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典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面世后，经济学正式分为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两大领域；竞争达致供需均衡的市场论失势，被指不足以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石。
在凯恩斯派主导下，宏观经济学不再从价格调整论出发，而是反过来假设市场并不会趋于均衡，价格也从而失却平衡供求的关键作用。一时间，欧美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建构宏观模式时，改为假设不论供还是求过剩，价格都不会自动调整。
但微观经济学仍然主要从市场论出发，认为价格会调整达致供求均衡，也就是假设微观市场仍趋于均衡。宏观论和微观论的这项矛盾，由1940年代到1960年代约有三十年的时间，令经济学界犹如陷于「精神分裂」状态。
长久理念 面对挑战
价格会调整令供求达致均衡的概念，可以上溯到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经济学以至Alfred 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均衡论是经济学一百五十多年的智慧结晶。 《一般理论》一出即打破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念，凯恩斯派自然大为兴奋。
宏观经济学自此改从市场无法自行调节的假设出发。 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所造成的广泛失业被视为箇中明证。这个假设后来更用来研究微观市场，以审视竞争行为实际上是否并不完全、不足甚至失灵。其中最著名的是剑桥大学教授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论和哈佛大学教授Edward Chamberlain的垄断性竞争论。
对芝加哥学派的鼻祖Frank Knight和他的弟子来说，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三大挑战。其一是价格若无法令市场达致均衡，也就是说市场论对经济运作的理解有所不足甚至有误。说白了，市场论根本就是错的。其二是市场若不能自行调节，则政府大力干预经济，不但有理而且有必要，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的基石最终难保。其三乃经济学一分为二后，微观与宏观各持一套理论，彼此存在分歧，不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原则。
芝加哥学派就凯恩斯派对经济学的诠释作出三项回应。第一项回应是，凯恩斯派把市场论变成一种错误的实证（positive）理论。第二项回应是规范性的（normative），也就是反对凯恩斯派主张政府干预。第一代的凯恩斯派尤其倾向中央集权。二战后初期，有些成员甚至醉心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第三项回应是针对方法论，认为经济学要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只应有一套理论。价格到底是可以自行调节还是不可以，应只有一个答案，而不是时可时不可，随情况改变。本文主要涉及方法论的问题。
判断「假说」 须经验证
芝加哥学派有关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详见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53年的宏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佛利民认为，实证经济学是一套有系统的知识，所讲的是「怎么回事」（「what is」），而有规范的科学是探讨「应该如何」的准则（「what ought to be」）。两者截然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佛利民认同哲学家Karl Popper界定「科学」的看法。实证科学最终的目的是建构一套「理论」或者「假说」（hypothesis），足以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一般来说，这种理论集合了两种成分，一是「语言」，方便我们有系统和有条理地推论、阐述；二是一套具实质内容（substantive）的假说，可以从复杂的现实中抽提出相关的特质。
理论作为一种语言，本身并无实质，而只是一套同义反覆（tautology）的规则、一种处理实证材料以方便也解问题的档案系统（filing system）。由于数学作为一种语言，简洁准确、逻辑分明，科学上常用数学模式来处理数据资料。
另一方面，理论所装载的是有实质的假说，应以其预测待解释现象的准确度来衡量。惟有事实可判断一种理论是对是错；说得准确些，应否暂时列为可「接受」，视之为有效，还是说就此「否定」。判断一种假说是否有效，唯一恰当的测试是用其预测与经验作比较。预测与经验若有矛盾（更常见的是较另一种假说的预测发现更多的矛盾）则否定之，否则接纳之；若经过多次测试都没有矛盾，则可视作可信性甚高。
单靠事实永不可能「证明」某种假说，而只能说无法否定之。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形容某种假说获经验「证实」，其实并非百分百准确的描述。
佛利民据此认为，判断实证经济学的某种假说（hypothesis）是否「正确」，必须看其预测是否经得起验证，而不是有关的假设（assumption）是否「有可能成立」（plausible） 。他事实上是说，「假设」无关痛痒，预测方见真章。
「理性」定义 分歧颇大
这种主张十分重要。市场自会平衡供求的概念，乃基于个人和公司透过竞争，自会调节市场的假说。当求过于供抬高价格时，理性的公司会被促使增加供应。反之当供过于求压低价格时，理性的公司会受促使减少供应。竞争背后的动力自然是公司求取最大利润而个人寻求最大效用（utility）的假设。
但如何解释「理性」（rational），经济学界一度有很大的分歧。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包括过时的心理学观念、高速计算、享乐主义，以及另一些不太实际的行为等。凯恩斯经济学实际上是假设人类行为并非常属理性，进而假定人类带有「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和「动物冲劲」（animal spirits）。批评人士以往惯性地嘲讽经济理论「以理性追求最大化」的假设。他们从整体上否定经济理论，而在具体上否定竞争达致均衡论，认为其有缺陷甚至根本有错。至今仍有什多这类批评。
让我以枝叶在树上的分布为例，看能否说明问题。为了让叶子有最多的光照，促进光合作用，生物学者会为树构建数学模式；树要生长得好，枝叶就要以这种数学方式生长，电脑会得出一个最佳的枝叶排布，然后与真树作比较。
