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曇花一現的「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一度以「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作為抗爭號召,口號反映的關注在於最高收入的 1% 佔整體收入比重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有增無減,構成了社會上產生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分裂,而貧富鴻溝又難以踰越的誤解。

 

正如上周所述,這無疑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嚴重曲解的結果。基於高度全球化、電子化、網絡化,而財經又高度共融的大前提,在不同領域獨領風騷的超級巨星收入遠勝於昔,直如天文數字,在很大程度上最高收入1% 持續上升的謎底正在於此。我亦在文中指出,英語世界人口是在全球各地中最能從這新環境受惠的一群,但佔收入高位者時有更替,最高收入排名榜上的流動性極高,短期內進進出出的現象頻仍。

 

然而,頂層少數的收入颷升並非七十年代以後收入漸趨不均的唯一原因,另一因素在於最高收入的兩成小眾財富日增,相對之下,其餘八成大眾出現經濟條件轉差的情況;社會上收入分配的兩端愈拉愈闊,甚至呈現兩極化迹象,難免產生另一疑團:為何八成大眾經濟條件每況愈下,收入最高的兩成小眾則日趨富裕?事實上,八成大眾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實質增長。

 

結構萎縮 家計受壓

 

收入不均日益加劇,而八成大眾收入增長緩慢,乃因兩種可能互為影響的趨勢,一種關乎個人收入,另一與家庭收入有關,前者主要屬於經濟性質,後者則屬社經現象。

 

實證顯示家庭規模一直有縮小趨勢,造成兩大後果:首先,個人收入不均雖日益加劇,但未及家庭收入不均的程度;其次,家庭收入增長較個人收入增長為慢。家庭收入中位數持續增長緩慢,甚至有時出現負增長,這是小家庭為數日多,拉低了收入中位數;同一道理,低收入家庭隨家庭規模漸縮而比例日增,引致家庭收入不均現象惡化。

 

從經濟角度而言,小家庭數目漸多乃屬可喜現象,舉例來說,為人子女者即使尚未成家立室,但已具備足夠經濟條件自立門戶,很大程度上可算是社會繁榮的效應,因此家庭收入不均程度微升,卻可視作經濟喜訊。

 

另一方面,家庭規模縮小亦由於離婚率趨升,此一現象在窮等人家中較為普遍,令家庭收入不均的情況惡化;離婚趨勢對窮家子女向上流動產生較長遠的負面影響,除了直接破壞家庭生活,也會間接地引起社區效應衝擊。成長於離婚率偏高的社區者,日後發展看來不及成長於離婚率較低社區的一群。家庭收入不均與貧窮日增的問題錯綜複雜,與互為影響的社經趨勢關係不可分割。

 

教育發展 生計攸關

 

為何個人收入不均也見日增?這一趨勢背後的經濟因素已有詳盡的研究。早於1992 年,哈佛大學 Lawrence Katz 教授與芝加哥大學 Kevin Murphy 教授已發現,有關趨勢背後原因在於側重技術的科技發展帶動技術勞工需求日增,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收入差距日益擴闊;兩位教授將當時的非技術勞工界定為中學畢業生,技術勞工則界定為大學畢業生。

 

這項研究對了解個人收入不均的惡化趨勢至關重要,Murphy 教授更因而獲頒 John Bates Clark 獎章,並獲辭世未幾的199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加教授(Gary Becker)稱為畢生最得意門生。哈佛大學 Claudia Goldin 教授與 Katz 教授循 Murphy 教授的研究方向,攜手就美國歷來個人收入不均現象作全面鑽研,於2008 年發表有關分析。

 

他們研究上世紀美國工資結構的演變過程,結果顯示工資結構從 1910 年至 1950 年逐漸收窄,1950 及 1960 年代轉趨穩定,隨後又於1980 年代迅速拉闊,八十年代末開始更呈「兩極化」趨勢。自1980 年起出現的工資不均惡化迹象,可歸因於與教育相關的工資差距擴濶,對比較早年代工資不均現象減弱源自教育相關工資差距收窄,實屬同一道理。

 

