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报偏低 强积金有待改进

自2000年实施以来，强制性公积金（简称「强积金」、MPF）每年平均回报5.1%，扣除同期内的年均通胀，存户每年实收4.7%。表现强差人意。公众也很清楚，及早改善有关安排，让存户自行转移强积金，可望改善他们的退休收益；其中储蓄较少、因而最须要获得保障的存户，尤其仰赖强积金能有较佳的表现。

当计划改善后，也可减轻民粹的诉求，避免改用社会性的退休福利。社会性计划通常渗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色彩，把金钱由富人转移给穷人，或者由年轻的世代转移给年长的世代。这必然受制于民粹政治，有损劳动和储蓄的诱因，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以致最终无法偿付；随着人口迅速老化，财政将难以维持健全。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1-90年在任）于1889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开创全球第一个社会安全制度，但他并非真的想为全民设立社会安全网，而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他出身贵族，拥护帝制，崇尚普鲁士民族主义，但拒绝改革宪政，也不欲与教会、社会主义者，甚至国王分权，于是以社保化解国民对他的怨气。现代的即收即付（pay-as-you-go）制度都师承自俾斯麦；1930年代大萧条后，获不少国家采用，尤以民粹国家为然，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社保里加入再分配的色彩。

新加坡CPF不足为法

一如所料，主要因为制订政策时受到政治左右，这些计划最终基本上都无法偿付；经济固然受害，子孙后代更须肩负庞大的公共债务。环顾全球，政客无不高呼改革社保，但讲远多过做。

纯私营计划基本上是个人的退休账户，不带再分配的色彩，例如香港的强积金。在社会性计划里，新加坡于1955年开设的中央公积金（CPF）却属异数。新加坡不按世代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主要是管理个人的储蓄，因而得以维持偿付，只不过回报同样差劲。众所周知，新加坡是小规模的开放型经济，难以承担带有再分配性的社会计划，以及难以承受经济下跌的风险；新加坡得免落入社会计划的窠臼，原因是打从开国起，政府就不属民粹性。

新加坡的CPF由三种账户组成：普通账户、医疗储蓄（medisave）账户和特别退休福利账户，后两种账户保证每年有4%的回报。 1980-2009年期间，当地年平均通胀2.1%；换言之，过去这三十年扣除通胀后，公积金每年实收1.9%。就2000-2009年这最近的十年来说，扣除年均通胀1.5%，每年实收2.5%。至于CPF的普通账户，每年只保证2.5%的回报，较另外两种账户为低，扣除通胀后的实收几乎可以不计。

比较新加坡的CPF和香港的MPF，发现两者的表现几无不同，香港5.1%的名义回报虽然高过新加坡的4%，但通胀也较高，抵消了两者之间本来不大的差别；新加坡过去这五十五年表现之差，显然不足为法。

退休基金回报差是一个切身的问题。 1994年9月，港督彭定康要设立即收即付的社保，本港有七十八位经济学者联署反对，并建议成立私营的MPF，认为投资表现会好得多。

智利制度反弹力强

全球第一个私营退休福利计划见于1980年的智利。当时的总统是皮诺切特（Pinochet），这方面主事人的是劳工社会安全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当时以4%的实际回报率来游说国民接受这个制度。

智利雇主一如香港，也要为雇员的退休账户供款；与香港不同的是，由雇员独自决定资金的转移。智利有五级储蓄基金可供选择，按账户内固定回报与非固定回报资产不同的比重，以A到E表示。 A级基金风险最高，证券（equities）占资产的比重可达80%；最保守的E级则只买定息的债券；其他三级介乎这两者之间。

智利制度营运头二十五年，扣除通胀后年均实收10%，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六至七倍。试想想，即使只拿最低工资的智利人也有10%的年均回报，而且按二十五年复式计算。智利制度在过去这十年的表现也不差，期间两年，资本主义世界备受金融海啸之苦。但于2000-09年期间，智利即使最保守的E级基金，年均实际回报也有4%，最高风险的A级基金更有9%。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智利的退休资产大贬值，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回报惨不忍睹：

A级基金：-40%

B级基金：-30%

C级基金：-19%

D级基金：-10%

E级基金：-1%

翌年即收复失地：

A级基金：+43%

B级基金：+33%

C级基金：+23%

D级基金：+15%

E级基金：+8%

以上数据是智利所有退休基金公司的平均值。拜竞争之赐，到2009年年底，即使表现最差的公司也收复了大部分初期的失地。私营基金证实是智利一般存户的福音。说到底，关键不在于一两年内的得失，而在于较为长期的平均回报。智利在这方面值得自豪。

港式规管窒碍竞争

香港强积金的回报与智利对比悬殊，显然是制度上的纰漏。香港的基金经理和委任他们的伯乐照理与智利的同样能干，单以「无能」两字，难以解释两者为何在长时间内表现悬殊、且持续不变；恐怕只能说，我们所设置的规管严重窒碍竞争。

香港的基金公司缺乏有效竞争的一个迹象，是每年收取的管理费可达1.8%，对强积金来说无疑太高。

由雇主而非雇员选择基金经理的做法严重窒碍竞争，相等于确保这个行业，包括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愁客源，只要雇主肯留用，基金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无妨，这大大妨碍了竞争。

此外，存户想将资金由一个基金转移到另一个，费用也是不菲。港人转工作频繁，往往同时持有多个前雇主选用的强积金账户，每个账户都只有小量资金，难以紧贴投资表现而采取行动。

只要存户无从选择基金经理人，而代替雇员选择的雇主对投资表现漠不关心，那样，负责管理资金的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不愁饭碗，存户的回报差劲也就在所难免。

要使基金公司有足够的竞争，雇员的资金必须便于转移，智利的先例说明，这可以改善回报。

让资金便携的同时，对强积金的管理也应大力简化，以便存户将四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专注于一个账户，既获得强积金局监管的保障，又享有规模经济的效益。

尽快改善强积金缺点

有说因为雇主也按雇员的薪金供款5%，因此不应该让雇员随意转移强积金。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以为雇主和雇员的供款应该有所区分，这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经济系新生都知道，当有竞争的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雇主的供款必然也来自雇员的薪酬。强积金开始营运头一两年，或要围绕均衡点有所调整，但十年后调整应已完成。

也有人认为，为了抵消对雇员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不利的影响，至少雇主供款的部分应该由雇主选用基金经理。但这个要求肯定可以用简单的修正来达成。何况，雇主借供款来抵消对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的影响不但无必要，甚至可以说不应该。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便扯得太远。

特区政府宜鼓励强积金尽早改辕易辙，为全港存户改善回报，尤其是那些储蓄有限、特别仰赖基金回报以安享晚年的人。私营的强积金较公积金可取，但不乏可改进之处，有关的改革不应受制于银行、保险业和雇主。这关乎七百万市民日后的保障，特别是弱势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