所担心的另一种情形是多数派的暴政，也就是在上次选举中当选的官员有可能奉那次选举的多数派之命，迫害少数派。麦迪逊希望，由于谁是多数派由选举决定，而在不同的时间选举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成为多数派的一方，可以将上次奉多数派之命打压他们的官员逐出政府，从而将来自多数派的压迫减到最少。他因此强调选民多元的重要性。
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社会上的一些特殊利益团体根深蒂固，往往主导着公共决策的过程。近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反映了对特殊利益团体操控下，施行暴政的恐惧。这方面的恐惧在麦迪逊时代还不太受关注，但现已成为政治学和自由主义重要的一环。
两大「自由」 分歧明显
但对民粹派来说，「自由」体现于公民参与制订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成果。这个概念源自法国哲学家Jean Jacques Rousseau（卢梭）。社会契约建立了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机构，也就是著名的「人民意志」（general will），具体来说，也就是所有加入社会这个大机构人士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也就是社会大机构所有成员客观上正确（objectively correct）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
要确定什么是「人民意志」，首先是咨询公民，然后点算数量。如果每个公民都深思熟虑，作抉择时又只跟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personal）或私自（private）的利益，这项点算也就是准确的。因此，把全社会每一个具体的人有关共同利益的票数加在一起，也就是主权的意志。我们可以把主权看作一个无形的，以众人意志人工构建的最高权力代表，又或者说「人民意志」的载体（embodiment）。个人自由则表现为最高权力内各成员对上述程序的参与。卢梭说，自由也就是服从「我们自订、为自己而设」的法律。
但自由派认为，「自由」是由透过投票去约束官员行为而产生的，故毋须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当作自由的载体，珍而重之。对自由派来说，法律只是立法者或者法官的命令，公民须要接受（accept），只此而已。但对民粹派来说，公民参与制订法规是产生自由必要的过程，必须尊重由此订定的法规，视之为正确（right）和正当（proper）。法规既然是自由载体，只要稍欠尊崇，我们就可能失却自由。故对民粹派来说，法律高于一切，岂止珍贵而已。
这两大自由观的分歧显而易见。伯林（Isaiah Berlin）名之为积极（positive）和消极（negative）的自由。后者指个人活动不受外力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前者则是把每个人看作自己的导师，为了公共的利益，自我作主，道德为本，行为正直。
在伯林看来，所谓的「人民意志」在现实中往往被移花接木，变成某些社会目标，迫使个人跟从。举个例，许多社会以「平等」作为公共目标。在这个至高层次目标的名义下，政府强行侵占私产、强迫分配收入和财富不但于理有据，而且看上去很有必要，否则何以体现人民的意志。伯林根据一个重要的实例得出这个结论：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康德对个人道德责任的看法改头换面，用来支持可怕的独裁。伯林认为，积极的自由最初看似无伤大雅，其实是暴政的根源。
优先次序 各人不同
民粹派对投票的阐释其实借用了积极自由的出发点，与自由派崇尚的消极自由基本上是相反的。民粹派认为，多数票的意见必定正确，故必须尊重，因为人民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自由。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民主纯粹是多数人的统治，但从民粹派的观点来看，这基本上是一种误解。他们对投票的看法不仅仅是多数人的统治而已，因为投票是对「人民意志」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的阐释，于道德上肯定正确。因此，必然地具压迫性。但在自由派的阐释里没有这样神奇的身份和角色。投票的结果只是一项决定，因而不带有特殊的道德正确性。
举个例，要求为爱生育（pro-birth，也就是反堕胎）和反同性恋立法的政治团体就与民粹主义的投票理念有密切的关系。同理，我一直相信，司徒华当年反对同性恋和愿意立法规管个人的性取向，确定了他属于民粹阵营，而不是自由派。
上世纪，就自由派对压迫的恐惧，民粹派不时嗤之以鼻，视为不合时宜（anachronism）。既然有了公众的参与，民主政府就必然代表人民的意志，怎么可能反过来压迫人民？
但Riker觉得没有这样简单。以他看，民粹派对投票的阐释不可能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 1951年提出的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论，而只有自由派的阐释说得通。
举个例说明，假设A、B、C三个人各有X、Y、Z三种选择。各人的偏好如下：
A君：X ＞ Y, Y ＞ Z, 及X ＞ Z；亦即X ＞Y ＞ Z
B君：Y ＞ Z, Z ＞X, 及Y＞ X；亦即Y ＞ Z ＞X
C君：Z ＞ X, X ＞ Y, 及Z ＞ Y；亦即Z ＞ X ＞ Y
请这三人就喜好投票，而以简单多数取决，结果发现，在X与Y之间，有两个人同意X > Y。而在Y和Z之间，有两个人同意Y > Z。最后，在Z和X之间，同样有两人同意Z > X。因此，三个人的喜好加起来会出现矛盾的结果X > Y > Z > X。这在学术上称为循环偏好（cycling of preferences）。换言之，虽然每个人的喜好都优先次序一致分明，但整个社区不可能得出一致的优先次序。
人民意志 难以界定
六十年前面世的这个社会选择论成果，也就是著名的Arrow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用常话来说，Arrow以数学方法证明，我们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喜好来确定整个社会的喜好。 Riker认为这对民粹的投票观是致命一击，因为人民的意志在现实中不可能既有清晰的界定，而又优先次序首尾一致。在Riker看来，它更重要地说出了政治是艺术─ 在不可能中创造奇迹的艺术。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最后选择X、Y还是Z，很视乎最初用其中哪两种可能性让人民挑选。例如，想确保社会选择Z，第一次付诸「公投」时，只能让人民在X和Y里选，确保Y被淘汰。然后再让人民在X和Z里选，确保Z的胜利。这说明，操纵与政治分不开，而议题设定（agenda setting）也就是预先设定讨论哪些议题而不讨论另一些议题，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民粹式民主之所以不可能，理由一如上述：从个人的选择不可能得出首尾一致的群体选择。假装有「人民意志」这回事，不仅是误导，更会错信在操纵下得出的政治结果是重大的成就，因为代表了道德崇高、正义凛然的价值观。这只会最终导致全面的政治压迫。
自由派对投票的阐释相对较好。由此所得的法例和政府政策只代表公众的抉择，不据有道德高地。这让我们得以不时换掉坏官，体现民主政治的生活；明白政府的决策不可能永远正确，承认现实的缺陷；避免过份追求远大的宏图。对于那些热心捍卫自由、担心政府决策失灵和担忧煽动者的腐败影响，这里不妨重申：政府必须坚持有限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