此外, Goldin與 Katz 發現,近百年來在技術為重的科技發展帶動下,對技術勞工的需求迅速增長,技術勞工供應卻一直欠缺均衡增長。以1910 年至 1950 年間為例,大專教育學額的擴充步伐就超越對技術勞工的需求。不過,自1980 年代起,大專教育未能及時擴充,技術勞工持續供不應求。隨後在美國出生人口的學歷停滯不前,形成與教育相關的工資差距擴闊。美國高技術勞工短缺,令大專畢業生身價上漲,而個人收入不均現象則轉向惡化。職場中待遇兩極化趨勢日益明顯,中等入息階層萎縮。

 

Goldin、Katz、Murphy 三位關於美國的研究結果,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同樣出現。 Castelló-Climent 與Doménech 兩位於2014 年共同發表的報告顯示,在1950 年至 2010 年間 144 個國家及地區中,雖然教育不均的現象均有顯著改善,但收入不均的情況卻並非如此,他們認為以下兩種效應是其成因。

 

首先,接受教育的回報率與教育水平掛鈎,大專教育的回報率較中小學為高;其次,全球化及側重技術的科技發展,引致與教育程度相關的工資差距日漸拉闊。全球化對不少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作用尤甚於對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工市場所受到的影響,實與發達國家受到側重技術的科技發展影響異曲同工。

 

高薪一族的工資續見增長,並主導教育程度改善效應以及收入底層一群的工資。有關發現印證了教育程度低源於教育政策不濟,這發現或可有助改善教育,提升教育水平,卻不一定提升勞工技術。這現象在很多國家都可見到,並非表示教育政策未能紓解貧窮、提升工資及生活水平,但教育政策確實未能抵消偏重技術的科技發展及全球化對收入不均產生的效應。

 

教育盲點 禍延經濟

 

全球各地仍有很多決策者抱殘守缺,認定不應栽培太多大學畢業生,以免他們日後因失業或未能覓得高薪厚職而成為社會及政治動蕩不安的禍根。這種心態實源於上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當時發展中國家政府紛紛實施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政策,而工業政策則以挑選成功者 (picking winners) 為指導思想。各種經濟領域均處處設入場障礙,市場力量也得向政府政策讓路,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不多,又集中於政府認許的少數資本密集及基建行業。面對如此環境,決策者認為大學畢業生不應過多,以免技術勞工未能充分就業的想法雖屬不幸,但尚可理解。

 

不過,時移世易,及至八十年代全球化席捲全球,各地市場隨之對跨境經濟活動中門大開,不少昔日閉關自守的經濟體亦紛紛對外開放,務求在國際貿易及外來投資中分一杯羮。技術勞工到處吃香,更因供不應求而令工資水漲船高。發達國家逐漸將生產線外判至發展中國家,釀成本土技術與非技術勞工錯配的情況變本加厲,不論發達國或窮國均出現個人收入不均現象。以往高學歷人才供過於求之憂,迅即變成各地教育投資不足之累。

 

全球化的反對者、批評者將收入不均現象歸咎於全球化趨勢,其實未能理解這其實並非必然結果。全球化與側重技術的科技發展,若能同時以足夠的教育投資加以配合,就不會出現收入不均日趨加劇現象。教育政策未能隨機應變,才是問題核心所在。如何改善教育以增加生產力,幫助貧者與弱勢社群於社會台階向上攀升,實在是現今社會的一大挑戰。

 

技術短缺 失策之過

 

技術勞工供不應求情況日益加劇,又會有何後果?急需聘請技術勞工的僱主一直抱怨高薪招攬人才導致盈利大為削弱,各行各業須有足夠財力,才可在保住高增值之餘,又能以高薪求才,而中產階層為之萎縮。

 

反觀低增值行業的僱主卻能通過聘請非技術員工,得以繼續生存,非技術勞工供應充裕,職場的激烈競爭又令工資處於低水平。種種實證表明,穩定性較低、屬兼職性質而又缺乏員工福利的低薪職位,正有日趨增加之勢。此外,全職收入中位數未見顯著增長的現象已持續多年以至數十年,難怪非技術勞工亦嘆一職能求。若技術勞工一直供不應求,各行各業更難望開發必需高技術專才的業務。