这种生物学模式最终获证实还是否定，视乎其预测有多接近事实。这种模式经过调整，还可以发展出两个版本，分别用来预测南北半球的树木，与一南一北的事实相验证。在现实中，真的树木没有「思想」，却能解决数学模式里的最多光照问题。
另一方面，相信没有人会挑剔说，生物学者竟然用这种假设来构建模式。模式若真能预测树木的枝叶分布，我们会视为有关树木「行为」的良好科学模式，不介意生物学者就树木的行为作出这种「不可思议」（implausible）的假设。
就经济活动而言，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事实必然有限，但可以作出无限的假设。若有一种假设符合已知的证据，则也必然存在着无数同样符合这些证据的假设，而在与证据相符的众多假设中采用哪一个，也就具有随意的成分了。虽然一般认为，一种假设会否获得采用，「简单」与「成效」是两大考量，可见，居间难有完全客观的标准可言。
即使是真正有份量的假说，对现实世界的一些「假设」也可能极不准确。而且一般来说，一种理论愈有份量，背后的假设愈不实际。理由很简单。一种假说若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大量事实，无疑是有价值的。说得具体些，现实纵使极其复杂，但这种假设能抽丝剥茧，为有待解释的现象得出关键的共同要素，进而有效地作出预测。因此，一种假说（hypothesis）要称得上有价值，内含的假设（assumption）在描述上必须为伪（descriptively false）。这种假说用来处理有待解释的现象既有成效，也就毋须再考虑和解释周围其他的现象和情况，因为后者是无关痛痒的。
芝加哥学派采用以理性最大化行为（rational maximizing behavior）的假设来支持其市场论，认为这种假设能够相当可靠和「富有成效」地预测广泛的经济现象，而且本身很「简单」。
对于芝加哥学派所论「市场有竞争时为何会自行调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学者Armen Alchian从另一个假设出发，提出了「生存者原则」（survivor principle）。这有两个版本。较弱的一个认为，不论做任何工作，只要有竞争，就可以找到成本最低的办法。故长远来说，最终存活的是成本最低的办法。较强的版本则认为，不论何时，获得采用的办法，其预期成本最「接近」现实中可及的最低成本法。 Alchian的假设被采纳为芝加哥派「市场自行调节」论的一部分。
香港市场 未见歧视
「生存者原则」有许多不同的应用。例如，市场有竞争的话，私人公司的经营若带有歧视性，也就难以赚取最大的利润，因为无论歧视是出于性别还是种族，都令公司无法留住生产力强的员工。根据生存者原则，这些公司将会因为不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而给市场淘汰。市场竞争性愈强，这类公司也就愈快受淘汰。反过来说，歧视在非竞争性的市场中较容易生存。这两种预测都可以透过实证来检验。
我在1976年曾就香港单身男女的时薪差距做过估计（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工龄维持不变），以间接测试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问题，发现这项差距在统计上微不足道。但美国的类似估计往往发现，单身男性的工资高于单身女性，而且差距不小，统计上不能忽略。
这说明1976年香港不太可能存在性别歧视。香港当时不像美国，并未为此立法。那么，性别歧视为何反而比已立法的美国来得轻呢？一个言之成理的猜测是，香港的劳动市场竞争性较强。因此，每逢有人说香港市场存有歧视时，我都会存疑。
不论是基于求取效益最大化的行为还是生存者原则，芝加哥学派都假设市场在竞争下会达致均衡。因此，供求自会均衡，市场自会调节。在验证的过程中，万一发现与市场自行调节的预测有异甚至有违，则持有高度的怀疑，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假设。努力重建模式或扩展理论，务求协调实证与理论，更能解释此前未能解释的行为，。芝加哥学派认为理论创新应是「保存典范」（paradigm preserving）或者「延伸典范」（paradigm extending），而非「动摇典范」（paradigm shattering）。
再建理论 化解矛盾
凯恩斯派经济学则属于「动摇典范」的事件。由于这个原因，芝加哥学派认为有必要首先在方法论上应战。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首要是再建一个单一的理论，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终止两者的矛盾，同时也扩大实证经济学的预测能力。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友人对我说，经济学无法解释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你看公众恐慌莫名、失却理性，理性行为的假设不可能正确；或许正常情况下是正确的，这次则不然，现在人人都疯了，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这样说，给我寄来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理性市场的神话》）这类著作以为明证。很多友人大概很想说你错了，芝加哥学派也错了。
佛利民的方法论会怎样说？对于一门预测科学，任何一种假设也不要紧。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而言，它的失败，是没有预测到这样重要的大事。显然经济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是经济学专业一次重大的失败，也是芝加哥学派必须共同承担的科学失败。但科学从来不是宗教或真理，只是尚未给推翻的理论和假说。
人类理性又浪漫
芝加哥学派虽然假设人类行为是理性的，但并非假设人只有理性的一面。学派鼻祖Frank Knight在1944年对人类行为就有相当复杂而细致的看法：
「人是理性动物」这种有趣的陈述是毋须证明的。 ……同理，人也是一个瞎摸的笨蛋、蠢材，又是可怜的罪人，实在不值得救赎；（人类）互相违背的性格数之不尽，而且所有说法都可说是真确的，只不过程度不同、阐释有别。
但同理，任何一条这类陈述又都可说是错的，又或者说单独来看，显得夸大和过分简化。人当然是浪漫的动物。
据一般的界定，他也许较少偏向于是homo sapien（智人），也就是知者，而更多偏向于是homo mendax（撒谎者），也就是大话精、骗子、伪善者、做骚者、装腔者、作势者。
其他动物对……，真理有兴趣；惟独人类当关乎世界，尤其是关乎个人时，宁要虚构不要事实。他以衣冠蔽体，但在语言和表露的行为上，处处隐藏和曲解本身的智能、感情和道德本性，令其楚楚衣冠显得无关痛痒。
这不能说都是坏事。就以人聪明、良好的一面来说，他之所以获得这种「性格」，主要是靠装作比自己本来的要好，直至部分这种假装习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