 

放眼香港,零售業是本地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甚少聘請高技術人才,創新的飲食業獨領風騷,不但大小食肆屢獲米芝蓮殊榮,在競爭中突圍而出而能在聯交所掛牌的飲食集團亦不計其數。我個人尤其欣賞本地經營有道的火鍋店,以侍應助理取代侍應的節流方式取得可觀盈利,同時令本來缺乏獲聘條件者亦能得享就業機會。

 

技術勞工供求錯配的現象持續,勞工市場就業機會的兩極化趨勢日益惡化。技術與非技術勞工差距既漸拉闊,尋求中層職位更是難上加難。

 

另一方面,部分行業卻加開待遇優厚兼要求高技術、高學歷的職位空缺,主要集中於金融及科技界以及個別專業界別。究其原因,無非由於高技術員工供不應求,缺乏競爭。

 

幸而新時代的勞工市場形勢並非一成不變。個人終其職業生涯,往往會嚐到貧窮、富足以及未經貧富的滋味。在《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中,作者蘭克(Mark Rank)與赫斯科(Thomas Hirschl)道出25至75歲的美國人中,約有51% 的生活水平會在一生中某階段跌至貧窮線以下(【表】),另有51% 美國人會在一生中某階段得享富足生活。「富足」的定義是貧窮線收入生活水平的十倍。不時在貧窮與富足之間流動,正是新時代勞工市場生態的寫照。貧富流動性高雖然會在經濟上令不少人有欠安全感,但總不會像收入分布數據那般毫無變化─例如皮格提(Thomas Piketty)與薩伊(Emmanuel Saez)兩位法國經濟學家2003年發表的研究結果─令不少人誤以為階級結構亦一成不變。

 

表  美國25歲以上經歷貧富的人口累計百分比

 

 年齡  經歷貧窮的人口比率  經歷富足的人口比率  未經歷貧窮或富足的人口比率
25歲 5.9% 1.9% 92.2%
35歲 19.7% 14.2% 67.2%
45歲 28.2% 26.9% 50.0%
55歲 35.4% 40.2% 35.8%
65歲 42.8% 48.9% 25.9%
75歲 51.1% 51.0% 20.1%

 

【表】中列出美國25歲以上經歷貧窮、富足以及或貧或富的人口累計百分比,從中可見25歲人口中約有6% 嚐到貧窮滋味,隨後比率逐步上升。經歷既然無法消除,嚐到貧窮滋味的比率自然有增無減,年屆75之際,則有51% 的美國成年人至少經歷過一年貧窮,同樣有51% 的成年人至少經歷過一年富足,而兩成的成年人則末曾經歷貧窮或富足的滋味。但要明白,表中所示為一生中至少一嚐貧富滋味的成年人百分比,而非現正面臨貧或富境況的美國成年人比率。

 

對於收入不均現象,有論者認為是市場未能「提供」足夠理想職位之過,也有認為是政府未能為陷於貧困者提供有效社會安全網之過;兩類論者同時認為收入不均是資本市場之過,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總有經濟失敗者。不過,他們都忽略了資本市場必須順應供求條件而作出反應。

 

假使勞動力缺乏足夠技術勞工,各行各業為求善用有限資源,只會提供低薪職位。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政府未有及時制訂教育政策,以滿足近三四十年來市場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奴隸制已成過去,教育難免因「資本市場不完善性」(market imperfections)而受限制,因而必須制訂適當的公共政策。各地政府在這方面責無旁貸,對此缺失自然亦難辭其咎。

 

公共政策還有別的缺失,就是在於未能通過土地及物業供應促進經濟發展,日後將透過討論皮格提教授所著《廿一世紀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詳細探討相關議題,兼論香港的處境。

 

參考文獻:

 

Amparo Castelló-Climent and Rafael Doménech,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Some Facts and Some Puzzles,” BBV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 28, 2014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2003.

 

Mark A Rank and Thomas A Hirschl, “Rags or Riches?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Poverty and Affluence across the Adult American Life Spa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Dec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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